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苏联红军在攻下柏林的时候,
发一段书摘给你:在1943年-1944年从苏联撤退期间，德国国防军没有放弃从1941年-1942年间开始的灭绝战。1942年中期，德军开始了新一轮对苏联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这次清洗一直持续2年整。 撤退中的德国军队采取了一种“焦土”政策，整个城市、乡镇和村庄都被夷为平地。苏联公民被作为奴隶大批运往德国。奥默·巴托夫引用了第18装甲师西撤时的历史记录：
“1943年2月，这个师命令：全部清除所有即将放弃的地区的居民。 逮捕所有15-65岁之间的男人，没收征用所有财产，烧毁所有房屋。同样，在1943年7-8月从奥廖尔撤退期间（库尔斯克之后），该师带走了所有14-55岁之间的男人和14-45岁...全部
发一段书摘给你:在1943年-1944年从苏联撤退期间，德国国防军没有放弃从1941年-1942年间开始的灭绝战。1942年中期，德军开始了新一轮对苏联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这次清洗一直持续2年整。
撤退中的德国军队采取了一种“焦土”政策，整个城市、乡镇和村庄都被夷为平地。苏联公民被作为奴隶大批运往德国。奥默·巴托夫引用了第18装甲师西撤时的历史记录：
“1943年2月，这个师命令：全部清除所有即将放弃的地区的居民。
逮捕所有15-65岁之间的男人，没收征用所有财产，烧毁所有房屋。同样，在1943年7-8月从奥廖尔撤退期间（库尔斯克之后），该师带走了所有14-55岁之间的男人和14-45岁之间的女人，同时还建立了一个特殊‘指挥部’，旨在毁坏这个地区的所有经济资产，如机械、农业工具、农作物储备以及风力发动机等，当然还要烧毁村庄”。
随着苏联游击队在占领区内的斗争不断扩大，德军采取了更加强硬、更加残酷的报复政策。战争期间，白俄罗斯是最大的游击队活动地区，这里20-25%的平民遭到灭顶之灾。在死亡的200万平民当中，25万人是被德军在反游击队行动中杀害的，其他受害者则是犹太人、被流放者以及战争中或德军占领期间的其它伤亡。
据统计，共有约1600万苏联平民在战争期间遇难，其中1100万死于德军占领，另外500万则成为纳粹流放的牺牲品。1941年-1945年间的具体平民死亡率很难确定，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肯定有几百万苏联平民成为德军的牺牲品。
在军事伤亡方面，1943年-1945年间，红军损失高达1600余万人，其中400万人壮烈牺牲（整个战争期间，苏军共死亡大约800万人）。在战争期间，一些最激烈、最艰苦的战役是在德国土地上发动的，而德国国防军也拼命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从1945年1月至5月，红军在德国伤亡100余万人，其中死亡25万。1945年4月-5月间，仅3周时间的柏林战斗就夺走了近8万苏军的生命。
德军的入侵和占领对苏联军队造成的破坏程度可通过第2近卫坦克军的具体伤亡数字体现出来：5848名伤亡人员中，有4447人被德军杀害；1169人受伤致残；908人被俘虏到德国。
此外，德军还烧毁了2430个村庄、城镇、城市以及第2近卫坦克军士兵战前驻扎的营地。另一事例涉及的是一个红军独立团，该团有158人遭到杀害或受到折磨，其中56个人的家庭被流放；445个人的家园被毁坏。
（达菲1991年发表的作品第273页）。
除了个人仇恨外，攻打柏林的红军战士还亲眼目睹了德军在苏联欧洲部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即使没有亲眼目睹，他们也可以通过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和报告了解到。
在《战争中的苏联》(1964, pp。
551-2)一书中，亚历山大·沃思引用了哈尔科夫市的事例，他曾于1943年2月拜访过这个城市。以下是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1941年10月，当德第6集团军攻占哈尔科夫时，这个城市人口约有70万。
15个月后，一半的人口消失了。据苏联官方数字（沃思对此表示赞同）显示，12万人被当作奴隶驱往德国、8万人被饿死冻死、3万人被枪杀。
书中，沃思列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乌克兰首都基辅，1943年11月，苏军将这座城市从德军手中解放出来。
在这里，德军洗劫或破坏了6000座建筑和1000座工厂，杀害20万平民，10万人被驱逐到德国。据粗略统计，该市人口降至战前的五分之一。一提起基辅，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巴比谷”（巴比谷是基辅市外的一条深谷，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西部）（里德和费希而1992年发表的作品第153页）。
1944年7月，在红军“解放”波兰麦达内克死亡集中营后不久，沃思有幸来到这里。在这座集中营里，德国人毒死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其他战俘，这个令人发指的事件在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小说中有所描述，俄《真理报》和其它苏联报刊也进行了报道。
沃思对读者写到：“我要描述的场面过于庞大和恐怖，以致无法面面俱到”。麦达内克集中营是红军在德占波兰解放的许多谋杀工厂中的第一个，随后被解放的集中营有奥斯维辛、贝尔泽克、切姆诺、锡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这些集中营是人类生存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地方。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1945年红军向柏林进军时对德国和德国人发起了复仇的风暴。事实上，苏联人没有完全以牙还牙，虽然也犯下了大量的暴行，但并没有向德国人那样组织实施系统的大屠杀或报复行动。
与德国对苏联的破坏相比，他们的抢劫和掠夺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苏军最典型的复仇方式之一是强奸德国女人。
红军大规模强奸德国少女、妇女以及老人具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是很难判断和评价的。
就在苏联军队进入德国之前，纳粹宣传机构就预言，这个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亚洲游牧部落将对德国妇女进行大规模强奸。战后，德国对此夸大其词，四处散布那些被极度夸大的数字，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想通过显示有多少德国人，尤其是无辜的妇女和小孩受到伤害来免除德国的部分战争罪行。
作家诺曼·奈马克曾对有关证据进行了非常认真地搜集和概括，他说到：
“在德国投降前几个月和后几年内，苏联军人究竟强奸了多少德国妇女，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可能永远是个未知数。这个数字可能是数十万或数百万，确切地说，可能多达200万妇女和少女成为这一暴行的牺牲品．．．．。
”（1995年发表的作品第132—133页）。
相对于冲突的规模和参战国的大小而言，几十万起强奸案对这样一支征服部队来讲应该是很“正常”的，这或许与德国人在东部战线犯下的同类罪行不相上下，但是德国人犯下的最主要的罪行是屠杀而不是强奸。
当红军在进军德国的路上横穿东欧的时候，他们强奸了数千名当地妇女——这个数字取决于这个国家是正在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被征服的轴心国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
同时，这个国家是否是斯拉夫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保加利亚妇女，因其国家是一个传统上与苏联很近而且也是不情愿地加入轴心国的斯拉夫国家，所以几乎没有被强奸，而匈牙利的马扎尔则是另一种情况。此外，偶然因素也不可忽视。
例如，在匈牙利，强奸和掠夺行为因红军在攻占布达佩斯时遭受重大伤亡而剧增；保加利亚妇女还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一位治军严明的苏联指挥官的保护。
实际上，苏联军人在东欧的所作所为不足为奇。对此，苏珊·布朗米勒在她的《违背我们的意愿》（1975年）古典研究著作中指出，强奸是战争的固有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说， 这种行为是征战军队根据当时的情况所做出的。但是，在德国发生的数十万起强奸案却涉及到胜利者强奸现象的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即这是一种涉及少数红军战士、旁观者或目击者的群众性行为。
在特定的环境下，征战军队的强奸行为有多种理由：因为他们受到了战争的摧残，对人类的痛苦司空见惯，特别是敌人的痛苦；因为他们喝醉了，性生活上空虚并失去了控制；因为他们患有心理疾病，憎恶女人，想对女人行使权利；因为这种行为和采取的这种方式能够体现他们的男性特征和地位；或者因为强奸是一种间接地打击男性对手的方式。
这些普通的因素或许可以解释红军攻击德国妇女的原因，但最关键的因素是苏联战士对德国人的刻骨仇恨以及他们强烈的复仇愿望。而且，这种仇恨和复仇愿望有着一种重要的、合法的政治根源。当红军向西挺进的时候，伊里亚·爱伦堡和其它反德仇恨宣传依旧在进行。
当苏联军队进入德国之际，伊里亚·爱伦堡宣称，复仇的钟声已经敲响。当时，苏联国内精心拟订了一条在德国张贴的标语：“红军战士们：你们已经踏上德国的土地；复仇的时刻到了！”在即将进入东普鲁士的时候，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指挥官们对他们的士兵说：
“同志们！你们已经来到东普鲁士的边界，你们即将踏上这片生养那些法西斯妖怪的土地。
法西斯魔鬼毁坏我们的城市和家园，屠杀我们的儿女、兄弟姐妹、妻子和母亲。这些强盗和纳粹分子大部分来自于东普鲁士。多年来，他们掌握着德国国家权力，对内统治，对外侵略，肆无忌惮地进行种族灭绝和屠杀。
”（奈马克1995年发表的作品第72页）。
在对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下达的命令中，朱可夫这样写到：“愿屠杀者的国家在劫难逃。我们要对敌人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报复。”苏军政治军官也对他们的士兵说：“在德国的土地上只有一个主人，他就是苏联战士！他既是法官又是惩罚者，他要为自己父母遭受的苦难复仇，为被毁的城市和村庄雪恨！”
官方对复仇的煽动反映了苏联最高领导人对德国人的仇恨。
斯大林的一个儿子曾被德军俘获并死于狱中。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是惩罚性和平的强烈倡导者，这种惩罚性和平将不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温和对待德国人的覆辙。1945年3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访问代表团称：
“我们正在消灭德国人，很多人认为，德国将永远不会再有能力威胁我们。
不过，这是不真实的。我恨德国人！……永远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我们正与德国人进行战斗，不久我们将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国将设法挽救德国人……我们对德国人不会有任何怜悯和宽容，但我们的盟国将设法更仁慈地对待德国人。
”（克雷默1999年发表的作品第1097—1098页）。
尽管如此，苏联对德国人没有采取一网打尽的政策。当然，苏联当局对红军犯下的零星恶行置若罔闻，对强奸行为也持纵容态度。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和混乱状态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尤其是在与其它政策目标相冲突的情况下。
1945年2月，苏联陆军《红星报》发出警告：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句古老谚语，但不能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即使德国人掠夺和公开强奸我们的女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我们的复仇不是盲目的。
我们的愤怒并没有失去理性。在盲目愤怒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在占领的敌人领土上破坏一家工厂，而这家工厂也许对我们具有一定的价值。这种态度只能有利于敌人。”（沃思1964年发表的作品第865页）。
正如上述警告显示的那样，官方的惩罚政策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
苏联政府入侵和占领德国的首要目的是想从这个国家获得赔款，从而赔偿纳粹国防军对苏联造成的破坏。据估计，苏联人将东德占领区（公认的重要农业产地）内大约25-50%的工业生产能力转移到了国内，其中仅1945年一年，苏军就拆除了约4000家工厂，并用船把它们运往苏联。
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当局越来越担心，苏联士兵中普遍存在的个人盗窃和抢劫现象会妨碍国家官方的政策。当时，苏联在德国采取的政策是有组织地开发占领地，把那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需要他们的合作的人员转移到苏联境内。
在《红星报》发出警告不久，莫斯科发出信号，要对报复德国的政策进行一次根本修改。1945年4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爱伦堡的反德仇恨宣传进行了抨击，同时把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同德国普通人民明确区别开来。
这种政策的转变表明，斯大林已放弃了惩罚性和平计划。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斯大林一直主张通过分割，即将德国分成许多较小的部分来永久性地削弱德国。1945年3月，当西方盟国进一步明确要恢复德国人的地位而不愿惩罚他们的立场时，斯大林被迫放弃这种惩罚性政策。
于是，斯大林改弦易辙，接受一种新的观点，即在苏联的影响下（如果不是直接控制的话），建立一个战后合作性的德国。这种政策要求建立一个与德国人们沟通的桥梁，而不是通过大量的报复行为来扩大战时的隔阂。
当时，德国的政治盟友对苏联红军不分青红皂白的强奸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称受害者当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反纳粹妇女。对此，安东尼·比弗指出(2002年)，苏联当局对有关苏联士兵强奸非德国公民，包括许多在战争期间被当作奴隶驱逐到德国的苏联公民的报告也是有所耳闻的。
然而，苏联政府这种新的克制和安抚政策对红军的行为，至少在强奸方面，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945年5月，在沦陷后的柏林市市区和郊区发生了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强奸事件。作为苏联占领区的一种普遍现象，强奸行为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
在这方面，奥地利妇女也深受其害。当时，苏联当局不但没有对奥地利进行复仇宣传，相反，由于在1938年希特勒的“联合”政策下，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因此在苏联官方的宣传中，奥地利被称为纳粹的牺牲品，不是红军要侵略或占领的国家（即使侵略或占领也是暂时的），而是红军要解放的国家。
但是，苏联士兵知道，奥地利人参与了对苏战争，其参战规模和狂热程度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援军。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奥地利人是作战最卖力的人之一。此外，在入侵奥地利的苏军中还有大量的乌克兰人。
鉴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很可能是那些来自曾被德国占领过的地区的苏联士兵侵犯了奥地利妇女。
奥地利受害妇女的具体数字仍然是不准确的，甚至可能有些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红军仅在维也纳就强奸了7-10万妇女。
对此，冈特·比肖夫断言，“无庸质疑，在奥地利发生的强奸行为与在德国发生的同样普遍”。苏联士兵在奥地利表现的如此愤怒似乎还有一种特殊的根源：当地居民具有较高的生活水平，甚至在战时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可能激怒了苏联人（在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正如比肖夫指出，苏联下层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士兵在对德国人的复仇中有一种“阶级战争”的成分(1999发表的作品第30—34页)。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参加攻占德国和奥地利的数百万苏联士兵中，强奸以及其它暴力复仇行为只是极少数人所为。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可能有更多的人有上述行为，而且也没有得到制止，但是，除了关于红军残忍对待德国人的报告外，还有许多证据表明大量的苏联士兵表现出了良好的纪律性、克制性，有的士兵甚至友善对待德国人。
我们还应该以一种更加普通的观点来看待红军在战争结束时对德国人的这种报复行为。在被红军从德国解救出的数百万战俘和奴隶劳工中，许多人参与了强奸和破坏活动。在整个东欧的范围内，所有德国人团体都是当地人的暴力、恐怖以及恫吓的目标。
大约1300-1500万德国异教徒被从他们的传统家园，如东普鲁士、波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等地驱逐出去。据一份评估报告显示，有60万人被当地军队杀害。
据另一份评估报告显示，200万人在迁徙中死亡。相比较而言，红军对德国和德国人的报复行为似乎可以称得上是温和的。
选自人大出版社。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