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诛仙》的一些问题《诛仙》开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句话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五章
《老子》，又名《道德经》，上下八十一章，在我国哲学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均毋庸置疑。然其语义艰涩，所指抽象，其中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更是理解不一，莫衷一是。 由论文题目可知，对句中“刍狗”一义寻找一个合理解析是本论文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本论文分成两大板块：第一板块（1、2、3、4节）集中于“刍狗”一义的辨析与解释。第二板块（5、6、7节）以第一板块的释义为基础，对“刍狗”一句句义、以及所涉及《老子》体系中的某些范畴等做初步探讨。
一
先将通行本《老子》（非...全部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句话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五章
《老子》，又名《道德经》，上下八十一章，在我国哲学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均毋庸置疑。然其语义艰涩，所指抽象，其中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更是理解不一，莫衷一是。
由论文题目可知，对句中“刍狗”一义寻找一个合理解析是本论文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本论文分成两大板块：第一板块（1、2、3、4节）集中于“刍狗”一义的辨析与解释。第二板块（5、6、7节）以第一板块的释义为基础，对“刍狗”一句句义、以及所涉及《老子》体系中的某些范畴等做初步探讨。
一
先将通行本《老子》（非通行本的问题后面谈）第五章抄录如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由于《老子》文本的特殊关系，一章中上句与下句未必有必然联系（帛书本《老子》证明早期《老子》章节与传世本不同，很可能祖本《老子》不分章）；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头一句上。
显然，“刍狗”是理解句意的肯綮之一。历来对“刍狗”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将“刍”、“狗”拆开，分别释义。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汉代河上公的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报也”，“圣人视百姓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礼意”。
其后，魏晋时王弼采纳了这种说法，“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无施，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哉！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
无为然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 为了论述方便，以下称这种释义为河上公注。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继续阐发河上公注，“……刍(草)、狗(兽)、人都是天地间自然生长的物，兽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规律，天地并不干预兽食草，人食狗，所以圣人也不干预百姓的各谋其生活”。
显而易见，主张拆词的根据主要来源于文字学。刍的古字是“芻”，甲骨文字形从手从草，故《说文》释：芻，刈草也。又，李文仲字鉴曰：“‘刍’，说文：‘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从二屮，即‘草’字也。
”“刍”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普遍用来指代草，如《周礼•太宰》：“七曰刍?之式”。《左传•昭公十三年》：“淫刍荛者”。《左传•昭公六年》：“禁刍牧采樵”。这是当时的大语境，以“刍”为“草”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河上公注的释义隐约将“草”放大，有相当于今天“植物”一词的外延。同理，“狗”被放大为“兽”，借指一切动物，于是有“兽食草，人食狗”之说。
另一种释义主张将“刍狗”理解成偏正式的合成词，即“用草扎成的狗”。
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其中讲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 由于庄子学派于老子学术体系的特殊关系，有不少后人偏信此说。
宋王安石指出：“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有爱也，有所不爱也。爱者，仁也；不爱者，亦仁也。惟其爱，不留于爱，有如刍狗，当祭祀之用，盛之以箧函，巾之以文绣，尸祝斋戒，然后用之。及其祭祀之后，行者践其首迹，樵者焚其肢体。
天地之于万物，当春生夏长，如其有仁，爱以及之；至秋冬，万物凋落，非天地之不爱。”
王?（王安石之子）则注道：“刍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礼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则弃而捐之，等于粪壤。其隆礼致敬之时，非不以至诚也，然而束刍为狗耳，实何足礼敬乎？准不足礼敬而加礼敬者，又非以为也。
夫万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坏，理有适然，而天地独为之父母，故不得无爱。而原天地之心，亦何系累哉！故方其爱时，虽以至诚，而万物自遂，实无足爱者。反要其终，则粪壤同归而已，岂留情乎?” 后又如元代吴澄注：“刍狗，缚草为狗之形，祷雨所用也。
既祷则弃之，无复有顾惜之意。天地无心于爱物，而任其自生自成；圣人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刍狗为喻”。
以上两说为主流，几乎左右了从古至今整个“刍狗”释义的思维路线。有意思的是，《唐明皇道德真经注》 自己无法裁夺，只好兼收并蓄，在解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援河上公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其报也。
”而在解释“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又援《庄子•天运》里的说法：“不仁者，不为仁恩也。刍狗者，结刍为狗也。犬以守御,则有弊（蔽）盖之恩。今刍狗徒有狗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于仁爱也。
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
两种释义方式导致对句意的不同理解更是五花八门，主流也是两种。主张拆词的多认为“刍狗”乃废弃之物，无需珍惜，并引此句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联系，认为“任由自生自灭”，一切要回复自然；援庄子说的多主张“不仁至仁”，或“至仁无亲”，如唐明皇道德真经注：……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
尝试论之曰：夫至仁无亲，孰为兼爱？爱则不至，适是偏私。不独亲其亲，则天下皆亲矣。不独子其子，则天下皆子矣。是则至仁之无亲，乃至亲也，岂兼爱乎？
到底以上说法是否真正领悟了“刍狗”一句的真实含义呢？笔者不敢妄下断论。
恐怕还得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刍狗”上，仔细探究一番。
二
事实上，河上公注将“刍狗”简单地分成草和狗，历来不乏反对的声音。
例如，马叙伦在《老子校诂》中指出，说“譬如结刍为狗以祭祀，此说是也；王弼河上注以刍草狗畜二物说之，非是。” 余不一一。
而笔者亦同样认为，“刍狗”不宜简单地拆开解。理由有二：
首先，从句式上来看，句中包含另外几个关键词：天地、万物、圣人、百姓。
这四个词在此均以合成词的形态出现，“天地”对“圣人”，“万物”对“百姓”，故“刍狗”在形式上宜以合成词的形态出现在句式中。
其次，从逻辑上说，如果“刍”是“草”，“狗”是“兽”的话，那么如河上公、王弼注的“将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便有偷换概念之嫌。
为什么不说“狗食刍，人食狗”呢？关键就在于狗不吃草。因而与“刍”相联系时，不得不说“狗”代表了“兽”，尔后单说“狗”时，就承认“狗”就是“狗”。但是“狗”之单字意思明确，《说文》指出：大者为犬，小者为狗。
《礼记•曲礼上》谓：效犬者左牵之。《尔雅》中也明确指出：(犬)未成豪，狗。郝懿行义疏：“狗，犬通名。若对文则大者名犬，小者名狗……今亦通名犬为狗矣。”狗没有指代兽的义项，而以狗扩大到代指所有兽类的先例，笔者尚未见到。
那么，剩下来的唯一解释就是，这里的狗如果分拆开来，就不能简单地释为兽。
又，如果说“刍狗”是出于音韵上的需求，则不合道理。正如朱谦之在整理《老子》韵读24例后所说：“由上所举韵例，有前人所认为无韵者，而实皆自然协韵。
如以叠字为韵，老子之例甚多也……由此知五千言以道、道为韵，名、名为韵，以仁、仁为韵，狗、狗为韵者，又何足异？” 可见，此句“狗”“狗”迭韵，无论在“刍狗”的位置上换成哪一个词，总能构成韵读，不会有其它影响。
同时，第五章第二句的结束词为“橐籥”，第三句的结束词为“中”，依照王力整理的古韵三十部，“狗”（侯部字）与“屈”、“出”韵（脂部字）、“中” （中部字）相去甚远，都不能构成有效韵读。因而笔者不认为以“刍狗”标榜它义是出于音韵上的考虑。
作进一步观，河上公注为什么要将“刍狗”拆开来解释成这个样子呢？笔者认为这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本身的价值判断分不开。在道家以及道教典籍的发展体系中，《老子河上公章句》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
王明在《考》中指出：“自西汉初迄三国，老学盛行三变，其宗旨各自不同……一、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治国经世。二、东汉中叶以下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道术，主治身养性。三、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在治国经世，亦不为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
”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成书时间尚无定论（王明认为“似当东京中叶迄末年间感染养生风尚下之制作”），但万变不离其宗，大抵上反映的是由“治国经世”向“治身养性”发展的情况。从而，书中身国兼顾的例子随处可见，如：
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治国者布施惠德，无令下知也。
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无有既尽时也。
除此，《老子河上公章句》还提出了多种养气的办法，从这些可以看出，人的自我意识已经上升成为了价值判断的主体。所以，“刍狗”亦演化成了一条生物链：兽食刍，人食狗。
“人”处于生物链的最高层，其地位与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所谓“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这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明言提倡养生修身的思维模式相吻合。事实上，《老子》五千言，并没有直接论及养生、修身；《老子》只提倡“为道”，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等。
这种思路一直被后来人刻意地继承下去，便逐渐出现各种各样的养生方式，包括胎息吐纳、气功丹药；一直到葛洪的《抱扑子内篇》，蔚为大观，成为“金丹大药”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如此说来，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作者尚未有定论，姑且称之）不过借《老子》之言阐发自家论调而已。
那么，把“刍狗”解释成“兽食刍，人食狗”的生物链也在情理之中了；否则便失去一个可供趁机阐发的舞台。
三
那么，“刍狗”既然不能循河上公注，可否就依照《庄子•天运篇》释为“草扎之狗”呢？笔者不敢苟同。
一、释“刍狗”为“草扎之狗”不见得文义畅通。
《庄子•天运篇》为述孔子守周礼不放而引“刍狗”一例，文中人物师金在解释完“刍狗”以后，更重要的还是后面一段话：
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啮挽裂，尽去而后慊。
可以看到，庄子借师金这段话主要评述孔子守古之礼法不变，不得变通。其中：
（1）“刍狗”在此隐约含有神魔怪力之意。所谓“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
也就是说，如果在祭祀完后，还有人将草扎之狗细心珍藏，形影不离地带着，那么即使不招来恶梦，也会为神魔所吓。这种天马行空略带诡异的行文色彩与庄子整部书的风格相吻合。
（2）师金指出：对待“刍狗”的一般态度是用完后践踏之，抛弃之，但有的人不是这样，对“刍狗”看得很宝贵。
重点就放在后半句，换句话说，孔子将周礼看得很重，他就相当于师金讽刺的那位在祭祀完以后还悉心珍藏“刍狗”的人。那么，到底用后即弃的态度可以称为“以……为刍狗”，还是用后珍藏的态度才叫做“以……为刍狗”呢？庄子没有明说。
依前者，孔子不以周礼为“刍狗”，依后者，孔子以周礼为“刍狗”。
带着以上两点，我们回到《老子》那句话，可以发现二者迥异。首先，《老子》阐述的是自己对天地、圣人的看法，没有必要染上浓厚的神力色彩。
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载老子做过史官，所谓“周守藏室之史 （相当于今天图书馆的馆长）”；而在周以致更早的时候，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相通。那么，老子作为巫祝文化背景下的一个言语者，他的用词遣句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相应的痕迹；“刍狗”作为祭祀的物品，就是老子随口拈来的绝佳比拟。
这种意见有道理，《老子》书中也的确体现了很多史巫文化氛围的思维方式。不过，是否就能因此一锤定音呢？笔者认为不妥：一则按照通行本的分章模式，第五章第二句言“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众所周知，“橐籥”就是“风箱”，不但形象而且容易理解，并没有艰涩之感。
“风箱”与史巫文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关联。另外，《老子》第十一章言“三十辐共一毂”、“埏埴以为器”、“凿户牖以为室”，均是日用之常物，为大众所熟识；第六十四章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日常之理，为大众所接受。
难道这些精妙的例子都与史巫文化相关吗？可见，从词句中看出史巫文化气息是正常，但不能反过来仅凭史巫文化就硬将《老子》中的词义解释成相应的模样。二则《老子》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祇。五千言中论及神（出现“神”字的仅八处，分别在第六、二十九、三十九、六十章）的时候，多为泛指。
如第三十九章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天、地、神与谷都是一个范畴，并非所指。神谷第六章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神也不是某个具体神灵（具体释义有争议，不过公认体现了原始的生殖器崇拜）。
进一步说，在《老子》构筑的体系下，行为规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自然以下，分别是道、天、地、人。而鬼、神或者仙在这个体系中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所以，《老子》似乎没有必要将“刍狗”越说越远，附上神力色彩。
其次，我们看一下（2）。《淮南子•齐俗训》提到“刍狗”，与《庄子•天运篇》相通：譬如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大夫端冕，以送迎之。
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而已，夫有孰贵之？
也就是说，按照上述逻辑，“刍狗”可以囊括三个含义：
a、敬而用之。所谓“盛以箧衍，巾以文繡，尸祝齐戒以将之”，“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大夫端冕，以送迎之”。
也就是说，“刍狗土龙”在未经使用前的阶段，是深为所重的；它相当于某件贵重物品，蕴涵着相应得价值功能。
b、弃而贱之。所谓“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则壤土草??而已”。此时，“刍狗”相当于完全无用之物。
c、先敬而后弃。也就是包括了a与b两个阶段，成为一个总体观照。此时的“刍狗”相当于一个先顺时而后背时的概念。
《庄子•天运篇》所言的“刍狗”，描述具体明晰，应该指义项c。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运篇》并没有指出也没有迹象表明，此处“刍狗”一义引自《老子》；何况，在文本中与颜渊探讨“刍狗”问题的不是老聃，而是师金。那么，将c义项直接套用到《老子》中的“刍狗”上，即使可以解释得通，也未免差强人意。
怎能证明《老子》中的“刍狗”不是a义项，不是b义项，就是c义项？
事实上，退一步来讲，c义项并不能地让人信服地释义。分析如下：《庄子•天运篇》中的文本具体含意有两个：1）师金认为，周礼就像刍狗一样，是先顺时而后背时的东西；现在它已经过时，不必再念念不忘。
2）师金认为，孔子守着周礼不放，就像守着刍狗不放一样，念念不忘。
但是，以上两种行为，到底哪种可以等同于“以……为刍狗”这个句式呢？《庄子•天运篇》中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1）可以说称之为“以……为刍狗”，要达到“不必念念不忘”，必须先使之价值破灭，成为废弃无用之物。
那么天地是否曾经“敬”过万物，圣人是否曾经“敬”过百姓呢？或者，天地是否曾经“用”过万物，圣人是否曾经“用”过百姓呢？显然费解。有人主张在此基础引申为“任由自生自灭”，比如苏辙认为：“结刍为狗，设之于祭祀，尽饰以奉之，夫岂爱之？适时然也。
既事而弃之，行者践之，夫岂恶之？亦适然也。”但是，“用过即弃”与“任由自生自灭”两个行为的主体明显不等。“用过即弃”的主体是作用于对象的事件参与者，“任由自生自灭”的主体是一名旁观者。“结刍为狗”不是自生，是人造之以生；不是自灭，是人捐之以灭。
“用过即弃”与“任由自生自灭”二者相距甚远，况且，无论用过是否放弃，后者都可以笼统概之为“任由自生自灭”。从“用过即弃”推至“任由自生自灭”亦难以说服人。
如果是2）可以称之为“以……为刍狗”，释为“念念不忘”，那么顺着这个逻辑，是否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就是天地悉心珍藏万物，爱不释手，圣人爱惜黎民，念念不放呢？既然如此爱惜，何必声称“不仁”，让多少后来者久不得其要领？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将“刍狗”释为“草扎之狗”，于《庄子》文本中可通，于《老子》则不通。
庄子学派也有借老子之言阐发“至仁不仁”或者“至仁无亲”的嫌疑，此“刍狗”非彼“刍狗”。
四
那么，“刍狗”到底作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将“刍狗”释为“刍豢”较为恰当。
刍豢，当指牛羊犬豕。《说文》指出：“豢，以谷圈养豕也。”《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朱熹注曰：“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又如，《史记•货殖列传》有言：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
“豢”与“犬”关系之密切历来为人所道，《礼记•月令》：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郑玄注：养牛羊曰刍，犬豕为豢。孔颖达疏：食草曰刍，食谷曰豢。又《周礼•地官•槁人》：掌豢祭祀之犬。
郑玄注：养犬豕为豢。商承祚先生在《殷墟文字类编》谈到：今卜辞有字囗（上“豕”下“廾”）、囗（上“犬”下“廾”），象以手奉豕，疑即豢之初字。篆字从采，殆后世所增。牛羊曰刍，犬豕曰豢。故其字或从豕，或从犬。
可见，若以“刍豢”释“刍狗”，语义上可通。同时，刍豢还泛指祭祀用的牺牲（其实就是牛羊犬豕的另一用途），但没有“草扎之狗”的神力色彩。设“草扎之狗”之义为a，“刍豢”之义为b，比较二者可知至少有以下区别：
1、a是人造之物，依人而生。
b是自然界的生物，有灵能动。
2、a与天地之关系是单向的：a作为道具祭祀天地，但天地对a没有任何既定义务。b与天地的关系是双向的，b依天地而生，天地有权干涉b，但是它不干涉。
3、a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既定对象。
b是自然之物，本无其使命可言；若非要言其之于人的功用，那么它的功用呈发散性与不确定性，可以为人所奴役，作劳力、作菜肴、作牺牲，亦可以自生自灭。
4、a是单数，b是复数。
由此分析：
据1，“草扎之狗”不能自生，为则有，不为则无。
而b可以自生，与人的存在无任何关系。
据2，对于“草扎之狗”，天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是在语境之外的，因为天地对“草扎之狗”无任何义务，如果“草扎之狗”对天地有作用、有左右，那才是稀罕的事情。
对于“刍豢”，天地是成就牛羊犬豕的其中一个条件，但天地对自己的所为“麻木不仁”。同样地，圣人之于百姓，也应该遵循。这与《老子》提倡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甚至“道生之、蓄之……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此之谓玄德”等极其吻合。
据3，“草扎之狗”的用途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神灵，企盼得到佑护。用之于天地尚可，但用之于圣人则不当。难道万千百姓、芸芸众生需要取悦圣人，从而得到圣人的佑护吗？可惜，《老子》从未提及，老子只提倡“邻里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相反，圣人可以在其能力范围内给予百姓帮助，不正像天地之于刍狗万物么？钱锺书在《管锥编•老子》谈到：刍狗万物，乃天地无心而“不相关”、“不省记”，非天地忍心“异心”而不悯惜。钱锺书不独言刍狗，独言万物，而将刍狗万物并列，实乃明智之举。
据4，因为万物、百姓皆是复数，故“刍狗”宜释为复数。否则，天地将万物看成是一个“草扎之狗”呢，还是将万物看作是一堆“草扎之狗”呢？
可见，“刍豢”比“草扎之狗”更符合句意。那么为何不直接使用“刍豢”一词呢？一则“刍豢”比不上“刍狗”简单易识，求通俗而已，不然为何又不用“刍犬”以代“刍狗”呢？二则“豢”字已经发展出引申义，即收养，或曰以利收买。
如《左传•哀公十一年》：是豢吴也乎。杜预注：豢，养也。又如《荀子•?と琛罚夯恐狁ふ撸灰病Ｍ保独献印废惭酝ㄋ字铮云椒彩缕椒参镒饔鳌Ｈ纭叭惨混保逼湮蓿谐抵茫慧镗晕鳎逼湮蓿衅髦茫辉浠ㄒ晕遥逼湮蓿惺抑谩薄Ｍ恚佰还贰币淄ㄋ撞灰籽釉叮芭Ｑ蛉埂痹蚴恰?
另外，《易•说卦传》说：艮为狗（稍后，汉代人以马喻乾卦，以牛喻坤卦）。
由此，该章节包含有“天”（乾）、“地”（坤）、“风”（巽）、“狗”（艮）等重要的卦象，老子是否另寓深意，亦不可知。但狗素来被人所格外看重是毋庸置疑的。狗为六畜之一，除了有预兆吉凶灾异的象征作用以外，还有除灾的作用。
根据《礼论》的说法，狗属于“至阳之畜”，在东方烹狗，可以使阳气勃发，从而蓄养万物。又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天子所居住的城市一共有十二门，东方的三门是生气之门，为了不使死物在生门出现，所以在另外的九门前杀狗去灾。
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狗与五行中的金相配合，又与方位中的西方对应，而与东方木相克，杀狗有毕止春天的阴湿疫气，使万物复苏成长的作用。狗能够去邪免灾，这并非是什么奇谈怪论，就连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也认可狗的这一特殊功能，他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道：术家认为狗能够禳辟一切邪魅妖术。
《史记》中指出：秦国在城池的东、南、西、北四门前披裂肢解狗以抵御灾害。同时，用白狗的血涂在门上来驱逐不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风俗。可见，凭狗的地位与影响，以“狗”代“犬豕”，极有可能。
以上从词汇本身分析“刍狗”的释义，以下结合《老子》体系，阐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之含义，兼证余以上释义之可行。
五
由于“刍狗”一句涉及儒家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更直言不讳“圣人不仁”，因此显得充满火药味，甚至一度演化成儒、道两家论战的口实之一。
首先，笔者对“仁”的传统解析无任何异议。《说文》指出：仁，亲也。儒家将之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并以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相当于英语中的benevolence。不过，“仁”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其具体含义会有所变通。
那么，此句的“圣人不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先引一些较为经典的意见：
吴澄认为：“圣人是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
范应元认为：“圣人体此道以博爱，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于百姓，亦如天地之于万物，辅其自然而不害之，使养生送死无憾，不知帝力何有于我哉!”
萧天石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其以百姓为刍狗者，乃一任百姓之自为刍狗也。
死生得丧无与焉，当如是则不得不如是也。当生即生，当杀即杀；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当用即用，当舍即舍；当成即成，当毁即毁；此当然而然，实即自然而然，纯为一道之流行，与一气之流行。圣人之用心，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
由上可以看到，以上几家释“圣人不仁”时，终究受制于“结刍之狗”这一义项的引导。其中的共同点在于：
1、“刍狗”为卑贱之物。
2、强调“天地”与“圣人”不亲近任何事物（没有任何感情）。
3、“天地”与“圣人”完全不作为，任由自生自灭（没有任何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三项放回《老子》的文本当中考察，发现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
对于1，《辞海》在解释“刍狗”一义时，列举了河上公注与《庄子•天运篇》释两个说法，然后指出：两说不同，皆以喻轻贱无用之的东西。
也就是说，“刍狗”卑贱不堪，“天地”与“圣人”完全摆出一幅的冷面孔，对任何东西都不放在心上。但是，《老子》第四十九章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如果圣人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又何必以百姓之心为心？岂不是自作聪明？显然相悖。
当“刍狗”被理解成“刍豢”时，无卑贱之义。万物有万物的生息，百姓有百姓的生息，仅此而已。
对于2，《老子》第二章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另外《老子》第四十五章有“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言语。又《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可见，《老子》的体系强调取消对立，不欣赏极端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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