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育妇女为什么要有良好的心态呢？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 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全部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
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赖的因素之一。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不断波动和彼此加强的长河中。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
同样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否则他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表露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这些厌恶性种族的性格却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上。在此注明一点：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时动力学。
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即使这样一种发生分析证明一个个别因素在链条中一直处于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论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是双向关系——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补充的变量。不管安全的水平如何，但要想将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
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抗拒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在健康的人中，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健康人身上发现坚持某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倾向，倾向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
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程度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在最惊人的外部改变条件下，人格症候群有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恒常量。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在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
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这种资料通常都受到误解，既然它们常常被用来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
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被提出来的真正观点是：精神病症是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涉及个人的主要目标和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会对人格产生动力学的影响。
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德国有一位极为富有的人，移居美国后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然而根据诊断证明，他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
他仍然认为，如果能给予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各种龌龊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为一种外部引起的现象。通过了解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完全同一类型的人。
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得知这一点，还有许多其它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概念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即使这样，人们也只能暂时注意到这种变化。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会出现一种自发性的重新调整，继而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
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它症候群趋势。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知识贫乏的妇女嫁给了一位性知识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性经验使她受到了很大震动。
她的整个安全症候群的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安全感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侧面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梦幻生活、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当有人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法讨论了这一情况，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给予她一些简单的指点。
于是，她受到鼓励，消除了疑虑。她慢慢地复了原，也许是因为这些交谈吧，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感，但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从前的安全感水平。她的不愉快的经验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是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部分是因为她丈夫的自私。
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惊奇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婚前的思维模式和内心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在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妇女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伴随着缓慢然而却是彻底的恢复感的急剧变化。
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也说明这种倾向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财政上的崩溃，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创伤性经验，可以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一般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
假如想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的变化，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除此之外，其它的因素都不会产生如此后果。复原的倾向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假如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伴随同方向的变化。
很普通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述的所有其它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决不会成为一种终局。
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就极为罕见了。1935年进行了一次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的试验，实验测试者指示一位妇女：在大约20个特定的、极其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主动的方式行事。
例如，她得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百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三个月之后，又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出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富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
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被测者本身根本不会觉察到自发的重要性。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妇女，婚姻极为成功，几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向上发展的趋势。
在她结婚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可爱。
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仇视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她并没有丝毫的关联。某些特别的症状——重复出现的恶梦，对晚会和其它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燥不安，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都减弱了或消失无踪了。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情。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的人往往会做恶梦——焦燥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但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并没有认为恶梦的生活不太愉快。
不过，相对来说，非常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份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怕羞。
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着的还是一件只能勉强遮体的轻薄泳衣。
后来在几次访谈后发现，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妇女来说，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是极不寻常的。然而，她的报告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以前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如果有人不太掩饰地盯着她看，她就会匆忙地从浴场中逃走。
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确实有吸引力；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采取某种行为方式，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方式，但她的性格结构却常常使她为难。尽管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很少有什么畏惧的表现，但他们身上却常常有特殊的恐惧。
不过，摆脱这些恐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于理智的解释，以及诸如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
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很难根除。换句话说，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或一个更不安全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更强的人。
和我们已经说明的保守倾向并列的倾向，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利于恒常不变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个人从缺乏安全感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人从相当安全感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触及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解释，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作厌恶，温和的感情则成了冷漠。
于是，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比安全的影响会更多。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看来，证据的份量是偏向不安全的一边的。因此，他被一点一点地不断拖向越来越极端的畏惧地带。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
就这样，他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由于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他带来的往往正是他最惧怕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一位男人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如果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会垮掉。
很自然，她与我同事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扰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同事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头脑冲动、满心醋意。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这一恶性循环才被打破。
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消除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专心考虑症候群的内部动力学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自然是要对外部情况作出反应的。
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全面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有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水平这一变量。个体的安全感或高、或中、或低；自尊心也有强、中、弱的不同。
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意。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各种似人灵长目动物中，支配的现象处处都可以见到，但它在每一种类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品质。
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高自尊品质，我们将其中一种命名为力量，将另一种命名为强权。一个有高度自尊、却缺乏安全感的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帮助比较软弱的人还不如说是支配他们，伤害他们。
一人有很高自尊心又是安全型的人，他会以爱、合作和友善的方式表现这一自信的力量，两种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尊，但却由于有机体的其它特征，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各自的自尊。在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有许多方式来使不安全感付诸于表现。
例如，如果他的自尊心低，他可能带有隐居和退避的品质；如果他的自尊心高，它或许带有敌对、攻击和招人讨厌的品质。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全面的理解而不着重于其他个别的问题。
我们必须指出：大体来说，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特定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可以表达和获取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首肯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
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明显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会态度，主动性等等，都是如此。
这一事实在交叉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达布居民不光是而且还被期待着要比一般的阿拉派会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妇女被期待着要比一百年前的普通妇女有更高的自尊心。
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