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台五种少数民族广播中为
我和民族广播40年
作者： 张小平
我于1965年9月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专业毕业，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回想起来，我在中央台的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与民族广播有关的工作。今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创建55周年，我愿意把参与民族广播有关的往事和思考记录下来，作为对这一历史性日子的纪念。
恢复中央台民族语言广播
我进入中央台不久，就开始接触恢复民族广播的有关工作。
中央台从1950年5月22日创办藏语广播，此后陆续开办了蒙古、朝、维吾尔、壮等语言节目，并在中央台设立了民族部。十年间，这一广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全部
我和民族广播40年
作者： 张小平
我于1965年9月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专业毕业，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
回想起来，我在中央台的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与民族广播有关的工作。今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创建55周年，我愿意把参与民族广播有关的往事和思考记录下来，作为对这一历史性日子的纪念。
恢复中央台民族语言广播
我进入中央台不久，就开始接触恢复民族广播的有关工作。
中央台从1950年5月22日创办藏语广播，此后陆续开办了蒙古、朝、维吾尔、壮等语言节目，并在中央台设立了民族部。十年间，这一广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注，毛主席还对藏语广播的方针问题做过批示（已有专文记述），周总理多次直接安排中央台藏语广播的播出稿件，在中央台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60年年底，由于三年困难和精简机构中决策的失误，中央台民族语言广播停止播音，民族部被撤销。此事在民族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从1961年起，有关民族地区的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听众陆续给国务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写信，要求恢复这一广播。
1962年7月，周总理在听取青岛民族工作会议汇报时批评了当时的广播事业局不应停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此后，广播事业局和中央台即开始恢复中央台民族语言广播的准备工作。我们这几个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就是为此分配到中央台工作的。
与此同时，从1965年起，中央台开始陆续在全国各省、自治区设立记者站，台里曾计划将我派往中央台驻西藏记者站做常驻西藏的记者，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就搁置下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1980年夏天，我参与了中央台西藏记者站的创建工作）。
从那时起，我就参与了与中央台恢复民族语言广播有关的各项工作，直至现在。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就周总理批评广播事业局不应停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一事询问过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同志（中国新闻家、翻译家，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第一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
梅益同志回忆说，1962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上，乌兰夫、赛福鼎·艾则孜等同志都提到有必要恢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使中央发表的重要文件能够比较准确地译成少数民族语文，及时地传送到少数民族地区。
当时，周总理听取了会议汇报后，批评了广播事业局不应该停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并责成国家民委和广播事业局共同研究恢复。7月21日，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萨空了同志来到广播事业局，向梅益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周总理批评的大意是：“民族广播为什么停了？为什么不告诉我？这应由中央作出决定。我们国家这么大，地区这么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台没有民族广播怎么行？不能只考虑精简几十个人，而要考虑党和国家的需要。
”听了周总理的批评，梅益同志当即表示中央台精简时撤销了民族语言广播是考虑欠周的。
1965年2月17日国家民委、广播事业局在给中宣部《关于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补充报告》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我们事后检查，认为过去主张停办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听到来自帝、修、反以及蒋帮电台的各种民族语言广播，但是，听不到我中央台的。而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台的电力都不能满足当地的收听需要……。同时，由于目前中央发表的重要文件没有统一播发的少数民族文字稿，各地分别翻译发表，往往译文互有出入。
如由通讯社播发统一的少数民族文字稿，则需建立较多的收讯台，人员设备困难较大。为了统一各种语言的译文，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进行政策和时事宣传，更有必要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根据有关文件的记载，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余秋里等同志于1965年4月29日批准了中央台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请示报告，并将有关基建项目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
中央台当时拟定恢复的五种少数民族语言节目是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语言。计划1967年播音。
此后，相关的筹备工作陆续开始，我们也随即参加这一工作。但由于不久即开始“文化大革命”，恢复民族语言广播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没能按期完成开播任务。
直至1971年起中央台才陆续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这期间，使我难以忘怀的有以下几件事情：
1、 周总理力挽狂澜，坚决支持中央台恢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10月，我们几个从中央民族学院来的同学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希望加快恢复民族语言广播的步伐。
不久，当时的广播局总编室主任杨祚铭同志（后为中央台副台长）召集我们开会，说总理看到了我们写的信，并做了指示。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文革”初期，周总理日理万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仍没有忘记中央台恢复民族语言广播这件事。
后来，中央台成立了一个临时筹备小组，由黄凤锡同志 （朝鲜族）负责。不久，我们分别前往西藏、新疆、云南等地熟悉语言，做有关调研工作。
1968年9月9日，当时的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同志传达，周总理看到了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关于恢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少数民族革命人民广播的请示报告》，并提了几个具体问题，还特别问“要不要壮语？”（此事后曾询问韦国清同志确定不办。
有关开办语种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曾计划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增办壮、彝、傣三种语言广播）。
此后，筹备民族广播的工作进一步加快。蒙古、朝鲜、维吾尔语广播从1971年起陆续恢复，并根据原定计划创办了哈萨克语节目，到1973年1月1日藏语广播开播，恢复和创办五种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任务全部完成。
1月1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藏语广播正式播音的过程。
令人感动的是，1970年上半年，中央台为恢复少数民族广播，采制了《万岁！毛主席》等4首民族歌曲送中央审听。
7月8日，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播出，再一次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种种障碍，给中央台的广播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
2、 筹备藏语广播的日日夜夜
1970年3月7日上午，中央台军代表通知我和黄凤锡同志脱产（当时我们都在中央台新闻部工作），着手筹备恢复中央台民族广播。
从此，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民族广播事业之中。
那时，我参加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但到西藏调干的日日夜夜尤其令我难忘。
上个世纪70年代，西藏的工作、生活、交通条件都十分艰苦。我们在西藏调干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当时，“文革”中的西藏社会秩序不稳定，有时外出还不安全，许多单位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联系工作找不到人，有时一等就是一个星期。外调更是难办，有时为了搞清一个问题要跑1000多公里。生活更不用说，有时跑上一天，也吃不上一顿热饭。
那时，整个拉萨只有两个饭馆，吃饭的确是件难事。其它专区所在地，有的一个饭馆都没有。交通更是难上加难。那时拉萨没有一辆公共汽车，全靠步行和骑自行车；拉萨到各专区也没有长途汽车，要到处去找“搭车”，有时一等就是10来天；我和第一批调来的旺堆（现为中央台西藏记者站站长）去西藏东部的昌都调干，时值初冬，坐的是敞棚货车，顶风冒雪，路上走了整整一个星期。
那时，西藏的公路全是土路，经常遇到塌方、泥石流，有时汽车还会“抛锚”，途中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是常有的事。现在去山南则当，在高等级公路上跑三个多小时就到了，那时要整整走一天；现在去日喀则，只需五、六个小时，那时要走两天，途中还要在雪山脚下住一晚上。
到了基层，更是困难，下乡要坐马车、拖拉机，有时还要骑毛驴，常常是几个月洗不上一次澡。西藏冬天风沙很大，坐一天车，或者在外面跑一天，回到住地，往往都成了满身灰尘的“土人”。当然，这一切都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
这些西藏往日的印象，已经成为我民族宣传生涯的珍贵记忆，它使我对今日西藏的发展变化拥有“亲历者”的发言权。当然，由于工作的逐步开展，我们在西藏结识的藏族、汉族、回族、纳西族朋友越来越多，自然又生出许多生动难忘的故事。
从1970年6月至1971年6月，西藏调干组在西藏、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共选调了10名藏语翻译、播音员。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调到中央台工作的藏语组干部普遍年纪较轻、文化水平偏低，但他们政治思想素质好，朴实热情，勤奋好学，进步很快。
节目开播后在藏区的反响非常好。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些翻身农奴的子女没有辜负雪域西藏父老乡亲们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宣传任务，已经成长为一代优秀的广播工作者。现在，当年调来的同志，一部分回到了西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干部，有的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近年来，藏语部的新生力量已经成为业务骨干，节目越办越好，来自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藏区的听众来信、电话不断，播音员经常收到听众来信，赞扬她（他）们的播音富有感染力。有的听众利用来北京开会的机会，专程到藏语部向年轻播音员德白（德吉白珍）献上洁白的哈达。
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无比欣慰。“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前人。”我相信，中央台民族广播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在民族宣传事业中锻炼成长
民族宣传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宣传门类。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国西部和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正在成为世人关注的地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正在“升温”、“升值”。
这一崭新的社会现象，是中华民族复兴与进步的标志，它为民族地区在21 世纪的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40年来的新闻实践，使我有机会走遍了祖国西南、西北、东北的各个民族地区，接触了56个民族中几乎所有民族的干部、群众，亲眼看到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果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从而深切地了解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价值：西藏的神奇与古朴、新疆的辽阔与富饶、内蒙的古老与现代、广西的山水与潜能、宁夏的人文与历史、云南的秀丽与深厚，以及各具特色的延边、青海、四川、甘肃、湘西民族地区，都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民族地区是一所大学校，他给予我的是知识、激情、思考和经历，她加快了我的成长步伐，给了我奉献祖国和人民的难得机遇和广阔天地。和较发达的内地相比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确要显得遥远和艰苦。
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凡是有过民族地区采访经历的同志，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民族地区会点燃你的激情与活力，民族地区会使你感受中国实实在在的国情，民族地区会使你的思路更加开阔和丰富，思想更加深沉和厚重。
总之，民族地区的生活经历会使你精神上变得更加富有。因此，我对自己终生献给民族宣传事业感到庆幸！
中央台民族广播中心也是一所大学校。55年来，先后有二、三百名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编辑、记者、翻译、播音员、主持人在这里工作，并且陆续为各民族地区、为中央台输送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受到民族地区党政领导和各族群众的欢迎。为党和国家培养民族干部已经成为中央台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民族广播宣传中心的重要经验。
震撼与思考
经过55年的发展与完善，中央台的民族广播中心已经成为国家电台的一个富有特色和活力的宣传部门，我们的民族语言广播在民族宣传领域发挥着其它传媒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党和国家的声音传进千家万户”是民族广播崇高的政治使命。
2000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西新工程”，更为中央台民族宣传在21世纪的新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当前，我国改革与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西部大开发的成果正日益显现出来，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在以惊人的速度令世人刮目相看。
近年来，我多次前往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宁夏等民族地区，那些遥远的地方发展速度之快，社会面貌之新，现代气息之浓，一次又一次令我震撼！
震撼之余，使我更多地思考着民族宣传如何与时俱进。
近年来，我国民族广播宣传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民族语言广播队伍不断壮大；技术设备得以更新、办公自动化正在广泛实施；广播覆盖实现历史性跨越，收听效果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新闻时效性大大加强；节目形态、节目内容正与汉语普通话节目同步发展，各语言节目都在展现着各自独特的优势；广播与听众的互动（包括写信、打电话、手机短信）越来越活跃；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语言的广播电视节目相继在周边国家落地。
这一切都预示着我国的民族广播事业正处在新的发展的前夜。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从事民族广播宣传的同志应当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民族宣传工作，用创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解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坚定不移地把民族广播建成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守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思想文化阵地，为在民族地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从事民族广播宣传的同志应当准确地把握全国发展的大局，准确地把握西部大开发的新进展、民族地区发展的新局面、民族关系的新特点。胸中有全局，民族宣传就会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听众。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从事民族广播宣传的同志应当与时俱进，认真研究广播发展的新思路、节目形态的新走向、传媒领域的新发展。进一步提高民族广播节目的思想水准、文化品味和人文关照。在办好节目的同时，要更多地走向民族地区，探索和实践与听众实现互动、让更多的听众走进我们的广播的新手段；要延伸民族广播的传播渠道，办好中国广播网的“民族之声”网页，目前，汉文和朝鲜文网页已经开通，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文的网上平台也应争取早日启动。
为民族广播的生日献上我的“作业”
1983年，中央台组织各个部门收集并撰写本部门的历史。由于我曾参与恢复民族广播的有关工作，当时的民族部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工作。
接连几个月，我在广电部的档案室里查阅所有可以看到的档案资料，摘抄文件、做笔记、找当事人了解情况。终于大致理清了民族广播的发展脉络，并于1984年5月写出了《中央台民族广播概述》，这是中央台创办民族广播以来的第一个涉及发展历史的资料性文稿。
此后，我又根据工作的需要，撰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概况》、《中央台民族广播大事记》等资料。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参与这一工作，引发了我对民族宣传研究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那之后，我先后应邀参加了《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的写作工作。我的民族宣传生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广阔天地。
最近，我把近30年来撰写的有关民族宣传和西藏宣传的论文、随笔、札记、书评，以及电影、电视剧评论汇集成册，名为《民族宣传散论》，杨波台长做序，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我愿意把这本书作为自己从事民族广播工作的“作业”，献给哺育我成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献给民族中心的各民族兄弟姐妹，献给中央台民族语言广播开办55周年。
怀念民族广播，感谢民族广播，祝福民族广播！
（2005年3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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