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社会的公平性、廉洁程度
世界上真正廉洁的国家：
芬兰，地球上最廉洁的国家
2006-12-05 10:46:32 来源: 凯迪 作者：孙宏光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 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
芬兰地处北欧，全国人口只有520万，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国家1/3的土地在北极圈内，是不折不扣的寒冷地带。 但就是这个小国寡民的芬兰，多年来在全世界的评比中，拿下了多项世界第一:世界经济论坛认为芬兰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芬兰有...全部
世界上真正廉洁的国家：
芬兰，地球上最廉洁的国家
2006-12-05 10:46:32 来源: 凯迪 作者：孙宏光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
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
芬兰地处北欧，全国人口只有520万，大体上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国家1/3的土地在北极圈内，是不折不扣的寒冷地带。
但就是这个小国寡民的芬兰，多年来在全世界的评比中，拿下了多项世界第一:世界经济论坛认为芬兰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芬兰有世界最好的学校系统，中小学生的阅读能力、科学素养在全世界名列第一，数学排名第二，问题解决能力排在第三;芬兰人热爱大自然，全国67%的国土覆盖了森林，平均每25个人就拥有一个湖泊，在绿色排名中，芬兰是全球环境质量最好、最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家;芬兰人热爱自然，也能拥抱科技，它的互联网普及率世界第一、移动电话普及率世界第一，它甚至能够抢在信息产业超强的美国前面，率先迈入信息化社会……
在透明国际近期公布的《2005全球腐败排行榜》上，芬兰的廉洁排名全球第二。
此前，芬兰在这项排名中，已连续5年获得第一。
很多芬兰人都说，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腐败的事情了。最近的一桩案子，还是发生在3年以前。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部长苏维•林登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数位亲属都拥有该公司股份。
政府司法总监闻讯立即展开调查。事件见报一周之内，林登便旋风般被迫下台。这种在我们看来小儿科的案子，已经算得上是芬兰几十年间惟一的一个大案。
据统计，1985年至1992年间，芬兰只有25起贿赂罪。
现在在芬兰，全国的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加起来也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芬兰政府干净得已经快要让人们忘记还有腐败这回事了。在这次的《腐败榜》上，芬兰的邻国冰岛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
自1918年冰岛成为主权国家以来，快90年了，一共只有４名高官因腐败而辞职，最近一次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北欧地区的国家，差不多都是如此。
廉洁自律是社会风气
2001年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曾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了一项很有意思的试验。
试验内容是要测试30多个国家(地区)民众的诚实程度。测试方法是在每个国家选择几个地区，故意在每个地区丢下10个钱包，里面装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钱包里同时附有失主的联系方式，拾到钱包的人如果想物归原主，可以轻易地联系到失主。
最后统计钱包交还给失主的比率。试验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100%，芬兰也高达80%！耐人寻味的是，这5个国家，在《腐败榜》中，全部入选最廉洁的前十位。
社会风气的好与坏，对公务系统的廉洁影响极大。一旦贪污受贿成为社会普遍的一种习惯，送钱送物办事易如反掌，循正常渠道难比登天，守规矩的人吃亏，不守规矩的人发达，甚至腐败成了制度，星期一你贪污，星期二我贪污，人们不以腐败为耻，反以堕落为荣的话，可想而知反腐败的阻力和难度将会有多大。
一项小小的拾金不昧的测验，折射出芬兰这个国家里人民对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的态度。在芬兰，就算是在车流稀少的深夜街头，当红灯亮起，司机也会安静地停车等在那里，你看不到有谁会去闯红灯。芬兰人在日常生活中奉公守法的习惯，以及整个社会形成的强大的正气，你想在这样的国家里搞腐败，是不是很有难度呢？
所以芬兰的总检察长马蒂•库西迈基说，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
透明处处可见，监管无处不在
但是公民的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靠人们努力去争取。在历史上，芬兰也曾经是一个贪污受贿横行，腐败成为习惯的国家。芬兰治理腐败的经验，其实与全世界所有成功根治腐败的国家或地区一样，不外乎民主、法治、制衡、监督、公开、透明、教育等这些老生常谈的东西。
讲理论，写10本书都可以，问题在于，你有没有决心去落实。
管住公务员的嘴。芬兰人热情好客，民间互相请客送礼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对芬兰的公务员来说，受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人际交往必须谨守分寸，法律规管十分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一不小心就把前途和事业搭了进去。
因此，芬兰的公务员进入政府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向有经验的公务员请教，到底界线在哪里，以免误触法网。
老公务员会告诉他们，一般的经验是: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分分钟都可能出问题。
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而他们对价值较高还有细化的定义: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4美元(20欧元)左右。芬兰的物价水平较高，在一些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都要收你5美元，这样看来就算你在餐馆里请公务员喝白开水，也要数一数能喝几杯才可以。
这是公务员受请的规定。而如果是公务接待，也就是出于交际应酬的需要公款请客，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的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人人可以看得到，件件能够查得清，一切摊在阳光下。
媒体发现问题可以曝光，公众发现不妥可以举报、起诉。法律不仅细化可操作，更重要的是法律非常严肃，你绝对不能当它是摆设。芬兰就曾有中央银行行长级别的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曝了光，行长为了这道鹅肝而下台！
也许有人要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多此一举大可不必。
小数怕长计，据统计中国公务吃喝每年的花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之巨！管住公务员的嘴，谁说是个小问题？
中国人去芬兰，对芬兰人的廉洁更是深有体会。曾有作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讲述他应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工作的叔叔之邀去芬兰，得知了这样一件事:每年的新年前夕，当地民间也有送礼的习俗。
中国使馆的礼很简单:一瓶茅台酒一筒茶叶，另外再加一瓶红酒，略表对他们一年来给予帮助的感谢。事后才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薪水买回了礼物。
芬兰的公务员的确需要小心。因为在芬兰，不仅接受金钱和实物算作受贿，就算是接受低于市场利息的低息贷款，甚至是接受不花人家一分钱的荣誉头衔，也可能被视为受贿。
芬兰的人口少，生活圈子小，政府的人员也少，公职高薪，但谋职不易。一旦公务员被坐实了腐败，不仅会被立即革职，严重的话还会入狱，私营机构不愿雇佣，也会被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更重要的是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永世不得抬头。
腐败成本是十分高昂的。
要知道，芬兰可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2004年他们的人均GDP高达35885美元。我们不妨大概算一下，考虑到收入比例，如果按照芬兰对公务员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中国的公务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中国人均GDP1200美元，按照芬兰24/35885的比例，中国公务员可以收礼的界线就是0。8美元，6。5元人民币，只能吃一个盒饭。
看好公家的车。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
似乎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公职丢了不说，还被判入狱6个月吃了官司。
这是在意大利，2005年廉洁程度排名第40的国家发生的事。意大利的事已经让我们吃惊，那么，排名第二的芬兰，又是如何管治公车的腐败呢？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
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去。
为了管住其他公务员集体使用的公车，芬兰政府曾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
公车上装有两个按钮的发射器，一个刻有公务字样，另一个刻着私事字样。如果是私事，就要照章纳税。公务员用车需要事先向政府办公部门申请并讲明去向，上车时还要分情况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具体掌握公车一路的行踪。
如果按下了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不对头，车上的无线电话就响了，监督人员会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令人感慨的是，这个监控系统在芬兰装了近5年，竟然没抓到哪怕一个违规者。不是因为系统不灵光，而是公务员实在是太守规矩了，政府试了几年后发现多此一举，干脆把系统都拆了。
系统就算拆了，车上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人拿公车去办私事。
公务员如果有需要出差的话，自然有专门的部门替他订好交通和酒店。政府对出差的审批相当严格，想出趟差也不太容易。不过一旦获准出差在外面的食宿不会差，但是一般的原则是在出差地要尽量搭公共汽车。
出差的补助每天有定额，政府做得更绝的是:如果出差少于一天，就要按小时来发放补助--连这种抠门的事都干得出来。想要趁出差之机逛旅游景点？自己掏钱吧。政府的补助可没有多给一分钱。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件事。
前几年，中国某市的一位市长与美国雷德蒙市的艾文市长一起参与中央电视台的一档视频对话节目。节目尾声时，两国市长互相邀请到对方城市做客。但艾文面有难色，表示办公费用来自市民缴的税款，每一笔开支必须对纳税人负责，访华不在预算之列，她需要筹够了钱才能来。
中国市长不仅愉快地接受了访美邀请，没有任何顾虑，而且还慷慨地表示，由中方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艾文市长喜形于色，表示当晚就可以收拾收拾上路了。主持人带头鼓掌，现场观众采声一片……相信看出门道来的人，只会感到难受吧:不知道是由公家出资，还是由中国市长个人出资？没说。
似乎这个问题不值一哂。顺便提一句，美国雷德蒙市，是微软公司、任天堂美国公司和许多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钱他们是绝对不缺的，缺的是政府官员滥用公帑的钱。
话题再转回到芬兰。如此富裕的国家，财力丰沛的政府，饭不让多吃，礼不让多收，车不让私开，玩不让尽兴……比周扒皮还过分，象吝啬鬼那样的小气，时时刻刻提防公务员贪贿腐化、滥权渎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芬兰的国有经济比重只有8%，而且这部分打理得也很好。政府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人民缴纳的税收。政府很小心地花这笔钱，除留下维持政府运作的必要开支外，将其大部分投入到教育、医疗、科技、公用事业、社会福利救济等领域中，以另外一种方式返还给人民。
而事实上，芬兰国有经济这8%，也多集中于这些社会公益或半公益的领域之中，而且监管得法，效率颇高。政府很少会去主动兴办经济实体，更不会去垄断某个赚钱的行业来与民争利。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这些北欧国家，我们注意到，在廉洁程度都位列前十名，社会福利好，但税率也很高。
但是北欧人并没有太多抱怨，因为一方面他们普遍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廉洁，纳税人知道钱用在哪里、钱用得其所，人民缴税也缴得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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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瑞典在１９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不误。
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１９２０年，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１９２４年下台。
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快，竟连续执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
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社会主义”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民主达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人外出时都不带警卫。
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才配给公务专车。所以瑞典的高级官员都和普通人一样，乘公交车、私车或徒步上班上街。１９８８年，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也是社民党主席，在街上步行时被刺身亡。
自此以后，才规定首相外出时可带警卫。帕尔梅不仅在国内威望高，在欧洲和世界都有重大贡献，但身后并未有纪念堂、纪念碑之类，坟墓也并不豪华，墓地只有四平方米，只是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竖立一块约一米高的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以便后人凭吊。
瑞典社民党是执政半世纪的大党，中央党部仅６０多人，一个省委仅五六人，除了党费之外，政府只按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给予补贴。所以党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必须代表民意。就是对外活动，也以平等为原则，外国代表团去瑞典，团长和团员同一规格，只是团长多有一间小小的会客室。
瑞典是富国，但富而不奢，不摆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也有违法乱纪的，但舆论监督很严，一经揭发，立即依法处置。
以上都是出自《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作者杨启先，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两次赴瑞典考察，并曾在回国途中，邀请我国驻法大使馆几位官员座谈，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但直到２００２年才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也就是说，这份考察报告竟“迟到”１４年之久！如果没有吴江先生的评论，我至今也不能肯定瑞典式的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是《考察纪要》的结论。在马克思身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１２年之久（１８８３－１８９５），并于１８８９年成立第二国际。列宁从１９０５年起即反对第二国际，１９１９年又倡议成立第三国际。
两派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作法迥异，究竟谁是谁非？《考察纪要》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主要代表欧洲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选举进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因此有瑞典式的社会主义，而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多是落后的专制的国家，因此倾向武装斗争……
由此看来，从前被指斥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倒是不声不响、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曾轰轰烈烈，并取得某些重大成就，可是所付代价太惨重了，而且难以为继。
中国改革较早，成效显著，但因政治改革滞后，后遗症较多；俄罗斯改革较迟，震动较大，今后的发展如何，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不管怎样，今后的改革，都可从瑞典这类国家中借鉴。何况瑞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友好。
承认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更便于双方的合作。
吴江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１９７８年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他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２０多年来继续就马克思主义认真探索，正本清源，纠正了历来流传的许多谬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
《吴江论集》是从他多种著作中选集的精华，更值得重视。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
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
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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