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魏征魏征是个什么人,与李世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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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巨鹿曲城（今河北晋阳西）人。他出身名门。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做过义阳太守和陵江将军；祖父魏彦在北魏当过骠骑和史和光州刺史；父亲魏长贤在北齐也曾官授著作郎，编纂国史，后尽管被贬谪为上党屯留县令，其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仍在世人中留有声望。 魏氏家族，三世为官，三代书香。曾祖通晓儒家经典，祖父长于修文，父亲更是博通经史。及至魏征，虽家境已趋丰落，但却学得满腹经纶，多所通涉，属意天下纵横。
隋末，炀帝暴虐，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于是各地义军揭竿而起，纷纷打出反隋的旗号。 进入而立之年的魏征，不甘寂寞和无所作为，遂投...全部
有点长。。。。慢慢了解~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巨鹿曲城（今河北晋阳西）人。他出身名门。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做过义阳太守和陵江将军；祖父魏彦在北魏当过骠骑和史和光州刺史；父亲魏长贤在北齐也曾官授著作郎，编纂国史，后尽管被贬谪为上党屯留县令，其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仍在世人中留有声望。
魏氏家族，三世为官，三代书香。曾祖通晓儒家经典，祖父长于修文，父亲更是博通经史。及至魏征，虽家境已趋丰落，但却学得满腹经纶，多所通涉，属意天下纵横。
隋末，炀帝暴虐，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于是各地义军揭竿而起，纷纷打出反隋的旗号。
进入而立之年的魏征，不甘寂寞和无所作为，遂投奔武阳郡丞元宝藏做幕僚。后元宝藏举兵归附瓦岗起义军，魏征便成了他的书记，经常草拟和书写种公文信函。这就是魏征文秘生涯的开端。
经魏征处理的信件公函，有相当一部分是替元宝藏草就的致李密（瓦岗起义军首领）的上疏。
这些条陈，见解独特，文采飞扬。李密阅后，十分赞赏。后来听说此乃出自魏征之手，李密当即召见魏征，并授以瓦岗军元帅府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征对李密也寄予很大希望，他曾向李密进十策，以期拓展宠图。
可惜，李密虽虽觉这些建议很不寻常，却未能采纳实施。
魏征文韬武略均颇精通。在反隋斗争中，瓦岗军连连胜利：洛北这战，给隋军主力王世充部以重创；童山之战，又全歼隋军精锐定文化及部。然而，瓦岗军也伤亡惨重。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诸多将领，无视这一现实，硬要跟卷土重来的王世充大军决战。魏征预感到危险，赶紧去劝说李密心腹长史：魏公（指李密）虽然很快取得了胜利，但将士死伤也很多，况且我军计库空虚，对有功者尚未奖赏，战士心情怠惰，因此，难以急于迎敌。
不如深沟高垒，以守为攻。不过十天半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自退。那时再出兵追击，定能取胜。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决策，可郑颋却认为是“老生之常谈”，不予采纳。结果，邙山之战，瓦岗军遭到惨败，几乎全军覆没。
李密仅带残兵万余人逃出了度口。预感到败局已定，李密被迫归附李渊（参见《旧唐书·魏征传》）。
唐高祖李渊，原系隋朝太原留守，曾出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当隋帝国土崩瓦解之际，李渊也举兵反隋。
隋军主力被瓦岗军死拖在东部，李渊趁关中空虚，率军西进，很快攻入长安，凭借关中之地，自立为帝，国号唐。
魏征随李密来到长安。李渊授以秘书丞之职，继续做文秘工作。同时又授命他出使山东，招抚瓦岗军旧部。
自李密归唐，瓦岗军著名将领徐世仍在坚持斗争，收拾残局。由于他的苦心经营，重又夺回了瓦岗军的失地，控制了东抵海滨、南临江淮、西至汝州、北达魏郡的广大地区，只是实力远不如过去了。魏征来到梨阳，首先致书徐世，帮助他分析了形势，指出瓦岗军处于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东略”之心不死，窦建德“南谋”之力待举，倘若孤立无援，必不能持久。
徐世得书，决计归唐。他派长史郭孝恪上表长安，又调拨粮草接济被窦建德逼得处境艰难的唐军李神通部。唐高祖李渊因赐徐世姓李，使其经略虎牢以东地区。
招抚了徐世，魏征又前往魏州，劝说魏州总管元宝藏投顺大唐。
时值宇文化及攻打魏州，元宝藏处境困难。元宝藏平素极为器重魏征，经其指点，遂举州归唐。
魏征的山东之行，使李渊未动兵戈便取得齐鲁大部州县。更重要的，还使李渊由此获得一支忠诚于唐的劲旅，沉重地打击了王世充、窦建德和宇文化及等部的军事力量。
徐世等人后来皆为大唐开国名将，为唐王朝统一北方建立了功勋。
619年，自立为夏王的窦建德于聊城一举歼灭宇文化及所率军队，随后又大败唐军，攻陷梨阳，俘获魏征。窦建德十分赏识魏征的才干，任用他为起居舍人，专司记载夏王言语行迹。
两年之后，秦王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合军团决战，先大败窦建德于虎牢关，后又迫使王世充投降，占领洛阳，取得东方战场的决定胜利。魏征趁机劝说窦建德洛州守将唐旦，一同归附唐朝。
回到长安，太子建成引其为洗马。
太子洗马一职，乃为东宫属官，一般负责掌管四库图籍以及缮写刊辑等事务。而实际上，魏征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他很受太子器重，一直被视为谋臣。魏征感其恩，也尽心辅佐太子。他觉察到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在争夺最高权力上的明争暗斗，特别是看到秦王的勋业一天比一天大，影响也越来越深，因此很为太子担心。
此时恰逢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拥兵南下，魏征感到太子建成建立功勋的机会已经来临。他对建成说：秦王功高，朝廷内外都倾心于他。有人说殿下只以年长而位居东宫，无大功而要四海臣服。现刘黑闼残兵散众，此时击之，势必有如摧枯拉朽。
故殿下应亲率大军讨伐，获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这才能稳居东宫之位。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建议，随即奏请率军出征。李渊准奏，并决定派齐王李元吉（李渊第四子）与之同往。于是建成率军北上，于昌乐与刘黑闼军对垒。
当时黑闼军士气甚锐，如立即交战决难取胜。魏征建议建成，不要急一同黑闼军正面交锋，而先发动政治攻势。魏征说：上次击败刘黑闼，其被俘获的将领皆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成了阶下囚。后来，虽有诏书赦其余党之罪，却无人再敢相信我们。
现在应释放全部被囚禁的俘虏，安抚宣赦后遣送回去，我们就可以坐视敌军之离散了。李建成采纳了魏生睥建议。果然不出魏征所料，黑闼军粮草用尽，军心大乱，士卒多有逃亡，或者捆缚首领而降唐军。黑闼年到形势不妙，怕建成乘机出击，遂连夜率军逃往馆聊。
齐王李元吉率大军追击，大败黑闼。后来，刘黑闼本人也被俘牺牲。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建成得胜回长安，与李世民的矛盾更趋激化。魏征从维护太子的角度出发，每每劝建成早做准备。
后来，建成见秦府多骁将，预感到对自己的威胁，这才与元吉合谋，私自四处召募武士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秘遣左右从幽州选调三百精骑置东宫。并与外臣杨文干相串联，冀图里应外合。李渊发现东宫此举，责其兄弟不睦。
然而建成与世世的纷争并未就此止息。怕万一朝中有变，秦王派人去洛阳，暗地结交山东豪杰，以作退路，建成则乘元吉出征讨伐突劂入侵这机，将秦王所辖部队及其能征惯战的骁将一同调上战场，借以削弱秦王兵权，砍去秦王羽翼，一箭双雕。
李世民及其部下识破定企图，遂先发制人，伏兵于玄武门内，用突龚的方式射杀了建成和元吉，从而继承了太子之位。继而又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贞观”。
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怒责魏征：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骨肉之情？魏征毫无惧色，率直地回答说：皇太子倘若早听我的话，决无今日之祸！这种刚直的态度自然令李世民恼火，但他毕竟是一位开明君主，非但未降罪于魏征，反而任命他为太子詹事府主簿，做了自己的近臣，掌管东宫印检、勾稽等文秘工作。
李世民对魏生睥才干早有了解。通过这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李世民更看到了魏征的坦率、刚烈和忠贞。因此，大胆地对他委以重任。当时太宗虽已即位，然而“玄武门之变”给人们内心带来的波动还未完全消失。
考虑到建成、元吉在山东地区影响较在，他们的余党双多 亡在那里，李世民遂任命魏征为特使，专程前往山东，全权处理安抚事宜。途经磁州，路遇州县差官押送前太子千牛（侍卫官）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进京。
魏征甚觉不妥，他对副使李桐客说：我等在受命出使之时，上面已有诏令赦免东宫和齐王府旧人，现在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思行等人押送京城，谁能不生疑心呢？我等若视而不救，此番出使安抚就会往返徒劳，人们一定不再相信我们了。
这真是“差之毫厘失，失之千里”呀！魏征感到，作为朝廷命臣，应出以公心，敢作敢为。不能由于这两人是死去的建成太子和齐王元吉的近臣，就生怕惹恼当今圣上而采取回避态度。于是，他大胆主持公道，当即释放了李志安等二人。
当魏征的奏书传递到朝廷，李世民阅后非常高兴。
李世民由此愈发信任魏征，封他为巨鹿县男，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经常召他“入卧内”，谈论国家大事，请魏征评论自己执政的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已”，知无不言，竭尽其全力。
唐代官制，皇帝之下设立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凡皇帝诏诰和国家大政方针，均由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谏议大夫属门下省谏宫，参与议政，并可直接向皇帝进谏，陈述意见。
魏征任谏官之职，敢直言，每每“犯颜苦谏”，有时竟在朝廷群臣面前弄得李世很难堪。
有一次，李世世轩朝归来，愤恨地对长孙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明缘由，遂穿上朝服，郑重地向太宗拜贺。李世民很惊讶，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我听说主上圣明；臣下才敢直言。现在魏征直谏，正是由于陛下开明的缘故，我怎敢不贺！李世民这才转怒为喜。
魏征谏诤，涉及方方面面。
事关国计民生，魏征敢于直谏。贞观三年，李世世派人征兵。右仆射封德彝提出，中男（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其身体魁梧者，也在应征之列。李世民准奏，命令下诏书。
按唐制，诏书要由中书舍人署发。此时，魏征虽是谏议大夫，却仍兼中书舍人之职。魏征以为这样做没道理，就固执地不肯署发诏书。多次催促，魏征还安然不动。李世民大怒，召魏征和侍中王进见，愤然责问他们。魏征据理力争道：竭泽而取鱼，以后永远也没有鱼了；焚林而败（打猎），以后永远也没有野兽了。
如果中男也都尽数征其入伍，租赋杂徭将如何提供？陛下常说您接人待物要贯之以诚信二字，要让臣民都没有伪诈之心。可是自您登基以来，在许多大事上都不守信用。又凭什么再取信于人？李世民听后愕然，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失信于民的地方。
魏征一是又列举出国家在税法上存在的几个大问题，致使李世民心服口服，高兴地说：我原来看你这样固执，还怀疑你不晓政事，现在听你的一番议论，诚然说一了精要之处。就这样，征中男入伍的诏令，终于撤销了，李世民因而奖赏了魏征。
在人才任用方面，魏征认为择官必须考察其德行，德才兼备，方可任用。他主张君主对德才兼备的臣子须大胆信任，不可轻信谗言。贞观三年，房玄龄、王负责考察朝廷内外官员政绩。这时，一贯以告发别人阴私而求宠的权万纪等人向李世民奏了一本，说房、王“挟私滥考”不主持公道。
李世民命人推究此事。魏征进谏说：房、王皆朝廷旧臣，素来忠直，这次考察工作，涉及面广，其中可能会有不当之处，但终究不是有意徇私。如果草率推究，就是表地泽他们都不信任，这样岂能让其再当重任？李世民觉得很有道理，遂不再追问。
事实证明，魏征的进谏是正确的。魏征对那些朝中小人深恶痛绝，对官员的腐败现象更是毫不留情。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而被押到京城判罪。庞对李世民陈述过去曾在秦王府做过幕僚，希望能从轻发落。李世民因此产生了怜悯之情，想要恢复他的官职。
魏征说：从前秦王府的人，现在朝廷内外为官的甚多，恐怕人人皆恃恩私，干了坏事而逃避惩罚，这样，足使为善者惧啊。李世民这才考虑到后果严重，遂对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
贞观二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恰值妙龄，“容色绝姝”，李世民准备聘为“充华（唐女官名，九嫔之一），诏书已经发出，只是册封的使臣还未出发。实际郑氏之女早已许嫁陆氏，而陆氏此时慑于皇帝的权威，非但不敢力争，反而上表含混其词，回避与郑女有婚约一事。
这时，包括房玄龄在内的一批大臣，都认为太宗纳郑氏之女的事无妨，魏征却力排众议，马上进谏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梁，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
并说：“君举必书”，提醒太宗不要因此而在历史上给后人留下话柄。“太宗闻之大惊，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策使，乃令女还旧夫”。
贞观三年，魏征升任秘书监。秘书省属于唐朝中央一级行政机关，和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平行。
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和太史局，一统国家图书收藏、文献典籍修订及编纂国家历史等工作。秘书省长官为秘书监，从三品，可直接与宰相共同参与朝政。
魏征任秘书监之职，贡献之一是广泛征集、整理了大量图书文献。
由于隋末战乱，唐初国家藏书，典章纷杂，许多重要典籍流散到民间。魏征任职期间，派人深入民间，搜寻失散的文献书籍，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同时组织人力缮写和抄录一些重要文献。结果，数年之间就使秘书府藏书空前丰富。
我国古典文献能够流传至今，应该看到是有魏征一份贡献的。
魏征任秘书监视之职，贡献之二是考订和整理了儒家经典。魏征当时荐举许多知名学者，如虞世南、颜师古、孔颖达、陆德明等人，考订五经，校定经、史、集四部图书。
魏征任秘书监这职，贡献之三是考订了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他组织岑文本、孔颖达、许敬宗、姚思廉、李百药等颇有才气的历史学者，将梁、陈、周、齐、隋这五个历史朝代分别进行编修。他负责总编，进和审定，并亲自为每部史书撰写序论或总论。
经他最后审订，终于完成了《梁史》五十六卷、《陈史》三十六卷、《周史》五十卷、《齐史》五十卷、《隋史》五十五卷的编修任务。这是我国断代史籍中考订较为严谨的著作。
魏征博通经史，一生著述很多。
可惜大多都已散失。留传下来的除了上述九部史书，还有《群书治要》一书。全书共分五十卷，是从大量儒家经典中精选出来的有关安邦治国论述的专题文集。其中有至理明言，也有经验教训。这部书主要是为李世民及其皇子们编纂的，深为李世民所赞赏。
贞观六年（632），魏征以秘书监身分检校侍中，等于临时代理侍中职务，负责门下省工作，晋爵为巨鹿公。第二年又被任命为门下省侍中，正式成为门下省长官。在唐代，门下省和中书省、尚书省均为最高国务机构。
国家政令，中书决策后，由门下审议发出，付尚书执行。故门下省承上启下，掌出纳诏令，魏征此时，既是最高行政长官，从另一意义上讲，他又是高级秘书长官。
魏征官居门下省，其敢于直谏的谏官本色依然如故。
门下省涉及到权衡国家政令得失，审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令。魏征都能出以公心，大胆驳正，仔细认定。魏征面对唐初的各种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几乎经常和李世民在一起探讨治国之道。“贞观群臣论政”，魏征是最活跃的分子，他的思想和主张，始终占居着主导地位，是“论政”的灵魂和基础。
魏征出身于儒学世家，又是隋朝儒学大师五通的学生。饱读诗书和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儒学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升华。
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他主张施行儒家的所谓“仁政”。施行“仁政”，开明的君主就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广开言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因此，也就得远不人，近贤臣，以洁正视听。
他主张“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说国君好比小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此要想长治久安，就不可过分盘剥百姓，滥用民力。
他还主张居安思危，治不忘乱。
他认为在封建统治大业上，“守成”比“草创”更难。他说：君主打天下，是在混乱中消灭那些敌对势力，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各地纷纷归附，草创大业并不困难。然而，得天下后容易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百姓希望安静而徭役征调不止，社会残破不堪而奢侈浪费不减。
国家衰弱和一切弊端，往往是从这里开始，如此说来“守成”是困难的。
基于这样的治国之道，在魏征的直接参与下，唐初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具体政策。经济上推行“均田制”，以解决农民为土地的渴望；同时推行“租庸调制”，旱天灾则减免一定赋税，如此轻徭薄赋，遂使农民减轻了负担；又兼奖励婚配，兴修水利，就更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政治上，励精图治，革除弊政，修订法令典章制度，选贤任能，惩治贪官污吏，提倡廉洁奉公。在这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形成了人口增加，生活不断改进，政治清明，人民精神振奋的历史局面。
这也是唐代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作为一个大唐帝国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魏征的头脑始终十分清醒。人卫直怀着忧郁的心情注视着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注视着社会上的各种重大问题。他看到李世民虽然一再标榜要做一个开明的君主，然而在实际上又常常很矛盾，贪图安逸、讲究奢华，不愿听忠言直谏，一系列的问题都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为了使李世民能够清醒，始终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他不但经常面谏杨世民，还两年时间里连上四道奏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各种问题的年法和主张。在他的晚年，辞去宰相之职后，还给李世民上一奏疏，就是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从十个方面论述了贞观中期以来的唐朝政局，指出李世民统治日益懈怠的危险性。
这篇奏疏根据儒家治国安邦的道理，结合实际，有理有据，感情充沛。对十个方面的问题论述得十分深刻透彻，而又十分动人心魄。李世民看后，很受感动，竟至于将《十渐不克终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天天警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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