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地域性大商人群体的出现
1；农民弃农经商。。。义乌兵的合作精神
义乌的“货郎担”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以农业和农业人口为主、重农抑商的国度中，由农民转化为商人，使他们离开生生不息的土地，在正常的社会变迁之中，一般只能是个别的现象，像义乌这样出现大批农民弃农从商的现象，则必定有打破历史常规的偶然因素。 笔者认为，明朝戚继光在义乌招募抗倭的义乌兵，很可能就是发生大转变最早的源头，是大批义乌农民弃农从商的一个契机。
据史料记载，在抗倭期间至少共有近4万名义乌青壮年成为明朝政府的抗倭雇佣军。义乌兵的数量众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当时的人口规模下，几万青壮年投入战争，随军作战，不能不...全部
1；农民弃农经商。。。义乌兵的合作精神
义乌的“货郎担”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以农业和农业人口为主、重农抑商的国度中，由农民转化为商人，使他们离开生生不息的土地，在正常的社会变迁之中，一般只能是个别的现象，像义乌这样出现大批农民弃农从商的现象，则必定有打破历史常规的偶然因素。
笔者认为，明朝戚继光在义乌招募抗倭的义乌兵，很可能就是发生大转变最早的源头，是大批义乌农民弃农从商的一个契机。
据史料记载，在抗倭期间至少共有近4万名义乌青壮年成为明朝政府的抗倭雇佣军。义乌兵的数量众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当时的人口规模下，几万青壮年投入战争，随军作战，不能不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义乌兵长期脱离农业生产，在战事结束退役后又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首先，长期的军旅生涯使得退役后的义乌兵不习惯农业生产，自然而然地逐渐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
然而，他们中大多数人地位低下，不能进入上层的政治领域，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加入新兴的城市商人的队伍，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的社会群体。其次，常年随军征战，义乌兵早已背井离乡，难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义乌兵是义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规模人口流动，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当然只能从事边缘的事业。义乌兵的后代由于缺少经营资本，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做一点小本买卖，久而久之，他们由于贫穷而走出农业，又由于贫穷而做小生意。
义乌兵不仅创造了义乌农民弃农经商的契机，影响了一代代义乌人，而且义乌兵在军旅生涯尤其是在作战中养成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对义乌人独特的商业经营方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旧中国的农民是小生产者，有狭隘的家庭观念和自我意识，缺乏组织纪律性和相互协作的精神，但是义乌兵的后代改变了这些陋习。
这一进步是与戚家军抗倭的治军方略有关系的。戚家军特别注重士兵的组织纪律和作战时的分工合作，这样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个人能力高于他们的倭寇海盗。同样，在这种传统影响下，这些义乌兵在退役后做小生意的时候，商业活动也有严密的组织，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的。
义乌商业文化最突出的地方在于，通过组织和合作将千万个分散的农民组成一个商业团队，商业团队之间有着明确的市场范围，在一个市场范围内又有组织地形成了商业网络。只要义乌人到一个地方，他就能依靠特有的网络和组织在短时间之内开始商业活动。
而这一特点并不是一般的农民在经济活动中可以养成的，它最早是从义乌兵身上继承下来的。个别的农民即使有非常敏感的市场头脑和强烈的求利动机，离开了组织、网络和他人的合作，就很难顺利地转变成商人。
（三）底层百姓的商业习俗与经济理性
可以肯定，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萌芽和先发优势的形成与义乌特有的历史和文化沉淀具有内在的联系，与以市镇经济为载体的事功哲学和商业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不能说，义乌小商品市场直接就是事功主义哲学和市镇经济的产物。
下面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一判断：在义乌，小商品贸易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稠城镇和廿三里镇，都不是当年的大市镇；相反当年成为浙东四镇之一的佛堂，在改革开放后，一度属于小商品生产和交易比较滞后的地区。笔者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真正渊源，是商业历史文化的另一分支，即小商品交换所内在的商业习俗文化。
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里，只有少数较大的市镇才能形成商业中心。商业行为围绕着市镇的农副产品集市和手工业的行业街市进行，并渗透到广大农村地区。但是，商品和货币的流通范围在当时仅仅限于市镇，市镇经济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广大的农村地区依旧是小农经济。
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市镇经济作为一个网络中心，市场范围较为集中，做生意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人口分散，货币缺乏，需求水平远低于市镇，大商人不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做生意，因为这些大商人承受不了农村生意的零散性，纵然有雄厚的资本，也只能选择放弃；但农村的商业活动也不是一般农民所可以从事的，因为市场分散意味着做生意的风险很大，利润空间很小，货币又那么缺乏，而没有货币的媒介其交易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农村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就是看做什么生意、如何做生意。在义乌有那么一批农民，在当时无法与市镇经济中新兴的商人阶级相匹敌，但扎根于资本雄厚的大商人所不愿意开发的农村市场。他们一直是那样普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们虽然平常，但老百姓生活却离不开他们。
他们虽然没有被著名的学术团体所鼓吹，也没有人为他们摇旗呐喊，但是他们却有着正统文化和体制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无论在儒家文化时代还是在计划经济时期。
义乌农民的商业文化并不是学术思想，也不是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而是高于理论的民间商业传统。
笔者认为，在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缺乏经济理性精神，而民间商业精神又遭到官方商业观的抑制，只能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追求商业利润。义乌的商业文化，体现出了典型的民间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官方重农抑商思想的重压之下，还是寻找到了避免官方压制的途径，但又不与官方的利益结成一体。
在官方几乎无法管制的领域，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缝隙里，寻找到了与官方的利益不至于发生冲突的“小本生意”。义乌的“货郎担”们在小本生意的掩护之下，在农业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通过商业“游击战”，顽强地发展出农业社会中极为少见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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