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画竹著称的书画家郑板桥是哪个朝代的人?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板桥是他的别号。他生于一六九三年，卒于一七六五年，祖籍江苏扬州兴化县人。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他工诗词、擅文章、精于书法、绘画，尤其擅长画竹，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清代时期乾隆年间著名书画家和诗人。 他的“三绝”诗、书、画中，怪异之作俯拾即是，甚至连他的创作论亦颇奇谈怪论。他时时好发寄语，称自己的作品是“掀天揭地之文，震雷惊电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故此，他又被人们称之为“扬州八怪”之一。 “扬州八怪”（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鳝、郑板桥、李方膺、罗聘），在当时这八位艺术家在政治态度、生活作风、书画创作等方面都...全部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板桥是他的别号。他生于一六九三年，卒于一七六五年，祖籍江苏扬州兴化县人。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之家。他工诗词、擅文章、精于书法、绘画，尤其擅长画竹，他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清代时期乾隆年间著名书画家和诗人。
他的“三绝”诗、书、画中，怪异之作俯拾即是，甚至连他的创作论亦颇奇谈怪论。他时时好发寄语，称自己的作品是“掀天揭地之文，震雷惊电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故此，他又被人们称之为“扬州八怪”之一。
“扬州八怪”（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鳝、郑板桥、李方膺、罗聘），在当时这八位艺术家在政治态度、生活作风、书画创作等方面都不同于社会流俗，他们的为人有明显个性，他们的作品，有独创风格，他们的书画就形成了“扬州画派”、“扬州八怪”，而郑板桥更是 “八怪”之中的佼佼者。
郑板桥的一生，经历了三个帝王。在科举道路上，历经了三个阶段：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他四十三岁那年，也就是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考中进士，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他五十岁时出任范县知县，后调任潍县任知县。
后因赈灾事触忤上司而辞官，寓居扬州，后以卖画为生。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立身名言。板桥的“难得糊涂”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典故呢。相传，清乾隆十六（1751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做县令已历年，当时潍县归莱州管辖。
他早就听说莱州郊外的文峰山上有一通《郑文公碑》，此碑在我国书法由隶转楷的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公务繁忙，他一直无暇去看。是年9月19日，郑板桥到莱州办完公事，天色尚早，经人指点，他爬上山，找到了这块通碑。
他如获至宝，就聚精会神地欣赏研究起来，直到夜幕降临，碑上的字迹再也看不清才只好作罢。当他回过神来，举目四望漆黑一片，才感到为难了，下山的路不熟悉，无法下山。可在这荒山野岭怎么过夜呢？寻思好久，忽然发现山上有一处灯光。
于是，他便摸黑朝灯光方向走去。到了跟前，见是一所宅院，他叫开门，房主人是一位老者。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来意，看来，房主人对他早有所闻，热情欢迎。吃过晚饭，二人便叙谈起来。从国事到民事，谈得很投机。
最后，房主人提出，他有一方石砚，尚无砚名，请郑板桥留下墨宝。他欣然应允。房主人拿出一方长方形巨砚，并备好笔墨纸张。当郑板桥思考砚铭内容时，才对房主人说：“你看，我只顾和您说话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呢。
”房主人说“我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姓大名，只不过是糊涂老人罢了。”郑板于是写下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主人看过，心灵有所触动，于是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在乾隆朝中为官数年，后来因不满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等腐败行为，自己又无回天之力，于是便辞官归隐山林，颐养天年。
郑板桥听完，感到意犹未尽，见四字下尚有空白，于是又写下了：“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难得糊涂”四个字它是一种愤激之词，这就是说，一个清醒的决看不惯当时世俗的黑暗，只有使自己变得糊涂，才能免生闲气。
但正直的人又总是糊涂不起来，故而糊涂就更难得了。 郑板桥想糊涂又糊涂不了，原因在于他又是极聪明之人，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无法糊涂。 本来，不糊涂却要装糊涂，这就很难。尤其是什么时候该糊涂，什么时候该清醒，这个方寸就不易把握。
所以板桥慨叹“难得糊涂”！这“难得糊涂”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感慨，多少叹息，多少沉重，多少忧伤，又有多少不满，多少牢骚在其中。 故尔，“难得糊涂”的智慧，实际上包含着一种韬光养晦的世故，或者叫作应世技术。
当人处在某种险恶的形势下，而又对这种形势无可奈何时，“糊涂”的智慧，可以起到一种应付时局，摆脱困厄的作用。也能寄寓于许多哀痛与沉重。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正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哲理睿智的启迪。
其实，“难得糊涂”是哲人面对芸芸众生的执迷而发的机言智语。它犹如禅宗的偈语，是需要用心体悟的。板桥想让人们从中悟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太深于世故，太精于钻营，不要一味去争，不能功名利禄总是放不下。
“糊涂”一点，能让人得到一种安宁，一种轻松，一种坦荡，一种悠然，一种自在。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此言一出，就成了珍品，故此当时许多文人雅士，达官贵人，鸿儒巨商，都恭恭敬敬的把“难得糊涂”书为条幅，悬挂于厅堂之上，奉为格言警句，顶礼膜拜。
清官为民不染尘，是郑板桥做官的准则，他在五十岁时，出任山东范县知县，后调任潍县知县（今山东潍坊市）知县七年。他在任职期间，为政清廉，关心民间疾苦，断案公正，为当地老百姓做过一些好事。比如，遇到荒灾之年，他日夜勘察民情，为保全百姓性命，他来不及向上级申报，就果断地打开粮仓赈济灾民。
再如，他还曾“捐廉代输”，用自己的俸禄替贫苦百姓交纳赋税。为此他作过很多诗词，如：《逃荒行》、《还家行》、《孤儿行》等，都是忧国忧民之佳作。 郑板桥居官谨慎，唯恐不了解民情而办错事，他做官一心有功于国，有德于民，关怀人民，同情百姓，这些思想在他的题画诗《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有所表露。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居住在县衙里，夜间无眠，听到风吹修竹发出了萧萧的声音，由此产生联想，想到民间的疾苦；并且感慨深沉地表示，自己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县官，无力解民这倒悬，可是百姓的种种苦难却是沉重地萦系在自己的心头的。
郑板桥在任潍县知县时，为帮助灾民度过荒年，他大兴工役，修城凿池，以工代赈，招来饥民就食赴工；以尽封当地豪坤粮仓，并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流供应，就这样救活灾民无数。这些政绩在郑板桥的行书代表作《修城记》中详细记述。
《修城记》的碑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天地有春必有秋，国家有治必有乱。”板桥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第二部分：“潍县地界海滨，号称殷富，一旦有事，凡张牙利吻之徒欲狼吞而虎噬者，潍其首也。
”对潍县的公正评价和讲了修城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本县先为之倡。首修城工六拾尺，计钱三百六十千。”板桥以身示范，带头捐资修城。第四部分：“其余各任各段，各修各工，本县一钱一物概不经手。”板桥用了“承包责任制”的办法，分段包干修城，而自己则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修城记》通篇仅用了200多字，就全面阐述了修城的宗旨和修城的重要意义。时至今日，这篇《修城记》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辞官隐居画清竹，是郑板桥的最终归宿。郑板桥在知县任上，因替百姓诉讼，办赈济，如实上报灾情，减免农民一切赋税，开国库放粮救灾。
但由于其他地方官员为了邀功而隐瞒灾情，郑板桥是正直的官员，不肯为虎作伥，终因他为赈灾之事遭到了“大吏”的指责和大户的反对。他也深感自己“无回天之力”了，只好“放一著，退一步”了。于是，便在乾隆十八年（1753）愤然辞去县令，回到老家扬州，当年他已六十一岁了。
当他去官之日，潍县百姓倾城而出，含泪相送，使他倍受感动，板桥对潍县父老惜别依依，曾画竹题诗留别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藁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作为地方官，板桥离开范县时一尘不染，告别潍县时又两袖清风，这坚贞高洁的情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所以，在他走后的许多年里，潍县的百姓家里都供设他的画像，以表达敬慕之情。 郑板桥回到家乡江苏省兴化县（今兴化市）后，小住一段时间，便到扬州寓居，以卖画为生。 郑板桥精于绘画，尤其擅长画竹。
画出了得意的画幅，他又喜欢题上一首诗，或是写上几句话，把自己的感受，体会说出来，也往往记述有关的事情，或者引发一些议论来。他的题画诗极富特色。与画相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语言清新、质朴，用句生动、传神；诗中常见哲理警句，如珠似玉，莹莹生辉。
或写兰、竹，或写菊、石，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渗透着画家浓厚的情感意识，读之令人回味悠长。 郑板桥为什么愿意画竹？这是因为竹子有很多可爱之处。它具有青翠挺秀的形貌，可供观赏；它的笋芽可供食用，枝干可制器物，叶子可作药材，有着多种实用价值。
此外它还具有好多可以用来比喻人品的特质：枝干中空，这叫做“虚心”；节段挺直，这叫做“劲节”；经霜不凋、迎风傲雪，有耐寒的操守；没有秽气，不招虫蚁，有洁净的品行；如此等等。于是，竹子便成为人们理想的品德的象征和寄托，被称作“君子”，被视为“良友”，故而文人画竹，蔚为风气。
郑板桥画竹，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既不同于宋人文同的茂密，又不同于元人吴稹的丰腴，而是简净疏朗，挺拔刚劲。他多用简笔能在一枝一叶、三竿两竿之中传神写意，显示性灵，气韵，也显示他自己的思想和性格。
笔墨越简，越要求准确、精炼，越要求高度的概括集中和适当的夸张突出，必须匠心独运，惨淡经营，才能收到“一以当十”的艺术效果。郑板桥努力去追求这种境界，他有一首《题竹》诗，曰：“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洒夜间思。
冗繁删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一面创作，一面思考，删除只表现形貌的繁枝冗梢，保护能传达神韵的劲节秀叶，笔下不断地出现新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待到往往因为新颖而感到生疏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成熟，道出了画家自己“四十年画竹枝”的艺术经验，概括了艺术发展的规律。
郑板桥才识放浪，“性落拓不羁”，常“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他在一幅《兰竹图》上题道：“昨日大醉不能画，今日作画还酒价；价劣余钱更饮之，喷出竹兰颇潇洒。
兰花不过十数箭，竹枝只堪盈一把；却有清光伴读书，与君相对寒灯下。” 读此首诗可体味板桥豪爽之性情，亦可感受其五味之心态。真可谓苦中求乐，乐中有苦，苦乐相伴，自得其乐。 还有一首《题画竹》诗云：“满目黄沙没奈何，山东只是吃馍馍。
偶然画到江南竹，便想春风燕笋多。”这首题画诗是追忆自己当年在北方作官时所曾产生的怀乡之情，以借画竹寄托乡情，或者是他于从事绘画艺术创作过程中，触发了平日所积压的羁旅情怀。 在郑板桥的题画诗中，还可见一些闲情之作，看去，好似随口吟出，但却自然、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如五言诗：“邻家种修竹，时复过墙来。一片青葱色，居然为我栽。”诗中含有几分幽默、诙谐之意趣。 郑板桥画竹，画了一辈子，他有继承，更有创造，他勇于探索，也善于总结。他的画竹题记里就记载了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见解，同时，他的画竹题记又往往是优美的小品散文，短短数语，写得那么清新、自然，活泼生动，有记事，有抒情，也有议论。
他的人品、画风、生活情趣、艺术主张都包含在其中，文笔简净，含意深闳。他的画竹既然早已在艺术中享有盛名。那么，他的题记，也该被我们看作是文坛上的一朵艳丽的小花。 “怪”中有道论文章，是郑板桥处事为人的人品主旨。
清代文网森严，文人们俱触文网，往往大力提倡学问、义理，死钻故纸堆，出现了一大批书蛀虫式的学者。郑板桥独能反其道而行之，他最反对死读书、背教条，做“抄经摘史”的死文章。他在《偶然作》中说：“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
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他“不读书史”的提法，是针对当时只啃书本不面对现实生活的现象说的，这在当时已非常惊人。而他所谓“直摅血性”，意即我笔写我心，无所顾忌。心、口、笔，不依外力而转移。
这就是鲁迅所提倡的“敢说、敢哭、敢怒、敢骂”的文章，也是明清两代正直文人们常说的“直性情。” 郑板桥的“血性文章”的主张，首先在内容上不信道家仙语，不从佛门禅说，更无视贤圣之人和当权者们的遗令训示，纯粹以自己的社会体验和生活感受为摹写对象，敢于在笔墨规矩之外另成方圆，自出机抒。
他的“血性文章”写法要求是“不泥古法、不持已见，惟活而已”。为求活、求新、求奇，便必定首先要下一番笨功夫、苦功夫，务求先精通于一道。这正如同板桥自己在绘画诸体中“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真正做到了“彼务博，我务专”。
几十年后，板桥获得了“画绝”的美称。其实，观察，体验和写作的训练过程大都如此。正如他自述的一样：“奋苦数十年，神将相之，鬼将告之，人将启之，物将发之”，文章自然会写得新奇喜人。如果“不奋苦而求速效”，一味求名逐利，浮辞求宠，那只能是“落得少日浮夸，老来窘隘而已。
”写作无他途，惟勤观察。勤观察、勤感受、勤练笔方能成大手笔。 郑板桥的观察，不仅在物，不仅在兰、竹、松、石之间，更注重在社会与人生。勤察外物，顺合民情；勤察外物，内省自心。因此他的作品常能把外物人格化、精神化，把对社会的不满之气雕镂于诗文字画的具象之中，浇铸在意境氛围之内，使人切感其创作的“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移之石”的背后，总是赫然树立着一个有骨有节的“千秋不变之人”的伟岸形象。
板桥为诗文，处处体现他立定的处世为人的人品主旨，所以他的诗文常能出新出奇，常能于变能之中，做到创作主旨的不俗不浅，顶天立地，昂昂然合天下大势，而不像凡夫俗子们作文，立身处世本来就已经浅薄，尽管提笔为文时常要费心三思所谓主题，但到头来其主题仍是非俗即滥，非偏即恶，毫不真意和真价值可言。
板桥论诗提倡“真气”、“真意”、“真趣”，就这一个“真”字，便使他忍受不了现实中的浊气、腐气和邪气。在他的一些题画诗中也都表现他自己的幽洁孤高、与卑污秽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情怀，直到他临终那年画竹时还说：“官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
”板桥的正直廉洁，如同翠竹清风一样坚贞高洁。这在贪官成群，污吏横行的当时，确实是难得可贵的。也正因为如此，板桥的作品才独具一种于欣欣然中净化心灵的作用。 印章明志—清官。刻枚印章以明志是文人墨客最喜欢做的事。
那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白，说的是真话。郑板桥印章的一大特色，是把自己平生生活与为人处世之道一一道出。读其章能读出一个明明白白的郑板桥。按他出生地江苏兴化的民俗，10月25日为“雪婆婆生日”。郑板桥刚好生于康熙三十二年这一天，故以“与雪婆婆同生日”一印志之。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七品官耳”以及“十年县令”等印，则简直是份简历。他历经康雍乾三世，知事，五年后调任潍县县令，直到“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愤然辞官重做“二十年前旧板桥”（郑另一印章），一共做了12年七品芝麻官。
二百年来，不少人阐释过郑板桥的“怪”。大抵说他的确是个“怪人”，画怪念头怪行为亦怪。人们只是从表象上论之，他骨子里非但不怪，而且堂堂正正。记得苏东坡当年贬在惠州，曾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爱妾王朝云：“里面装的是什么？”朝云笑答：“学士有一肚子不合时宜！”郑板桥被人视为“怪”，类此。
“不合时宜”者，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之谓也。 在郑板桥那个时代，自乾隆十年开创“捐纳入仕”（买官做）后，“千里做官只为财”更成为官场风气与社会时尚，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已成家常便饭，且有一套完整的“潜规则”。
而郑板桥却坚持要做个为民的清官和明理的好人。并刻了“直心道肠”、“畏人嫌我真”、“富贵非我愿”等几枚印章，明其心迹。一上任便在衙门墙上挖出百十个通街的窟窿，要“去前官恶习俗气”。在潍县时值“岁歉，人相食”，他又刻了一方“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之印，并大兴工役令饥民“就食赴工”，又开仓又勒令大户赈灾，连自己薪俸也搭上，虽活人无数却大大得罪了官绅们。
现实就是这样，谁破坏了已成的“潜规则”，不愿同流合污，便会被当作“异类”，受群起而攻之。鼻子上被涂了白粉变“丑八怪”已属小事。果不其然，两袖清风的郑板桥终被诬为“贪婪舞弊”，背黑锅丢官。
所幸的是，官绅们损之为“丑八怪”，而正直者却去“丑”承“怪”赞美之，谓之不同凡俗。故“扬州八怪”二百年来一直是画苑上的著名品牌。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