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交响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历程的作用？
第一阶段（1929年－1949年）
关于我国交响乐的发展史略,有人曾把上海解放前租界中由英、法、德、意等国组成、由意大利指挥梅百器所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队作为交响乐的前驱。对此，学者李凌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由英、法、德、意等国统治创办的乐队，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侵略的需要。最初这个乐队的六七十人当中，全部都是外国音乐家，其后只有王人艺一位中国的演奏员，后来黄贻钧据说也参加过。这个乐队，主要是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可能对我们有所影响，但谈不上是中国交响乐的功绩。 真正开始由中国人组织的交响乐活动，恐怕是在武汉沦陷、迁都重庆并定名为陪都的时代，那时正值双十二事变后，上海、南京等地的音乐工作者...全部
第一阶段（1929年－1949年）
关于我国交响乐的发展史略,有人曾把上海解放前租界中由英、法、德、意等国组成、由意大利指挥梅百器所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队作为交响乐的前驱。对此，学者李凌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由英、法、德、意等国统治创办的乐队，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侵略的需要。最初这个乐队的六七十人当中，全部都是外国音乐家，其后只有王人艺一位中国的演奏员，后来黄贻钧据说也参加过。这个乐队，主要是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可能对我们有所影响，但谈不上是中国交响乐的功绩。
真正开始由中国人组织的交响乐活动，恐怕是在武汉沦陷、迁都重庆并定名为陪都的时代，那时正值双十二事变后，上海、南京等地的音乐工作者，都逃到了陪都，人数不少。中苏文协主持人孙科先生，就用中苏文化协会的经费，筹建了一个“中华交响乐团”，准备在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公演。
这一计划引起了在重庆的青木关音乐院及广播电台的注意，他们也各成立了一个管弦乐团，这样在抗战纪念日就有有三个比较初具规模的交响乐团同时参加公演。公演过后，经常有五十多人的乐队按期公演，这是很不容易的。
抗战结束后，中华交响乐团搬回南京，黎国荃同志任首席，有时也任指挥，后来吴豪业也任指挥。直到1948年，国民党大败，中华交响乐团撤退到广州。在中国交响乐初创时期，黄自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序曲《怀旧》，江文也的管弦乐曲《台湾舞曲》、冼星海的《民族解放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贺绿汀的管弦乐曲《森吉德玛》等都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交响音乐创作水平。
这一时期的交响音乐，是以欧洲传统作曲规范为基础，在创作观念上顽强地树立起表现民族风格的信念，通过实践探索，中西音乐融合，开创了中国交响乐的道路。
第二阶段（1949年－1956年）
解放战争胜利后，乐团进入北平城，先后称华北人民文工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等，由李伯钊、贺绿汀、马思聪等领导。
李德伦与黎国荃分任指挥。一九五二年，李德伦被选送苏联留学，先补习俄语。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李德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当研究生，师从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在音乐专业、指挥艺术方面均有很大收获，见识了世界许多著名乐队和指挥，有机会亲自指挥过苏联各地及东欧各国等数十个交响乐团，得到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九五七年，李德伦学成回国，任中央乐团交响乐指挥，指挥过贝多芬《哀格蒙特》序曲、李焕之《春节序曲》、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1905年）交响曲》及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等，均获得成功。
20世纪50年代的音乐作品多为生活风俗性题材，作品注重标题性，音乐形象鲜明生动，富于浓厚的民族风格，如马思聪的《山林之歌》、刘铁山、茅沅的《瑶族舞曲》李焕之的《春节序曲》、施咏康的《黄河的故事》等等。
第三阶段（1957年－1966年） 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并非坦途。一九五八年起，交响乐团经历文艺“放卫星”、大炼钢铁、下乡发动农搞文艺等运动，荒废了业务；批判“白专道路”，反对演奏员多练技艺等。
这一时期中国交响乐的创作以表现社会性的重大题材为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作品运用标题性的创作思维，在音乐风格的民族性方面有了较大的提高，代表作品有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何占豪、陈刚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均为流传广泛的优秀作品。
第四阶段（1966年－1976年）正当李德伦和交响乐团为保住交响乐事业的生存权利费尽心机之时，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忽然来到中央乐团，口说要搞调查研究，并把交响乐团全体成员接去看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彩排。
李德伦立即请作曲家罗忠熔为主成立了一个小组，仓促集体创作出来一首用交响乐队伴奏的清唱剧《沙家浜》，江青坚持称“京剧沙家浜清唱，交响乐队伴奏”。这一时期中国交响乐的创作与戏曲音乐相结合，交响乐的配器技术得到意外的发展，作品重在于表现环境、渲染气氛。
代表作品如交响音乐《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钢琴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等等。
第五阶段（1977年－1987年）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是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中央乐团向文化部报告，要求届时举行交响音乐会，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
迟至三月二十三日晚才得到通知，中央政治局批准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这次演奏震动了全世界，国外各大媒体迅速报道，认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的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李德伦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一万二千听众面前指挥了德沃夏克的《第九（自新大陆1）交响曲》，演奏盛况空前。
自此之后，交响乐在中国一发而不可收。一九七九年五月，病愈后的李德伦指挥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并与唐韵合作演奏了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一九八四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交响乐热，中央乐团演奏了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
一九八七年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交响乐之春”音乐会，李德伦指挥首都八百名演奏员组成的大型交响乐团演奏了李焕之的《春节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两日共四场，场场暴满，听众多达三万余人次。
一九八零年以来，李德伦意识到必须普及交响乐知识，提高听众的音乐欣赏水平。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周开一次交响乐欣赏讲座，此举坚持了数年。作为一名中国的交响乐指挥，李德伦热情地支持中国作曲家的创作。
经他指挥首演的有：马思聪、贺绿汀、瞿维、罗忠熔、杜鸣心、陈培勋、黄安伦、田丰、王酩、李光祖、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殷承宗等十余人的约二十部作品。这个时期，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交响音乐作品普遍更新，旋律、和声、复调、曲式等方面的思维空间大大扩展。
作品对音乐风格民族化的理解更为深化，音乐创作中主体意识得到加强，作曲家按照不同的观念和审美标准进行创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王西麟的交响组曲《云南音诗》、谭盾的交响乐《离骚》、杜鸣心的《小提琴协奏曲》等等。
第六阶段（1988年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原先艺术表演团体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式。交响乐团无艺术上的领导，未建立音乐季制度，演奏员待遇过低，不得不在团外寻找“外快”，从而不能安心发展交响事业，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李德伦多次与音乐界人士探讨，交换意见，向文化部及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议。一九九六年，文化部对十二个直属院团实行改革，以原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为基础成立中国交响乐团。李德伦以其对中国交响乐所作的贡献，及其在中国音乐界的资深地位被聘为顾问。
此后，他仍活跃在中国的交响乐舞台上，以其近八十岁的高龄仍每年指挥演奏若干次。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八十周岁的他与我国著名指挥家、音乐教育家，原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黄飞立教授合作举行了“八十华诞音乐会”。
这个时期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作曲家对历史的深思，虽祖国命运和民族振兴的关注，抨射出当代人的高尚灵魂和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无论是思想深度或专业创作技巧的成熟，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代表作品如：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百年沧桑》、罗忠熔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云之来》、刘瑗的《交响幻想曲——阿佤山的记忆》、谭盾的《道极》。
综上所述，中国交响乐虽然仅有近八十多年的历史，但它几乎浓缩地走过了欧洲交响音乐近三百年的发展道路。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的步子才刚刚迈开。我们应该拿出能够表现当代中国民族气质和音乐水准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的交响乐新作，以其独特的魅力进而参加世界交响乐的大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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