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语言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想写一
文人视野下的中国俗文学
按北大陈平原教授的划分，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属“第一代文学史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确立学界名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尤其是后者，放到文人与民间关系中来看，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中国俗文学史》是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氛围中写成的。这既有文化启蒙上的考虑，也有文学革新上的要求。晚清以后，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许多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例如小说、戏剧之类，因着各种缘由，其地位迅速飙升，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样态也引起了学术界...全部
文人视野下的中国俗文学
按北大陈平原教授的划分，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属“第一代文学史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确立学界名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尤其是后者，放到文人与民间关系中来看，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中国俗文学史》是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氛围中写成的。这既有文化启蒙上的考虑，也有文学革新上的要求。晚清以后，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许多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例如小说、戏剧之类，因着各种缘由，其地位迅速飙升，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样态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轰轰烈烈掀起了“歌谣运动”；1927年胡适写出了《白话文学史》，次年出版，开了个人为民间文学写史的先例；直到1934年，郑振铎开始写《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的形成。
“五四那代人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
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
“（陈平原：《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乍看之下，五四一代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推崇甚高。鲁迅尝言，”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甚至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
这种文人兴起的反文人文学的现象，本身颇堪玩味。实际上，知识分子或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仅在于特定时代下拿民间文学来说事、来争”正统“的功利做法———抬高白话文学、民间文学或俗文学，往往是贬低古文文学、贵族文学或文人文学所需；更关键的是，文人对待民间，有一种内在的矛盾。
众所周知，郑振铎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还是大藏书家。他一生藏书1。7万多种，近10万册。众多藏书家并不注意的戏曲、小说、宝卷、弹词之类的俗文学作品，他收得最多。他还注意收集线装插图、版画类书籍，为中国版画史的研究留下珍贵史料。
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皆得力于他丰富的书籍收藏。显然，郑振铎必定是感受到了中国俗文学的某些特殊魅力，才会那样倾心倾力地去搜集、编印与研究的，但是，另一方面，郑振铎对中国俗文学在文艺价值方面的总体评价又是相当低调的。
被郑振铎特别关注的俗文学各门类，在郑氏看来其真正价值往往主要在于文学史上的文体意义，以资文学研究之用，也就是研究价值。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郑振铎对俗文学的评价，也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他将中国俗文学的特质归纳为新鲜但是粗鄙、深刻而又粗糙、奔放而又保守等特质。
当然，任何评价都是两分的，但问题的实质是，在这背后有着郑振铎对民间的特定观念作支撑。学者陈泳超分析，郑振铎认为，“纯民间的作品既新鲜活泛却又粗鄙幼稚，后来经过有才能的文人加工、转化后，便会出现优秀的作品，但以后被文人利用太甚，日益远离民间，就又趋于衰颓而将被更新鲜的民间文学样式所取代……在郑振铎看来，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存在于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学（或曰俗文学），而是存在于天才文人与民间文学开始接触的那一段特殊时空。
这样的判断究竟正确与否，颇值考量。但有一点分外明白，它带有浓重的郑氏色彩，因为郑振铎所关注的俗文学，主要偏重于职业化半职业化的讲唱文学形式，尤其注重其书面形态。所以他在评价俗文学的艺术价值时，依然是挪用以文字为载体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标准，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讲唱文学在视、听、说诸方面的综合效应。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以〈中国俗文学史〉为中心》）。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