“红学”是什么？“红学”是怎么来的？
“红学”就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人物的研究；对《红楼梦》作者生平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红楼梦》与其它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都可称为红学。 由于爱好者、研究者众多，红学日益成为“显学”，其“热闹”程度大有超过甲骨学、敦煌学之势。
“红学”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说：“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 “红学”一词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在民国初年，松江县有个叫朱子美的文人，不攻《四书》《五经》，喜读小说。自言“平生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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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就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人物的研究；对《红楼梦》作者生平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红楼梦》与其它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都可称为红学。
由于爱好者、研究者众多，红学日益成为“显学”，其“热闹”程度大有超过甲骨学、敦煌学之势。
“红学”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说：“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
“红学”一词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在民国初年，松江县有个叫朱子美的文人，不攻《四书》《五经》，喜读小说。自言“平生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
一天有个朋友来看朱子美，进门见他正埋头读书，便笑着问：“先生现治何经？”他答道：“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
”朋友不解，他说：“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原来“经”的繁体字写作“经”，“经”去掉一横三曲正是个“红”字，这个小故事流传开来，不久“红学”一词就约成定俗，成为研究《红楼梦》这门学问的名称。
光绪年间，北京士大夫阶层就以研究《红楼梦》为“红学”。到了民国初年，“红学”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如蔡元培、王梦阮等学者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系统的研究。五四以后，胡适、俞平伯等用现代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把红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此，人们把五四以前的红学称着“旧红学派”，而把胡适、俞平伯所倡导的红学叫做“新红学派”。
有的学者曾将本世纪的红学分为三个时期，即1921年前的旧红学时期，1921年至1954年的新红学时期和1954年之后的当代红学时期。然而我们却不难发现，新红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红学的终结。
同样，1954年之后，旧、新红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其地位与影响与未可小视，红学似乎呈现出一种"无时序状态"。因此，依照时间顺序将红学划分为若干个时期的作法似乎意义不大。依笔者之见，百年红学之争，实际上是观念之争与方法之争，而观念与方法也正是今后红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观念与方法入手，对百年红学略作剖析，以就正于诸位方家。
20世纪初，新红学的创立者胡适与旧红学索隐派的代表蔡元培之间曾有过一场激烈的论争。当时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索隐派占据红学主导地位的局面却由此打破了。
人们原以为索隐派从此会销声匿迹，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就在新红学不断发展的二三十年代，又出现了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辩证》和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等索隐派的论著。直至八九十年代，有人仍宣称"要理直气壮地维护索隐派"（注：许宝骙：《抉微索隐，共话红楼》，载1981年5月2日《团结报》。
），冯精志则连续出版了三部索隐式作品：《百年宫廷秘史--〈红楼梦〉谜底》(1992)、《大观园之迹》(1993)、《曹雪芹披露的宫廷秘闻》(1995)，还有作者自称是"索隐考证派"的《红楼解梦》（注：霍国玲、霍纪平、霍力君：《红楼解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初版，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增订版。
）等等。
索隐派前后绵延了近一个世纪，尽管上述著作各自的动机、内容、结论不尽一致，但其观念与方法却有着共通之处。在索隐派看来，小说既然是"野史"，那么其中肯定有着历史的影子。何况曹雪芹开卷伊始便明确告诉我们"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
再如《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也的确隐含着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求索出《红楼梦》所隐含、所影射的"本事"或微言大义。他们从历史著作、野史杂记、诗词随笔以及民间传闻中，搜集有关的或似乎有关的资料，与《红楼梦》中的描写相互排比对照，猜测推想，穿凿附会。
尽管难以自圆其说，前后抵牾，甚至漏洞百出，他们却自以为找到了《红楼梦》的真谛。毫无疑问，索隐派的观念与方法是不正确的，但是仅仅给他们加上主观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帽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指明其观念何以有误，其方法何以不妥。
能够从理论上阐明索隐派观念与方法的还应首推蔡元培先生。他在1922年为《石头记索隐》第6版所作的《自序》中，一方面为"索隐"辩护，一方面又反驳了胡适的"自传说"。蔡元培先生认为：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既已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
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之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鄙意甄、贾二字，实因古人有正统伪朝之习见而起，贾雨村举正邪两赋而来之人物，有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吾疑甄宝玉影宏光，贾宝玉影允ｒéｎｇ礽也。
）
蔡元培先生还以《儿女英雄传》和《儒林外史》为例论道："《儿女英雄传》，自言十三妹为“玉“字之分析"，"又以纪献唐影年羹尧，纪与年，唐与尧，虽尚简单，而献与羹则自“犬曰羹献“之文来。
""《儒林外史》之庄绍光既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认为这种作法"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因此，他认为研究《红楼梦》的思想主要应从推求书中人物入手，研究的方法可从三方面去推求：一是"品性相类者"，二是"轶事有征者"，三是"姓名相关者"（注：《石头记索隐》第6版《自序》，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6页。
）。
对于蔡元培先生的这种观念与方法，胡适于同年在《跋〈红楼梦考证〉》中曾给予了批评。胡适认为"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方法的"，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
历史的小说如《三国志》，传奇的小说如《水浒传》，游戏的小说如《西游记》，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来推求书中人物的"。又引用了顾颉刚先生举出的两个重要理由来说明这一点：（一）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本人的职业。
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
（二）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于是，胡适得出结论说"正因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是同一类的书。
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红楼梦》里的人物，就像用这个方法来推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注：《跋〈红楼梦考证〉》，同注③第137～139页。）。
应当承认，胡适、顾颉刚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却说服不了索隐派以至于索隐派的论著继续出现呢？笔者以为原因有这样几点：首先传统的小说观念根深蒂固。究竟什么是小说，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已不成为问题。
但是在古代，却是一个长期处于模糊状态的概念。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便是将小说视为正史的补充，所谓"羽翼信史"、"补正史之不足"、"稗史亦史"等说法，就是这种观点的简略表述。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认为小说创作必须依据历史，只能作有条件、有限制的虚构，人们阅读小说也必须注重其史鉴功能，因而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专书"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次某些小说的确有暗隐某事、影射某人的情形，如上面所举《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孽海花》等，于是便极易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所有的小说背后都隐含着真实的事件和人物。再次，《红楼梦》真假结合、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更给人们留下了猜测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
作者自称"将真事隐去"，究竟隐去了什么样的"真事"？书中经常写到"判词"、"谜语"、"谶语"，其真实含义又是什么？最后，从索隐派的主观动机来看，或为某政治目的所支使，或为一己之兴趣所左右，或为造成某种轰动效应所故为。
客观原因与主观动机相结合，索隐派的长期存在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们搞清了索隐派存在的原因后，一方面可避免不再走索隐的路子，一方面可对索隐新著的出现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但不为所谓的"新发现"所迷惑，甚至不必花太多的笔墨去与之纠缠。
因为当代的索隐派正希望有人去反驳、去批判，这恰好符合了他们要造成某种"轰动效应"的初衷。
新红学之所以能够将《红楼梦》研究纳入科学规范的道路，为红学的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首先因为新红学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胡适对方法问题有着明确的意识与主张，他曾说道：
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
故这些文章，……都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注：《胡适文存·序例》。）。
40年之后他又说道：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的方法来考证最普遍的小说，叫人知道治学的方法（注：胡适1961年5月6日的谈话，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374页。
）。
胡适将其治学方法归纳为十个字，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曾引起人们的许多非议。科学研究离不开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应当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不应当凭空设想。胡适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归纳出的十个字之后紧接着说道："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
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注：胡适1961年5月6日的谈话，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27页。）联系到《红楼梦》的研究，他说："要解决“《红楼梦》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
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
"（注：胡适1961年5月6日的谈话，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29页。）
胡适在提出这个"平常的假设"时，是依据了不少的材料和事实的，并非向空虚构。如关于曹家任江宁织造的情况，关于曹雪芹与敦诚、敦敏交往的情况，关于脂评本《石头记》的情况等等，他都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
在证明这个假设时，他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对《红楼梦》的版本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新红学的其他代表人物如俞平伯、顾颉刚以及众多的红学家运用考证的方法也都取得了累累的硕果。诚如顾颉刚早在2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
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我希望大家看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注：胡适1961年5月6日的谈话，载《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46页。
）
一种科学方法的运用，便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红学的方向，这的确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考证的方法过去是，将来也依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如果把考证方法引向极端，远离了文学研究的目的，甚至于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那就失去了考证的意义。
或者认为考证是唯一的研究方法，其他文本研究都是无根之谈，恐怕也非确论。有的红学家便宣称，不知道曹雪芹是谁的儿子，不知道脂砚斋是何人，不知道续书为谁所作，就无权研究《红楼梦》，这种说法本身就暴露出了对文学研究目的的模糊认识和狭隘理解。
说到底，作者生平的考证也好，版本的考证也好，都是为文本研究打基础的，是文本研究的前期准备。没有这种基础固然难于对文本作出深入研究，但仅仅停留在此基础上，研究工作不过刚刚起步而已。考证需要有材料，由于种种原因，材料不完善或不具备的情形常常发生，考证工作难以向纵深进展，但绝不应因此就终止文本的研究。
在更多的情况下，基础的考证与文本的研究是同步进行的。那种坚持认为只有将全部问题都考证确实之后，才能进行文本研究的观点，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运用考证方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其"自叙传"的观点却又难以让世人苟同。
为了证明贾府即曹家、贾宝玉即曹雪芹，而作的种种考证，更令人感到有胶柱鼓瑟、牵强附会之嫌。对此，胡适、俞平伯在以后的论著中都有所修正。这就告诉我们，考证应有正确的观念作指导。"自叙传"与"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虽相差仅有一步之遥，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小说观念。
如果一定要证明《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那就必定会陷入自造的泥淖而无法自拔；如果将《红楼梦》视为饱含作者经历与酸辛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那谁又能不举双手赞成呢？就是这样一个观念上的修正，新红学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而其造成的影响，恐怕至今仍未消失。
新红学在方法上的成功与在观念上的失误，都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和记取。
将《红楼梦》视为一部小说并对其进行文学的研究，尽管被某些红学家所不齿甚至于将其排除在红学领域之外，但在百年红学史上，其地位与影响仍不可低估。
与考证方法不同，文学批评方法与时代思潮、与审美意识等观念形态的东西联系更为密切。考证以资料为依据，文学批评则以理论为工具。考证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成为终极真理，文学批评则很难画上一个最终的句号。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文学批评既无必要更无价值。
全面正确地评价百年红学史上的文学批评的是是非非，对于今后红学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