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的论文
《叔叔的故事》创作与1990年，是王安忆停笔一年后写就的。《叔叔的故事》是女权主义第三期的一个文本。尽管王安忆公开申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她的创作不是对一种理论的演绎而是以现实感受为基础的。 但不管她是否有意自觉地按照女权主义理论进行创作，却都能通过自身的体悟达到与女权主义理论某种程度的契合。
《叔叔的故事》所重述的故事主要有三个：（1）“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一个摘帽右派”的故事；（2）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受难磨砺，成名超越的故事；（3）一个80年代知识分子在国外的故事。
王安忆没有改写这些故事的基本情节，她有意不在叙述的故事上标新立异，只是通过“重述”而改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全部
《叔叔的故事》创作与1990年，是王安忆停笔一年后写就的。《叔叔的故事》是女权主义第三期的一个文本。尽管王安忆公开申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她的创作不是对一种理论的演绎而是以现实感受为基础的。
但不管她是否有意自觉地按照女权主义理论进行创作，却都能通过自身的体悟达到与女权主义理论某种程度的契合。
《叔叔的故事》所重述的故事主要有三个：（1）“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一个摘帽右派”的故事；（2）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受难磨砺，成名超越的故事；（3）一个80年代知识分子在国外的故事。
王安忆没有改写这些故事的基本情节，她有意不在叙述的故事上标新立异，只是通过“重述”而改写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基本最庄严的也最落俗套的基本叙述格式。
在第一个故事中，“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一个摘帽右派的来自城市的老师”，这仿佛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伟大的爱情故事。
亦如“旧俄时代十二月党人和妻子的故事”。但事实上，这个故事并不包含任何浪漫的成分，只是适应了最基本的生存的准则而已。于是，当这样一个看似浪漫的故事以叔叔的离婚而结束时，就免不了带上一丝悲怆的气氛。
后来叔叔和妻子的生活以及夫妻生活的结晶——大宝所带来的种种使叔叔焦头烂额的问题逐渐剥离了这则感伤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美丽的表象，看到了自身的屈服，限制和最深刻意义上的软弱。
在这个故事中，作者的着力点有三个，一是妻子深夜解救叔叔；二是文革中叔叔和妻子共同患难；三是叔叔和儿子大宝的关系。
第一个着力点对妻子深夜解救叔叔的行为进行了叙述。其结果就是妻子彻底“降住了叔叔”。“叔叔一度成了妻子的大宝……他的一切，除了思想而外，全由妻子负责管理”这是叔叔一生辉煌中难以抹去的败笔。
虽然他也为此爆发过，但爆发的结果却只能让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他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寄居在别人屋檐下的虫蚁而已。叔叔囚困在这样的牢笼中不能自拔。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生活还是叔叔和妻子共同生活的日子中的幸福时光
第二个着力点将叔叔的形象推倒了没落的顶点。
文革中的叔叔和妻子被共同推上了批判的舞台。在批斗会上，叔叔和妻子成了人海中两只漂浮的虫蚁，被提在一具土台上示众。
叔叔此时处于人生的最低谷，他像一个小丑在示众。这与他日后庄严、崇高的形象怎么也挂不上钩。
虽然叔叔和妻子已半年未见，但他却在审判台上极力避开妻子的目光。这样的夫妻相会太令人难堪无法忍受。然而，妻子对叔叔的忠诚却愈加彰显出来。她视叔叔为自己的生命，不同的是，叔叔是视光荣为自己的生命。
从这两个着力点，我们不难看出，王安忆除了想剖析人性的自私、嬗变、为生存而无奈选择的一面之外，还希望通过这样的叙述来反映女人依靠丈夫而活，并以降服丈夫为最大目标的女性私人主义的实质。
在这样的叙述背后，则是对男权的一种颠覆，是对男性“大自我”主义的批判。而这样的批判在第三个着力点——叔叔和儿子大宝的关系中显得更加明显
大宝不是叔叔想要的孩子。叔叔心中曾做过一个女孩的梦，这个梦却因为大宝的诞生而夭折了。
于是叔叔从一开始就对大宝产生了敌意。大宝渐渐长大了，叔叔发现大宝的口音完全是和妻子、岳母一样，丝毫没有自己的影子，于是，叔叔更加认为大宝不是属于自己的，更不是自己想要的。叔叔不想对大宝尽责任，甚至一再追问“大宝究竟是谁的孩子”。
他堂皇的自私显得是那样的突兀。
总之，小镇上那一段“做狗做猫做虫蚁”的历史，将叔叔的辉煌历史破坏殆尽。妻子也好，大宝也好，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充当这段屈辱历史的见证人。而叔叔想要极力抹杀的也是这段历史。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故事的叙述。
第二个故事中，以叔叔描写的一个右派青年的自杀的小说登场，勾勒出了叔叔潜意识里的“轮回辨证”思想。叔叔一直不相信灾难会永恒，他一直等待着苦尽甘来。祸福轮回、否极泰来的辨证思想根植于叔叔的世界观中。
所以叔叔没有像他描写的小说中的那个右派青年那样自杀，他至多只有过自杀的念头。
在这个故事里，叔叔是想通过自己类似在碱水中煮三次，在血水中泡三次，在清水里浴三次的经历，获得古典主义的崇高体验。
在这个故事里，叔叔干了两件伟大的事：一是和妻子离婚；二是结识了两个女人。当然这两件伟大的事是叔叔超越成名后进行的。
离婚看起来是一种必然。叔叔觉得“婚姻非但没有像通常所说的分担他身上的屈辱和不幸，反而加剧了这屈辱和不幸。
”所以他必须在他成名之后结束这段铭记其屈辱和不幸历史的婚姻，哪怕妻子对他有百般的恩惠。因为他不像妻子视自己的丈夫为生命，他视自己的光荣为生命。
至于叔叔结识的那两个女人，则是分别从精神和肉体上满足了叔叔，让他能够体会到他作为一个男人的价值。
大姐无疑是叔叔悉心呵护的对象。叔叔和大姐的关系有一种冰清玉洁的味道。和大姐在一起，叔叔觉得从思想到灵魂都有一种质的提升。叔叔愿意只和大姐保持这样的“纯洁”的关系。这是对一个男人思想和智慧的承认。
叔叔需要大姐，需要维持一个男人所谓的智慧才气。而且和大姐在一起，叔叔能够寻找到对破败婚姻与屈辱历史某种遗忘。
而对小米，则直接的多。叔叔只想从她身上找到一种肉欲的满足和快感。小米只是他发泄的对象。
叔叔把小米当成了那个只存在于他梦想中的女儿的化身。叔叔对小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就充分说明了小米只是一个工具，一个供叔叔发泄的工具。
照理，在这个故事的叙述中，叔叔应该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典型。
然而，在叙述中，“我”却在叔叔成功的背后，又叙述了别的故事。“我”在叔叔自认为成功的背后，又不厌其烦的一再将叔叔的“成功”一一瓦解。
从叔叔离婚来看，王安忆似乎是想通过离婚来构筑一个“恢复的女性意识”与“自私的男权观念”激烈碰撞所体现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的解构。
叔叔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作家之后，便提出了离婚，而妻子也同意了，并说“人有难的时候，就应该帮一把；人要往高的地方去，就要放手。”让人体会到一种大义的豪迈。而叔叔的离婚却被众人当成了“桃色新闻”作为笑谈，更具有了一种讽刺意味。
“离婚离得了女人，离得了儿子吗？”不管叔叔如何想掩盖那段小镇的历史，这段历史却总会不断跳跃出来，让叔叔一再打破自己所构筑的“崇高”的舞台。大宝在故事的最后出现并成为切断叔叔一切快乐的唯一原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大姐和小米，叔叔也同样以失败告终。
叔叔爱大姐，也希望被大姐所爱。他在大姐面前极力伪装自己，以为这样就可以和大姐接近一点，结果反而离大姐越来越远了。结果最能理解他的大姐反成了与他最最陌生的人。
而大姐再神圣也是一个女人，也有七情六欲。但叔叔对她的情感的圣洁，竟使叔叔这个最爱她的人，成了最不能爱她的人了。
叔叔一直把大姐当成提升自己才智和精神境界的平台，他舍不得破坏这样的平台。
所以，叔叔和大姐的关系看似纯洁，其实是功利和自私的产物。
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以两人发生关系而叔叔失败告终。叔叔的骄傲和自尊荡然无存，他连男人都做不成了。这个失败的夜晚，注定了叔叔和大姐各分东西的命运。
而叔叔和小米的接触过程中一直处于强势的地位。小米在与叔叔的交往中从女孩成长为女人。叔叔越来越老，小米却越来越年轻。终于有一夜，叔叔败下阵来了，叔叔从未觉得自己如此失败。他开始出现虐待小米的倾向，并开始找那些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力图挽回一个男人的自尊。
最终，小米结婚了，叔叔和小米也终于结束了。
在这个故事中，“我”与叔叔的矛盾是最为激烈的。“我”将叔叔的辉煌通过叙述一一瓦解，也将叔叔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和自强通过叙述一一瓦解。王安忆通过第二个故事的重述力图呈现的是生命本身而不是生命的抚慰品。
生命本身是充满痛苦和不可遇见性的，如果人们心里填塞满受难是为了身后赢得纪念碑的幻想，那么选择或无可选择的快乐和痛苦就会荡然无存，崇高也就无由产生。第二个故事的重述又一次呈现出男性英雄主义的虚幻。
第三个故事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文明选择和整和中的困境。叔叔随着名气的增大可以公费去国外旅游讲学了。他对自己的辉煌又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在国外讲学的叔叔，把自己当成了成功知识分子的典范。
他认为自己可以“发扬光大”，“走向世界”。他与世界是相同的，他可以成就自我了。然而叔叔又错了。
叔叔旅行德国时，结识了一位德国的女孩，她作为了叔叔旅德的伴同和翻译。她以德国人惯有的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叔叔的好感；而她也被叔叔机智幽默锐利的语言所吸引。
两人的相处十分融洽。叔叔觉得这一个德国女孩的友谊和理解就像一架桥梁，沟通了他和世界民族的关系。他已经融入了人类，而不是一个经过长期隔离而离群索居的孤独的中国人。
如果叔叔一直与德国女孩保持这样的关系，那么叔叔的快乐就会持续下去。
但叔叔失态了。他想吻她却遭到了拒绝，拒绝使叔叔感到难堪，使他干脆对那个女孩动了粗。换来的是女孩的一计耳光。正是这计耳光，将叔叔打回了原形，使叔叔仿佛重新回到了过去，变成了那个小镇上倒霉的自暴自弃的叔叔。
叔叔对文明的设想过于乐观，以为有中西方两个家园可以选择，而实际上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是：既是乡土中国文化的叛逆者，同时又无法进入异族的现代的西方现代文明。叔叔出国访问，陶醉在“走向世界”，“成为大师”的理想梦境中。
德国女孩的一计耳光使叔叔清醒地认识到罗曼史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发生，而且终于认识到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荒原弃儿。王安忆用女性的视角解构了叔叔的异国罗曼梦。
故事的最后以叔叔命运的真实展示——大宝的出现为结局。
大宝与叔叔的冲突是叔叔将自己所构筑的辉煌与崇高彻底瓦解的直接原因。叔叔有一千一万个理由不愿见到大宝，因为大宝也是其屈辱历史的见证之一。而现在，大宝就这样出现在叔叔的生活里了，叔叔觉得整个人都被大宝所占据了。
叔叔企图使大宝屈服于自己，听命自己的安排，尽快离开自己，以摆脱这样生活的折磨。但叔叔失败了，虽然大宝卑微的像路边的野草，但却不肯听命于叔叔。叔叔最终激怒了大宝，大宝在深夜向叔叔挥起了刀子……
叔叔没有死在大宝的刀下，但叔叔再也不会快乐了……
结尾的讽刺和嘲揄使叔叔的辉煌的大厦轰然而倒。
《叔叔的故事中》清楚地回荡着两个声音：叔叔和“我”，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力量。叔叔的叙述试图从每次的受难中抽象出崇高的意义，而“我”的叙述则是在每一个神话背后还原出乌鸦吃腐肉的细节：灵魂对肉体的屈从；功利、计算的婚姻，堂皇的自私；做狗、猫、虫蚁的历史……“我”的女性话语在重述中逐渐颠覆了男权理想主义和男性话语力量。
使得叔叔每次“崇高形象”反倒更多了一丝反讽意味。这是其作为女权主义文本的一个显要的标志。
曾有论者提出，这部小说的意思是，通过一番情节的演绎后“终于揭开了叔叔不幸的根源，即在他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下，还有着一个曾经丑陋的自我，而在他那得意辉煌的现在背后，还存在着一段卑贱屈辱的过去……”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对这样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如果上述说法成立，则违背了作者一贯主张的“故事本位”叙述方式。
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的前言中写道：“《叔叔的故事》积累了我许多情感，我特别强调它是被我叙述出来的。我很满意这篇小说。”她还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充满主观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这还是一个充满议论的故事，一反我向来注重细节的倾向。
”
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叔叔作为批判的对象，也不打算去揭露什么，而只是想好好叙述一个故事，与读者分享进入故事的快乐。
小说文本反映了作家对一个公共历史叙事的拆解过程。所谓“叔叔的故事”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浓缩形式，这个故事经王安忆以各种叙述手法拼合而成，最终暴露出了源自于几十年的历史遭遇、而存在于时代的精神现象中的一场皋大危机。
如果从文本形式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思想上的深刻探索正体现在作品的叙事方式之中：可以说重建世界观的工作对于王安忆而言，在根本上等同于探寻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叔叔的故事》在叙事上具有的新颖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所内含的一个双层叙事文本，即这篇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应包括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
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叔叔的故事》是一篇后设小说。所谓后设小说，即元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它既沿用小说这种体裁的现实主义原则，同时又竭力破坏这些原则；它以彻底的自我观照形式，关注小说自身的虚构和记实的过程而非其结果。
它的根本特点是编制故事的过程也出现在文本中，而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打破它所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同时强化了叙述者的个人观点。
具体地看来，这篇小说在情节展开中大致具有两种新颖的叙述手段：一种是复数性叙述，即同一件事被叙述多次，而每次都有所不同；另一种是分析性虚构，即叙述者没有任何材料，完全通过他的主观分析来推导下一步的故事内容。
整篇小说就以这种拆解意义的方式叙述下去，最终要说明叔叔的那个警句：他究竟何以会发现自己不是幸运者。
王安忆始终坚信，“小说这玩意，从一开头起就要无中生有地编一个故事。”王安忆对故事的推崇，有着一种“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观。
小说对故事的注重其实是借花献佛地显示它对于生命活动的依赖，因为故事其实也就是人的命运。在《叔叔的故事》里，也就是叔叔这个人物的一生经历。但作为主角的叔叔是一位与叙述者“我”同行的小说家这一点很重要。
它表明了这部作品的“元小说”特征，也即这篇小说的故事不是一般地“表现”生活的，而是“思考”的存在。小说家的人生具有自觉的生命意识，通过表现这样一种人生故事，作品可以更直接的面对人生。在这个故事里，叙述者利用“我”和叔叔的职业特点发表关于艺术人生的看法，从而加强了这个文本“元小说”的性质。
至此，王安忆的也达到了其创作手法转型的目的，也达到了对80年代以来小说叙述模式的颠覆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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