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做爱后会影响学业吗？能给点
一个高中男生的性困惑
高一男生说：“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说。 “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气壮。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 ”“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全部
一个高中男生的性困惑
高一男生说：“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说。
“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气壮。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
”“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意。
她特别喜欢我。”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将来的妻子，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你……”
“那绝对不行！”没等吴若梅说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
“嗯……那也是……”男生犹豫了半天，又执着地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家有钱，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当然可以。
”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声音还是很平静：“可是找小姐，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还有法律问题呢？”
她慢悠悠地说：“你现在闭上眼睛，试着想像一下那个场景，警察进来了，把你抓住了，他会问你问题，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证呢？你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赌，不出4个问题，就能把你问哭，你信吗……”
来来回回40多分钟，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吴老师，你说服我了，我不做了。
”
听到这句话后，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说：“我很感谢你。”
“谢什么？”男孩儿大惑不解。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
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很重要
话虽这么说，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当编辑之余，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电台《今夜私语时·青春版》担任了8年嘉宾主持，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
家里、办公室里，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讲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谈论性问题的。“讲女生怀孕的事儿，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据吴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
在大家还在讨论性教育“应不应该进行”和“如何进行”时，青春期的孩子们早已开始了行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令人吃惊的领域。这本书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以下简称《玫瑰》)，作者通过对13位在中学阶段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进行调查式的访谈，得出的结论让人瞠目———
在这13位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
作者之一张引墨在后记中引用李银河的一句话作为这个结论的解释：“由于我的样本很少，所有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
但《玫瑰》中所叙述的“事实”，仍然引起了强烈关注。
发行半年来，该书重印6次，销售量达16万册以上。许多家长看完这本书后，觉得“不敢相信”、“毛骨悚然”；而初衷是面对老师和家长的书，中学生却成了主流读者群，他们觉得这本书“很好”，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科学”和“人性化”的知识；更多性学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也站出来对“这个事实”发表观点，因为在13个“事实”背后，是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更多不可忽视的“事实”。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敬佩这两位编采。
不仅因为他们有勇气公开出版这个敏感而隐晦的题材的书，更因为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人，说服他们接受访问，并愿意向公众讲述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思考和感受。
对张引墨来讲，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
“我几乎是被动的。”她笑着说。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今天就见面吧。
张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换个时间吗？
受访者：不行！就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
于是，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要两杯饮料，就着薯条和烤鸡翅，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
只要谈话一开始，张引墨的疲惫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是受访对象一个人侃侃而谈，她很快便由一名访问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
从青春期的萌动到尝试性行为的转变
促成张引墨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在她作为《中外少年》杂志8年编辑的过程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在尚未具备处理性行为应具有的知识和心理能力时，就开始了尝试。
对于后果，他们更是知之甚少。
张引墨讲述的一件事让《玫瑰》的另一个作者孙云晓念念不忘。
那是《中外少年》的一个中学生记者和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进了房间。
“根本没有刻意地安排，而是孩子们觉得谁该和谁一起住，就和谁一起住。”这个小记者当时正上高中二年级。
另外一件事则带点悲剧色彩：张引墨的一位中学生朋友高考没有考好，因为在高考前一个月，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医院堕胎。
更惨的是，堕胎之后的一个星期，这个女孩子还坚持参加了体育课的1000米达标测验。也正因为此，在以后的体检中，她的腹部永远留下了一块阴影。这个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每当上妇科学这门课时，她都后悔不已，并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丧失了当妈妈的能力。
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从这两个故事里感受到了一种“变迁的暗流”。
“我感到非常惊讶。现在的青春期孩子，早已从青春期的情感萌动，向勇敢尝试性行为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迈进一场静悄悄的青春期性革命，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西方上世纪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也许就会在中国上演。
”
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是中学生们在进行这种尝试时，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意义和后果是什么。
对于成人世界来说，十几岁就发生性行为的孩子，如果不是“家教不好”，就是“道德败坏”，但在青春期孩子的世界里，却往往带有“无法选择”或“不愿选择”的性质。
“这肯定得发生啊！怎么能不发生呢？”一个女孩子说：“以前我俩商量过，这件事要等我俩一起两年后再发生，觉得当时太小……可是好多事都是控制不住的，我觉得十七八岁的男孩都挺容易冲动的，而且又有这样的机会，这件事发生是必然的。
”
另一个女孩儿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是太自愿，心里有一点好奇，可也不想拒绝。”
她认为自己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她保持着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嫁给一个人，才会和他发生这种关系。
她对整个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发生了，“非常吃惊”。
一个男孩儿说：“一个人青春期时他什么都不会多想，是很单纯的，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他就是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下“做”的，而且“根本没想过后果会是什么”。
更多的人，则是好奇地想试试，带着一种“成长的愿望”，还夹杂着“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
“不发生”对他们来讲，在产生“冲动”的那一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理解吗？”张引墨问道：“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
他们觉得他们在爱，他们希望有个方式表达。现在打开电视，登录任何一个网站，甚至走在马路上，全世界能够看到的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这样。”
吴若梅并不认为在青春期情感问题上，不同的时代有什么不同：
“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暗暗地喜欢一个异性，心里发痒，睡不着觉，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那个人，我甚至还在胡同里来来回回走了几个小时，就是为了制造一次‘邂逅’。
除了发生性行为这件事以外，我肯定，所有的感觉都是相同的。如果那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不发生这件事。”
“他们只是想找个人，好好说一下这个成长中经历的最重要的问题。
父母当然是不可能的。”张引墨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不和父母说，这是我生活的基础，是我的信仰，比宗教还厉害的信仰”
从本性上讲，这些同样经历过青春期的人并不想阻止“青春性”的现实。
但从过来人的经历讲，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现在的青年人尽可能地“推迟”发生性行为的年龄。
光有生理卫生课是远远不够的
在《玫瑰》中，和13位中学生口述记录占相同比例的，是专家的分析、建议和大量的性科学知识，从两性生理结构的不同，成长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到如何保护生殖器官、欲望的产生、避孕知识及堕胎可能产生的危害。
“生理卫生课？我觉得那是远远不够的。”孙云晓说：“现在的生理卫生或青春期教育课，最多可以告诉他们的，是一个受精卵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呢？他们一无所知。形成受精卵的性交过程是什么样的？一次做爱受孕的几率有多少？安全期是哪几天？哪些传染病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怀孕怎么办？征兆有哪些？流产的方式和危害是什么……
这些其实都是孩子们想知道、应该知道的。
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发育过程中的变化，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知情权’。但我们不讲。
“家长和老师通常都是鸵鸟心态，以为不把这件事说得那么清楚明白，孩子们就不会发生。但我们的访问恰恰证明了，即使你们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会从别的渠道了解，而且很可能全是错误的信息；即使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好奇，也会尝试，想通过这种方法搞清楚。
结果很可能就是，错误或不完整的信息，导致了生理上的伤害，进而影响心理成长。”
接受访问的大多数孩子都承认，他们的“第一次”是在一种毫无准备、晕头涨脑、迷迷糊糊的情形下发生的，他们根本没有想“是不是安全”，而且百分之百“都不成功”。
一个高一发生首次性行为的男生，形容整个过程很“粗糙”：“比如说，应该有个很好的环境吧。房间里不能太热，自己也不能太饿，最好能洗个澡……反正我在心里是特别狼狈的，完全没有掌控能力……而且我们的动作也毫无美感可言。
我总觉得当时特费劲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该去问谁，该怎么办……我越有顾虑，心理压力就越大，这其实是种心理折磨……”
另一个在高三时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女生，虽然此前从理论角度了解了做爱的过程，但她当时仍然“不明白”性是什么东西：“我们是为了接吻而接吻，为做爱而做爱，为了证明什么所以要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我喜欢你，我必须要和你好……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它将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那时候对感情没什么控制力，更别提诠释了。”
这差不多是他们第一次对人承认这种感觉。他们的困惑，在同伴那里，几乎寻求不到答案；而老师和父母，则根本不被列入讨论对象的名单。
“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比较敏感，他们会带有一种‘所属态度’去看：‘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能轻易让人碰’。”这是一个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的一个朋友曾对她说：“不和父母说，这是我生活的基础，是我的信仰，比宗教还厉害的信仰。
”
至于学校里的教育，有人描述成这样：
“反正学校里该有的课都有，但同学们都把这当成一个笑话……我们性成熟的过程太畸形，比应试教育还惨。应试教育起码整日有人跟你唠叨不停，还有考卷可做，而这事连资料都不好意思找，找着了也不知有什么用。
如果不能特公开，那就要有自我教育的可能和空间。但现在世面上的东西，不是特假正经就是特下流。”
然而无论是“特假正经”的还是“特下流”的，都被青春期的孩子们一股脑儿吸收了，来不及辨别哪些是正确的，也无从辨别。
可是仍然有人对此表示疑惑：有了正确而全面的知识，青春期性行为就能够避免或推迟吗？那难道不是给他们提供了方法，甚至模仿的样本吗？
吴若梅肯定地说：“态度决定一切。当孩子们了解到，这是需要从科学而理性的角度看待的问题时，他的反应会不一样。
我们能在孩子用不着英语用不着数学时，就教他们那些知识，为什么不能提前教授性科学知识呢？”
张引墨则完全站在孩子一边：“我想，我们无法约束他们发生或不发生。首先，那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其次，即使我们想要约束，也只是幻想。
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性行为是安全的，既不能伤害自己，也不能伤害他人。”
“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问题似乎远远不是发生性行为本身那么简单。
青春期对温暖的渴望
让人印象颇深的，是受访的13个孩子中，在描述拥抱或接吻的感受时，很多使用了“温暖”这个词。
一位女孩子这样说：“我觉得抚摸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能让人安静下来。
我不记得小时候父母是否给过我很多亲吻和拥抱，就记得小时候去一个阿姨家玩儿，晚上和她的小女儿一起睡觉，阿姨给我们关灯之前吻了我和她女儿的额头一下。我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因为我妈妈从没有那么温柔地吻过我的额头。
”
对于他们来说，接受一个异性作为“朋友”，慢慢开始恋爱，再发展到产生“性”，除了青春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渴望———渴望有人陪伴，渴望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爱，渴望在枯燥的学习之余，还能拥有一点属于这个年纪的浪漫、新鲜和心灵的自由。
让张引墨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男生的话。她问一个男生：即便产生了性冲动，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排解，比如去跑步，或做运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发生性行为呢？
那个男生回答说：当然可以，只要你非常喜欢跑步，而且跑完了心理感到非常满足都可以。
这个男孩子喜欢下象棋，可他没有时间，除了坐在书桌前学习外，他不能有任何选择。“就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不然就会产生压抑的感觉。考大学是一条简单的路，不能使人产生兴趣。”
“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孩子们都住在一个一个的单元里，孤单单的。
”一位高三时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儿，在接受访问时说：“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来，就会觉得这个男孩或女孩对你，要比你的父母对你好得多。”
这种孤单的感觉，张引墨认为成人是根本无法了解的：他们很早就要起床、上学、上课，课间和午休的时间很短，激烈的竞争使同学间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友情。
然后是放学回家，家长在不在都一样，因为他们要写作业，家长也尽量不去打扰他们，就是有交谈，内容也全部是学习和考试。深夜，睡觉，睡醒了，又开始同样的一天。
“一个女孩子跟我说：放学回到家的那一刻，真正的孤独就开始了。
她的父母都属于白领阶层，收入很高但工作很忙，常常很晚才回家。她在家里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至多是看看电视，接几个电话，通常连电话也没有。这种孤单就这么持续着，直到第二天她再去上学……”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泪了：“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他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是盲目的，有时则带有功利色彩。
女孩儿通常以为，通过发生性行为，可以将男友永远地拴在身边；男孩儿则希望以此将感情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还包括一点“成人”的仪式和可以炫耀的资本。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让生活再来一次，这13位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不会选择在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感到后悔，或者发现自己做错了，而是他们渐渐发现，那并不是“爱”，至少，不是爱情的全部。他们轻率地将“性”误解为“爱”，将“爱”缩减为“性”。
孙云晓一直呼吁在青春期学生中举办集体舞会，称其为“阳光下的性教育”。
“在那种场合里，男生女生可以拉手，可以有适当的身体接触，同时又交换舞伴，不将注意力固定在一个异性身上。”他描述得自己都有些神往：“一个充满阳光的、整洁的环境，悠扬的旋律，大家都面带笑容，男生彬彬有礼，女生优雅温柔，着装优美而庄重，任何一个人处于这种环境，都会自然地养成一种高贵而文明的气质。
”
“这世上到底什么叫‘爱’？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爱’？
“我们更想知道的是：爱情是什么？人生是什么？”这是一位小读者寄给张引墨的信中的话。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