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麽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现在却
中国从秦汉至清初，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可是，从17、18世纪特别是近代以后，中国逐渐地落后于西方，以至于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个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科技发展的文化传统以及传统科技教育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尤其为我们所重视，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对于现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古代方术热、经济政治背景和科技发展内在的制约因素等方面对之加以分析。
影响科技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因素之一是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四个特点：一、相对主义，二、一元主义，三、仁性关怀，四、泛伦理主义。 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全部
中国从秦汉至清初，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可是，从17、18世纪特别是近代以后，中国逐渐地落后于西方，以至于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个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科技发展的文化传统以及传统科技教育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尤其为我们所重视，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对于现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古代方术热、经济政治背景和科技发展内在的制约因素等方面对之加以分析。
影响科技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因素之一是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四个特点：一、相对主义，二、一元主义，三、仁性关怀，四、泛伦理主义。
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譬如，儒家倡导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辩证思维、“齐万物”之相对论，中国佛家特别是华严宗主张依存论、缘起论，等等，他们都否定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
中国人还持“场内观”（盘古、太极、道、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盘古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内在于宇宙的，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等等。
中国人不是从绝对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宇宙，一般来说，古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惊异之情和与天奋斗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与之相反，西方人是持绝对主义、实体主义观点和天人相分的“场外观”––上帝高高在上，缔造和推动着宇宙，把规律“塞给”大自然；人类也是宇宙的外在力量。
由此，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并进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和战胜大自然的观点。
一元主义是指，古代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和思想独尊，主张“身心不二”、“道器合一”、“体用一如”以及“独尊儒术”。
这种一体化的观念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和权力对真理的垄断，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乃至多元主义者––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人与自然相抗，文化思想呈多元化的状态。
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正因为天人分离，所以西方人致力于改造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也正因为推崇思想的多元化，所以人们的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她属于仁性关怀文化，或称仁者文化、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圣君、清官，他们有充分的良知良能，能自觉地为官清正廉明、尽职尽责；人民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来自“上面”的温暖和关怀。
与这种乐观、性善文化相反，西方则是悲观、性恶文化，“材性知能”文化，或称“厄洛斯（小爱神Eros）文化”、“匠人文化”。“材性知能”本是荀子所说，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
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的“魔鬼”、“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
“厄洛斯”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和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中华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泛伦理主义。儒家的文化传统中几乎没有神、上帝的位置，这在一方面促进了古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由于上帝的因素，中世纪曾经发生大的倒退。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又走向了泛伦理主义的反面，我们相信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将天地日月与君臣父子联系起来，将宇宙唯心化、主观化，把科学理论伦理化，从而使得大自然失去了客观的地位，科学也不可能独立地发展。
再加上儒家重道轻器，鄙视“奇技淫巧”，所以可以说，儒家价值观对科学发展主要起着束缚和阻碍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古代，往往儒家衰落，科学技术才会有大的发展。如东汉、南北朝、明末时，才出现了张衡、蔡伦、祖冲之、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等重要人物。
儒家加强控制时或者社会出现大动乱时，科学技术就无法存在、传播，而陷于停滞，或毁于一旦。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也存在着泛伦理主义的缺陷，所谓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只是讲经读经、传播儒家伦理道德的地方。
另外，古代的教育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民间兴起的书院全是关于人文道德的，科技只能流传于民间，而且与特定的匠人、具体的产品密不可分。这些因素都逐渐成为科教发展的巨大障碍。
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对科教的发展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是直觉经验理性，崇尚感性思维以及经验、比喻、暗示式的思考，往往以个人的经验直观外推一切事物，如儒家之格物致知、道家之“神遇”、禅宗之顿悟以及阴阳五行之直观象征等等都是如此。所以，在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观外推可以解释的领域，如对流星、陨石、化石等的解释，中国人论述得很精彩，可是超出这个范围，中国人就无能为力了。
难怪中国古代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农学、化学等方面零星的记录和猜测很多，但终究没有一套称得上科学的完备的理论，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零散的、模模糊糊的。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是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是说不清、道不白的。
清朝学者俞正燮曾读过一本西方人的书，书上说心脏在左，肝脏在右，这与中国人的经验正好相反，于是他说，中西之人的内脏位置不同，所以文化也不同，宗教也不同。这样凭经验直觉判断来下结论，是中国人的典型的思维方式。
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那用不着惊奇，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当然，爱因斯坦过于夸大了我们的成就）。
事实上，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人很少有形而上的冲动（至今仍把“形而上学”当作贬义词），我们对眼前、现实、实用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并且采取鄙视的态度，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
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人不擅长逻辑思维，但推崇简洁无言的思考方式，如中国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哲学经典《论语》、《老子》等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格言警句式的东西组成的。
老子称“道可道，非常道”–––––––“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庄子称“得意而忘言”；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中华民族的这种感性的思考方式，一般来说，是不属于科学与理性的范畴的。
中国人还喜欢采用比喻、暗示即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的方法。如在成语、俗语中它表现得相当普遍（诸如成语“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
以“山”、“马”、“水”比喻“人”，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比喻、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人的思想韵味无穷，但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简单––––––只习惯于人与动植物之间简单的类比！
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喜欢格言、传心、类比的方式而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的严密性。
这些缺陷对科教的发展无疑是巨大的障碍。
从中国古代的方术热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科教落后的必然。
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力主要耗费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道佛特别是儒家经典的钻研上，二是对方术、神秘学的推究上。
方术，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这其中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历代对此研究者趋之若鹜，许多极富才华的知识分子一辈子皓首穷经钻研之。中国方术的内容尽管没有严密的论证，都是一些神异、猜测、附会、感性、经验的东西，但其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堪称是中国的原始科学。
其理论基础有四：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二为五行相生相克；三为阴阳转化；四为原始崇拜。其方法有：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类比象征，使用遁辞等。
中国人从来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人文环境，人间的旦夕祸福迫使人们对命运、未来及各种变数苦思冥想，由此，形成了博大深邃的生存智慧，也就是方术。
人文的东西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握，所以，中国人的学问，无论是《论语》、《老子》，还是谋略、术数，都是含混的。
西方虽然也有“神秘科学”，但不如中国的术数悠久漫长、影响之大。孔夫子就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可见，他就是命运信奉者。
确实，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批方术师，特别是鬼谷子被称作算命术的祖师。唐朝时李虚中开创了生辰算命术，算命的人又尊他为祖师。五代末之徐子平将李虚中的方法进一步加以发展，他测算年、月、日、时“四柱”，每柱天干、地支各一字，共为八字，然后按阴阳五行生克变化推演命运，称为四柱八字算命术或子平术。
其后，四柱八字算命风行天下，学子名士皆“附庸风雅”，清朝时则进一步发展为铁板数、紫微斗数。
相面术起源也很早，到春秋战国时已有许多记载。汉朝时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袁天罡，宋朝时陈抟，明朝时袁珙、袁忠彻等人皆为大家。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独树一帜。风水师将山体分为“五星”，将方位分作五行，使用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得出五行相生的吉式或五行相克的凶式。晋代的郭璞相传著《葬书》，提出葬者乘生气、气藏风得水等学说。
著名的《黄帝宅经》则提出宅性说、命座说、建宅顺序说、时令说、虚实说、宅墓配合说等。象这类中国古代风水理论著作汗牛充栋，后世多有发展变化，日益复杂、精密，象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干支、日辰、方位、阴阳、气脉等无不汇入风水理论之中。
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大到选都小到门窗之位，无不取决于风水。
中国古代的养生术著作也是卷佚浩繁，足见中国人对世俗的热衷，对长寿、饮食的花样翻新。诸如食疗、药疗、炼丹术、养形术、养神术、五禽戏、气功、按摩、推拿、房术等理论和技术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以上方术正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民族性。中国人是象征主义者，我们不擅于逻辑推理、科学思维但擅于类比、比喻，五行学说及其运用即是如此。譬如，四季可以配五行，除春夏秋冬之外，再加上“长夏”即可；方位也可配五行，除东西南北之外，再加上“中”即可。
利用五行生克、阴阳八卦来推演命运，很象代数学，颇能胡弄人。
中国人几千年兴致勃勃地探讨方术，其著作浩如烟海，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浪费。它不仅浪费了许多才子学者的生命，更延误了一个民族对科技的探索，客观上阻碍了近代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对科教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有经济形态。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的天下，或者说是男耕女织、自然经济与家庭手工业并存的农工互补型经济，其生产技术年复一年处于停滞的状态，不需要科教的支持；而且，古代工商资源官营垄断，经济上官商合流，古代技术如炼钢技术、造纸印刷技术等又大多为“大一统技术”，它们虽然很发达，受官方支持，但不可能在民间自由地传播，古代书院也不传授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在中国，劳动与知识分离，也是严重的弊端。中国人的观念里有种种不良的倾向，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寒窗十载无人问，一朝身到凤凰池”等等，人们一心想当官，想做“人上人”，结果，在中国，科举教育只是做官、显贵的手段，知识分子一旦科举成功，就不再参加生产劳动，与劳动阶级完全脱钩，而劳动者一般又不能掌握实用的技术。
西方的情况与之却大不一样，在那里劳动与知识紧密结合，基督教与科学互相促进，基督徒是“一批指甲上沾着污垢的知识分子”，贵族与奴隶、学者与工匠在上帝面前成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谁能创造财富，并施舍帮助穷人，谁就能进入天堂。
这种劳动与知识的结合是近代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
影响科教发展的因素还有政治状况。近代科教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政治上要宽松，要打破官本位的制度和权力对真理的垄断，让知识者独立地、自由地思考。
可是在古代中国，专制制度十分严酷，要么科技思想无法萌芽，要么科技创造的成果被扼杀、被浪费，要么科技教育畸形地发展–––––––在某一个领域水平高，但整体水平低，社会生产落后。这时，很难想象科教能有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就科教本身的发展来说，其内在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古代中国的技术与产品以及技术与匠人紧密结合，不可转移，这使得技术难以传播、传承、社会化。中国的技术往往是庖丁解牛式的技艺，只可秘传，个别的师徒相授，不可能进入书院、学校，不可能为百姓大众所掌握。
中国的问题还在于科学、教育、实验、技术、经济是分别独立发展的，致使不能相互促进，利用前人的成果。李约瑟说，现代的蒸汽机等于中国的水排加风箱，可是中国人能制造水排，能制造风箱，就是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制造蒸汽机！中国古代的瓷器制造技术也很发达，但不会制造玻璃，因为控制窑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的方法不能上升为理论，移植到别的地方。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令中国人自豪不已；可是，“四大发明”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中国未起到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只是用来探风水、放鞭炮驱神；但它们传到西方后，科学书籍很快成为印刷品，火药炸掉了封建城堡，指南针帮助寻找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的商品市场。
可见，只有技术发明是不够的，技术–––––市场––––––科教还必须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
科学发展还必须建立在结构型自然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从结构上把握自然现象，而理论也必须是逻辑结构型的，应当有完备的逻辑体系。
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是经验科学，对各种现象往往只有描述、记录、简单的概括，没有理论的提升，更没有象西方《欧氏几何》那样的完备的原始科学体系对各门科学的发展都起着示范的作用。
另外，科学理论必须建立在受控实验的基础上，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不受时间、空间、实验者因素的影响。
然而，古代中国人所做的实验很多是非受控的，不可重复的，有些甚至与迷信、方术混在了一起。
探讨古代科教发展的文化传统障碍，对当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能提供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一） 我们必须深刻反省相对主义、一元主义、仁性关怀、泛伦理主义的传统文化，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宇宙观结合起来，将保护大自然与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克服中庸、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畏圣人之言”、“不敢为天下先”、无冒险意识、缺乏创造性的民族性弱点，消除泛道德观念的影响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激发人民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热情。
（二） 对于直觉、暗示、比喻、臆测、附会、象征、含混以及经验主义、感性主义的民族思维方式，虽然我们不可一概加以否定，但必须对其中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深刻地反思传统经验科学的弊端，批判形形色色的方术及伪科学；还必须大力提倡科学的、逻辑的、系统的、理性的思维方法，努力创造逻辑自恰的、结构型的现代科学理论。
（三） 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深化所有制和政府机构的改革，逐步改变官本位、权力过于集中、国家垄断资源的传统，促进政企分开、社会多样化的发展以及科技成果的自由传播。
（四） 必须改变几千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长期停滞的状况，发挥科教在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农民学科技，用科技，在使用中创造科技，打破农业生产不依赖科教发展的局面。
（五） 我们要批判“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念，反省书院式讲经注经的学术传统，改变轻视科技、贱视知识分子的心理定式，在全社会弘扬科技意识，进一步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发挥知识者在社会中的先导作用。
（六） 必须大力倡导产学研、贸工农、经科教的联合。强化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工作，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改变自古以来科学、技术、经济、教育分开发展的局面。
（七） 我们要改变自古技术与产品不可分、技术与匠人不可分的局面，促进理论升华，促进不同领域的成果的运用；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抽象、规范的思考能力，重视基础研究，克服世俗主义和眼光短浅的急功近利行为；要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综合研究，造就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能高瞻远瞩的通才；还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一大批能掌握一定科技知识的现代生产者和实干家。
（八） 我们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提倡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特别是要发展网络经济、虚拟经济，发展高技术，提高知识的创新能力和运用程度；还要建立发展知识经济的良好机制，鼓励和规范风险投资，加强网络安全，发挥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知识创业中的巨大作用，放开不必要的行政管制，营造有利于发挥人们的创造性、能满足人们的创业成就感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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