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简单的地理,答题的字多一点,谢谢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从1983年11月设立以来，已整整20年，迄今已举行过15次会议，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根据5年一届的惯例，结合中日关系出现的新形势、新特点，双方对各自委员会进行了调整。 今天，群贤毕至，共同探讨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分析两国的外交政策与政策思维，坦率地交换各自的“中国观”和“日本观”。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能够帮助我们拓展视野，把握中日关系的脉搏。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问题。 围绕这一总的问题，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向各位陈述我的若干思考： 　　----怎样看中国的发展问题，...全部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从1983年11月设立以来，已整整20年，迄今已举行过15次会议，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根据5年一届的惯例，结合中日关系出现的新形势、新特点，双方对各自委员会进行了调整。
  今天，群贤毕至，共同探讨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分析两国的外交政策与政策思维，坦率地交换各自的“中国观”和“日本观”。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能够帮助我们拓展视野，把握中日关系的脉搏。 　　今天，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的问题。
  围绕这一总的问题，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向各位陈述我的若干思考： 　　----怎样看中国的发展问题， 　　----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 　　----怎样看中国崛起同日本的关系。
   （一） 　　先来说第一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发展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到今天整整25年，刚好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25年中，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进步和发展。到本世纪初，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现在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
   　　同时，我们又清醒地看到，中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发展难题的发展中国家。
   　　什么叫“大规模发展难题”呢？ 　　有这样一个比方：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一道乘法，一道除法。 　　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
   　　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这里说的13亿，是指中国人口太多。而中国的人口高峰还在前头，大约要到2040年前后达到15亿，尔后才会逐渐有所下降。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25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活跃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愈益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中国人的劳动力、创新力、购买力，中国的凝聚力和增长动力，以及由此而给世界带来的增长动力，又是多么大一个数量级呢？看来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联系于13亿到15亿的数学题。
   　　所以，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包括困难的方面和动力方面，归根到底，都离不开这个13亿到15亿。而中国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切努力，无论经济、政治、文化工作，也无论内政、外交、国防，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13亿以至15亿人民过上好日子，并且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越来越文明，越来越适合人的全面发展，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尔后当然还要继续提高。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从领导层到全体人民，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 　　单单这件事，就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 　　把占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生活提高到相当高的文明境界，这难道不是中国理应为人类发展承担起的无与伦比的重大责任吗？ （二） 　　第二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
   　　朋友们大约都知道，世界上对此议论纷纷。而我认为，从总体来说，中国的发展成就本身，已经和正在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且还将更加明白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根本之点是在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25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道路。
  这就是： 　　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关于这条道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战略抉择。
   　　这个抉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当时，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中国领导人把握住这个动向，作出了“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重大判断，决心抓住历史机遇，把全部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以农村包产到户和在沿海设立4个经济特区及14个开放城市作为起步，发展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这样，才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又一次历史性战略抉择。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两股潮流的对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领导人注意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和负面，果断地确定了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战略方针。
  这样，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新的水平。 　　关于这条道路，其次我要强调一点：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依赖任何别的国家，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就是说，更加充分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并以此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
   　　总之，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来解决我们的“超大规模发展难题”，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关于这条道路，第三我还要强调一点：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
   　　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难道还会重复这种完全错误的、害人终害己的道路吗！？ 　　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朋友们还会注意到，过去2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风平浪静，经历过多次考验。但是，中国人对这条和平崛起新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基本事实有力地证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已经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利益、生活和文化之中。
  这已经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这里我还要强调指出一点：义无反顾地坚持和发展这条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使命。 （三） 　　最后来说第三个问题，中国崛起同日本的关系。
   　　这里我要强调三点。一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性机遇，而不是威胁。与日本经济十年的沉寂相比，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十年。我听说，不少论述日本名列第一的书籍早已从许多日本人的书架上拿了下来，取而代之的则是描述中国发展的书籍，如《转向中国》、《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冲击》等等。
  我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人们的两种心态，一种是看到了中国市场对日本的历史性机遇，呼吁日本工商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经商，或者说同中国结成互补性的贸易投资关系。另一种心态则是担心日本的资金和产业流向中国，会导致日本的产业空心化。
   　　据我看来，前一种心态是积极的，代表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谋求发展，迎接挑战的精神。目前，中日双边贸易额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商品出口国之一。
  今后二十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需要日本的直接投资，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更离不开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参与。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日本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和资本市场。
  截至今年10月，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达到2。77万项，协议投资金额达557。55亿美元，位于各国家、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第三位，仅次于我国的香港和美国。近年来，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使日本绝大部分来华投资企业看到了开发中国潜在市场的丰厚回报。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中日经贸合作对两国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高达1000多亿美元的贸易规模，双方的摩擦可能会更大一些。 　　对于日本国内看中国的后一种心态，我以为是不必要的。
  众所周知，日本经济空心化现象实际上是它过去二十年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对低效高成本落后产业过度保护造成的。我很赞成小泉首相多次强调的观点，即：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和世界都不构成威胁。我认为他的讲话代表了日本决策层正确的中国观。
   　　第二点，中国和日本综合国力的接近，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均衡发展，必将促使两国关系更加稳定。从历史上看，中国和日本综合国力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从中国古代隋朝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中强日弱，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大量使者、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技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两国的态势基本上是日强中弱，这个态势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期间，两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日关系出现了严重波折，甚至血流成河！第三个阶段，我认为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并且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出现中日两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强强并存的时代。
  如果只讲经济，我国去年的GDP只有1。2万亿美元，与日本的4万多亿美元相比，绝对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从综合国力的角度衡量，两国之间有可能逐渐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量相对均衡。 　　我以为这种综合国力相对平衡的态势，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互利合作，也将促进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
  因为这不仅将促使中国以更宽广的眼光看待亚洲和日本，也将促使日本外交战略的多方位调整，有利于双方共同推进亚太地区的合作。例如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韩经贸合作、中日韩与东盟国家间的经贸合作等。这种互利互惠的地区合作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纯经济的意义，具有更加深刻的政治含义。
   　　第三点，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对于维护亚太的稳定与经济繁荣也至关重要。未来二十年，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在谨慎处理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同时，更加关注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注意发展与我们的邻邦日本的关系。
   　　日本战后50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护日本和亚洲的和平是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愿望。过去10年，尽管日本经济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重重压力，但日本人民坚持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维护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这也为中日两国在更高层次上开展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个判断在今天，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将继续有效。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历史问题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以史为鉴，就是借历史这面镜子来矫正国家走向的偏差，而不是要让两国关系永远停留在那一段历史的阴影之下。要走出历史，首先要面对现实，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多做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事情。
   　　我以为，着眼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和21世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中日两国有义务、有责任、有资格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是要增加信任，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沟通和交流，使两国人民对于对方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识，抵消或减少“近邻就是威胁”的不正确看法。
  在官方领域继续保持在安全和外交领域的磋商机制，健全和完善经济领域的磋商机制；同时充分利用民间渠道探讨问题、沟通灵活的优势，及时就双边关系的问题和困难交换意见。 　　二是要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加大两国在地区领域内的合作力度，从而使其成为未来支撑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从发展的角度看，中日在亚太地区有几个潜力巨大的合作领域，如能源合作、金融合作、科教合作以及亚太地区环境保护等等。中日两国理应从各自的长期战略利益出发加强合作。
   　　三是要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对方的关切。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重大敏感问题。两国政府应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放眼长远，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不为一时一事所迷惑。
   　　各位委员，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思维要与时俱进，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人民的呼声。因此，对于中日双方，如何发展协调、稳定、互信、合作的双边关系，共同创造亚太地区繁荣的未来，这是摆在两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胡锦涛主席曾指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始终不渝地推动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我以为，这个认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共识。我也相信，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也能够在新形势下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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