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戏剧《家》里面的觉新的人物形象
觉新这个人物是书中最丰富、最复杂、最真实的形象，他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与礼教的罪恶，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
一、旧文化熏陶下的觉新。
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其文化思想渊源流长，其中影响最为久远的应该算是儒家思想，上至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的主“仁”倡“礼”，到战国时期孟子主张行“五道”，施“仁政”，再到西汉后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提倡在政治运作中“以儒术缘饰吏事”，儒家经学开始与政治联姻，自此，儒家思想名正言顺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孔子仁学思想为主体构成的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把整套“礼...全部
觉新这个人物是书中最丰富、最复杂、最真实的形象，他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与礼教的罪恶，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
一、旧文化熏陶下的觉新。
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其文化思想渊源流长，其中影响最为久远的应该算是儒家思想，上至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的主“仁”倡“礼”，到战国时期孟子主张行“五道”，施“仁政”，再到西汉后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提倡在政治运作中“以儒术缘饰吏事”，儒家经学开始与政治联姻，自此，儒家思想名正言顺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孔子仁学思想为主体构成的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性地规定为“孝悌”消溶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使仁学的观念，情感和意识与世俗的伦理和日常心理综合统一，而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
通过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的传播，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和思维中，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重要痕迹。其缺点和弱点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儒家的“安知天命”，“守道安贫”的观点同庄子对世俗的“超越”和自足等结合，经常克制和压排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对形成逆来顺受，自欺欺人，得过且过的奴隶性格起到十分恶劣的作用。
这种传统文化对觉新的性格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造就了他的悲哀。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不得不遵循封建传统思想所框定的原则，孝为先。他总是听从作为最高统治者象征的高老太爷的安排，不管这个安排是否准确。
觉新本来跟梅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当他期待着朦胧爱情的时候，有一天梅的母亲在牌桌子上跟现在的觉新的母亲有了意见，自以为受了委屈，就拿拒婚的事来报复，而此时他父亲温和地给他带来一个晴空霹雳：“你爷爷希望有个重孙。
”于是，他父亲用拈阄的办法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破灭的梦幻而哭。然而他的噩梦才刚开始，不管高老太爷是否活着都将对他产生重大影响，他从没想过要违背高老太爷的意思，对他不敬，就算是高老太爷死了也是如此。
当死神向海臣这个幼小无辜的生命伸出手时，虽然觉新知道西医要好点，可由于他一贯的性格和众人的压力，还是一次次顺从地请了无知的中医，而终没能挽救住自己最疼爱的人。这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但他的软弱只教会他去逃避现实、麻痹自己。
看着幸福从手边滑过，却无意挽留。他只知演戏，他像傀儡似的被人玩弄着，但是他却疲于、怯于反抗，他脑中封建教育和个人道义责任，时刻垄断着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动，同样也逼近了自己亲手挖掘的坟墓。
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世代相传，最主要的方式应该是以“家庭文化”为核心得以发扬光大，
作者曾对“家”作了如下描述：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
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又涂上新的，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
……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
”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齐家”，家庭正如一个缩小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文化能否得以发扬光大，又体现在“长子”身上，巴金在《家》中指出：“高觉新是觉民兄弟称作‘大哥’的人，他和觉民、觉慧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而且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可是他的处境并不相同。
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正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决定了。” 觉新处在这样一个处处闪耀着传统文化的环境中，作为这个封建家族的“长房长孙”，在他身上肩负着整个家庭兴旺发达的历史使命，正如他所说的“高家非要我来撑门面”。
为担负起这个这个重任，觉新自觉地套上封建礼教的枷锁，把封建伦理道德视为生活的自觉理念，唯封建家长之命是从，而且以此律人，把自己的行为完全装入封建阶级思想模式，由此造成了他的悲剧。同时，他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的行为规范的特点。
高家四房，他是长子长孙，没落阶段的现象通过他的性格得以反映，大家庭内部重重矛盾纠葛必然集中体现于他这个矛盾旋涡中心。
在觉新的长辈有高老太爷以及克明、克定等，同辈有觉民、觉慧、淑贞、梅、瑞珏、琴等，下等人有鸣凤、婉儿等，觉新是贯穿这些人的枢纽。
高老太爷作为封建家长，有什么旨意、决定都要觉新向下传达，并责成他去贯彻执行，而觉民、觉慧对高老太爷的旨意和决定有什么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气首先发泄在觉新身上。另外，高老太爷得到下面的反馈信息后，如果认为贯彻得不利也要训斥觉新。
觉新又是联系高家和张家、周家、冯家等大家族的纽带，他经常被张家、周家大家族的长辈呼来唤去，有什么事情需要联系、帮忙、办理往往需要觉新出面，他不管不行，办得不好要得罪人，办得好也要得罪人，大家庭特殊的人际关系，使他感到“不断地跟长辈冲突有什么好处呢？”形成了他的作揖主义，他的敷衍处世乃出于无奈。
觉新作为一代长子形象，固然有着懦弱的一面，他的懦弱也曾伤害了不少他所最珍爱的人，但是我们是否更应该认识到，他的懦弱是社会所赋予他的，是长子这个特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他所做的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
“一个人的本性，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性因素。”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通过群体成员的指导和约束，也通过社会成员的相互影响。高觉新的“情感、仪表、行动”，一切都能证实他的教养和生活环境。这对他的影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能深刻的提示觉新性格存在着发展的社会本质，这完全得力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
作者把人物放在整个历史背景上，从更深一层的生活本质加以反映。作者是在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上，在创作上敏感地感受到这一人物的普遍性和性格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新文化冲击下的觉新。
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觉新悲剧之所以能成为悲剧，决不仅仅只因为他遭受到悲惨的结局。人们对假、丑、恶的事物深恶痛绝，对这样的事物的灭亡，可以说只是大快人心，并不能让人觉得悲痛。而对真、善、美的事物的灭亡，才能让人惋惜、同情，甚至跟着主人公痛彻心肺，才能产生持久深远的悲剧效果。
因而，觉新这一人物形象，既然成其悲剧，既能让人同情，那必然有其真、善、美的一面。
觉新面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
当历史的步伐迈进近代文明时，西方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封建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一场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撞击的运动，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青年人都在经历着这种交锋，他们思索着、变化着。
觉新在爱的环境中渐渐地长成，他对化学很感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在到上海或北京的有名的大学中去继续深造，他还想去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五四”运动的爆发，唤醒了他被忘却了的青春，在这场文化冲击中，他和弟弟们被新思想吸引，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中国少年》等宣扬自立意识、人的平等观念的进步刊物，觉新的责任意识发生了变化。
首先表现在觉新不在自觉地维护长辈的意志。
梅表妹的遭遇是觉新一生的伤痛，数年来，他的身心已经受太多的伤痛在自己的身上。而他所体会到的伤痛却又是旁人所无法理解的，觉民是他的同胞弟弟，当高老太也要给觉民定亲的时候，如果他继续按照老太爷的指示让觉民照此走下去的话，那觉民便是第二个自己。
觉新不想让觉民赴自己的后尘，他在表面上答应高老太爷，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去做，背地里却又很想帮助觉民，他甚至打算向算命先生行贿，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他都不应该让觉民去接受眼前的这一切。作为孝子的他，走过这几年已经吃了太多的苦了，他能够理解弟弟现在的处境，也能够想象弟弟以后那无尽的痛苦；作为大哥的他，当然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弟弟去承受无边的痛苦，最终还是支持觉民逃婚了。
他在心理和行为上已开始不自觉地维护高老太爷的意愿。
而面对觉慧要离开这个“家”，奔向光明时，他又掏出了与死去的瑞珏共同为三弟准备的盘缠。不要小看这一笔的处理，他使整个高觉新的思想轨迹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使人物的层次变得丰富而统一。
难怪当三弟怒斥大哥无能的时候，瑞珏挺身而出说：“他不是这样的”。可见，在他的意识中还是受新思潮的影响的。
其次，觉新在思想上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他开始分析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对封建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反感。
有压迫的地方就必定有反抗！觉新的反抗并不是太明显，然而它们的确是存在的。
在《春》的第七章有他和枚表弟关于进学堂读书的一段对话：
“你自己的意思怎样？你不想进学堂吗？”觉新问道。
“我没有意见，我想父亲的主张大概不会错，”枚少爷淡漠地低声回答。
觉新诧异地瞪了他一眼，心里不愉快地想：——怎么又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至少在思想方面还不是这样怯懦的！就说道：“你就不仔细想一想？现在男人进学堂读书，是很平常的事情。
光是在家里读熟了四书五经，又有什么用？”
接下来在对待西医的问题上又有一段话：
“西医？”枚少爷摇摇头说，好像听见了什么不入耳的话似的。“爹最讨厌西医。我看西医治内病是不行的。爹说，过几天再请一两位中医来看看。
”
觉新沉吟了一下。他不满意枚少爷的答话，但也不加辩驳。他知道辩驳是没有用处的，十几年的严厉的家庭教育在这个年轻人的身心两方面留下了那么深的影响。对于这个，觉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而且他自己就有过这种经验，他的过去的创痛又被勾引起来，他的心微微在发痛。
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西两种类型的文化信息双向交流排斥、合流因而迸发出灿烂的青春光芒的特殊文化环境，造就觉新就心灵上的撞击，使其在痛苦煎熬中迷惑徘徊。
才使他对襁褓里的儿子说这样的话：“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应当由我的儿子来替我完成。”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在此，我们看到了觉新并不是不明白他自己的心，只是他不能够随心，同时我们也看到新思想已慢慢注入他的思想，并开始发生它的效应。
三、觉新悲剧的必然性。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重和谐统一，就像一条长久以来平静流淌的大河，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无边的黑暗。巴金在《激流》总序中说，在“无边的黑暗”中，“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之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
“持中贵和”是觉新一直坚持走的一条道路。巴金在《谈〈家〉》中提到：觉新是《家》里面唯一“真实的人物”。他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人道，善良，忠厚，同情“下等人”，老一辈把他视为得力助手，“祖业的继承人”，喜欢他；少一辈把他看作可信的依托，敬爱他。
而他呢，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尽量地让双方矛盾不被激化，采取了中立的做法。他屈从封建传统的方面，但在屈从中也常有不满和痛苦；有同情那些被长辈压制的青年的方面，但同情中有劝诱。在这平静与激烈的碰撞中，觉新无法在其中找到任何缝隙可以生存。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因袭着历史的重负，另一方面又比一般人更早地感受到新世纪的春风。于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都像觉新那样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们看到了传统中的弊端，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和觉新一样，无法忍痛割断与传统的血脉联系，无法轻装地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对于个别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可以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形成自己独立进取的现代人格，但对于像觉新及更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迈向新世纪毕竟只是理想中的奢望。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因此，觉新这些长子们虽然有所觉醒，但总是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缩手缩脚。他们虽然也接受了新的教育，然而封建传统思想在他们思想中留下的深厚积淀使他们无法割舍与旧家庭的情感。
于是，觉新的心态、觉新式“两重人格”便油然而生。
五四新思潮，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封建制度必然走向崩溃，但他没有为封建制度的瓦解献上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而是采用“无抵抗政策”来逃避现实。瑞珏生产的日子近了，陈姨太对克明几弟兄正式讲起“血光之灾”来：长辈的灵柩停在家里，家里有人生产，那么产妇的血光就会冲犯到死者身上，死者的身上会冒出很多的血。
唯一的免灾方法就是把产妇迁出公馆去。迁出公馆还不行，产妇的血光还可以回到公馆来，所以应该迁到城外。出了城还不行，城门也关不住产妇的血光，必须使产妇过桥。而且这样办也不见得就安全，同时还应该在家里用砖筑一个假坟来保护棺木，这样才可以避免 “血光之灾”。
为避免 “血光之灾”，长一辈的人要觉新马上照办，他们说祖父的利益超过一切。这些话对觉新虽然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他和平地接受了。觉新回到房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瑞珏，瑞珏也不说一句抱怨的话。她只是哭。
后来瑞珏难产，她叫着觉新，要他进来，可是封建思想和两扇大门却把他关在了外面，瑞珏终于死了。他终于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
但高老太爷的死，并没有使觉新从原有的框架中挣脱出来，他仍旧奉行着他的无抵抗政策，仍旧不愿得罪家族当中的任何人，他是一个麻木了的机器，不懂得任何的创新，只懂得按部就班，只会按照人家给他规定好的路线往前走。
觉新虽然生长在封建的旧家族当中，受的更多的是封建传统思想的熏陶，但是也由于他所处的时期是新思想注入旧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他同时受到两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两种思想存在太多的差异性，他也因此常常徘徊在痛苦的边缘。
他在理论上接受了西方新思潮，而在行动上却依旧是留恋旧家庭的做派，以致在专制和压迫的面前妥协屈从。但新文化与旧文化的交锋，就象战争一样无法两全。追求中立，无非是两种结局，不是爆发，就是灭亡。
商场被烧将觉新埋藏最深的愤怒引爆了：
“什么有心无心，我实在受够了！”觉新迸出哭声，打岔地说。
“我赔了你们的存款，赔了你们的股票，我给你们的丫头买棺材，我出钱在井里头捞你们女儿的尸首。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们害死我的妻子，赶走我的兄弟，难道你们还不够？我不怕你们。我迟早也是死，我横竖只有这条命，我就拿来跟你们拼掉也好！你们开家族会议，我不怕！你们就是要打官司上法庭，我也不怕！”他说到这里也不再理他们，便掉转身子一个人往阶上跑。
他终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面的指责和反抗了他一直服务的对象，只不过这种反抗来的太迟了，太艰难了，代价太大了，以至于让克安他们都一时间有些惊诧，然而这终究让读者们深深地舒坦了一口气，觉新终于明白自己做再大的牺牲也引起不了他们的理解、认同和重视，更挽救不了这个日益衰弱的家族，因为它有着太多的腐朽之气。
巴金在《家》中指出：“他有了一新的发现，他看见了这个绅士家庭的另外一面，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他看见了仇恨和斗争，而且他自己就成了人们攻击的目标。虽然他的环境使他忘记了自己的青春，但是他的心里究竟还有燃烧着的青春的火。
他愤怒，也奋斗，以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然而奋斗的结果只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虽然觉新有了反抗，但很快就失败了。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从小就使他养成了用“理智”进行思考的习惯，他是这一个大家庭当中的顶梁柱，不得不从自己身上作出一定的牺牲。
他既受到了旧礼教的迫害，又时时处处以旧礼教为处世行事的最高准则；既渴望着自由解放，又无力与旧家庭决裂；既嚷着要为别人牺牲自己，又常常让别人为自己的孝道而牺牲；既想为国赴难，又缺乏冲出旧家庭的勇气；既极其痛苦，又在麻木中苟且偷生；既追求新文化，又无法割舍与旧文化的联系。
他们对旧家庭始终有所留恋，有所幻想，但又无力承担起支撑衰败大家庭门楣的重任。这一形象的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其不幸的遭遇本身，而在于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认识意义的“觉新精神”或“觉新性格”。
这种精神或性格，决非是懦弱、顺从、苟安的无抵抗主义就可以一以概之，而是包括了怀旧与趋新，自卑与自信敏感与健忘，好强与落漠等一组组对立统一的思想性格因素。正是这一组组思想性格因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使觉新“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
觉新这种复杂的“两重人格”，又并非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从总体上看，消极的、守旧的、落伍的一方才是觉新思想性格中的主导因素，他最终无法跨越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属的家庭而获得一种健全的、进取的、独立完善的现代人格，他最终只能成为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位守墓人。
因而，我们应该理解，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觉新在激流中走向灭亡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从更理性、更现代的角度看，在激流中觉新这种特殊性格是必然存在的，并且在文学史上是永远生存的，是社会发展历程中所要走的必经之路。
黑格尔说过“艺术作品所提供观照的内容，不应该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现，这普遍性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性的东西。”觉新的性格的复杂性层次，表现在他作为艺术个性的悲剧矛盾冲突之中。觉新的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
在二十世纪初，五四以后，两种制度交汇的时候出现的这一人物是今天的青年难以理解的，但正是这一形象留下了这一特定时代的面影。他的悲剧说明：对于封建恶势力只能奋起抗争，争得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以及爱情的幸福，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
总之，“黑暗社会”是惨剧的母亲，千百年来，它扼杀了无以计数的青年的生命，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往绝路上推。觉新的青春是痛苦的，他所承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也不是每一个人所能够做的得到的，他虽然是封建社会末期受传统文化熏陶所产生的一代孝子形象，有很多人都将他称为封建末期最后一个孝子，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还是大有这样的人存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还并没有完全地从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消亡，它仍然在残害着一代又一代生命。
让我们屏弃觉新性格作一个敢说敢做，敢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吧！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