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是何时开始,又何时结束的
闯关东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闯关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
关东之要「闯」，说明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 其实，在近代自咸丰十年（1860）后，前往关东谋生，不仅不违禁，而且成为合法的了。「闯关东」一语在近代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这一词语早已存在，并已约定俗成。「闯关东」由来已久了。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大可不必「闯」。 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存在「闯」的问题，相反，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开国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民人畏出关如虎」。福临入...全部
闯关东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闯关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
关东之要「闯」，说明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
其实，在近代自咸丰十年（1860）后，前往关东谋生，不仅不违禁，而且成为合法的了。「闯关东」一语在近代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这一词语早已存在，并已约定俗成。「闯关东」由来已久了。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大可不必「闯」。
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存在「闯」的问题，相反，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开国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民人畏出关如虎」。福临入关建都北京，百万满族人随军入关者就达90万之多，以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一片荒凉。
关东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顺治十年（1653）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官、民招揽、应招。
《条例》规定，「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薄，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口给月粮一斗，每地一，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
在这一优惠政策的「激励」下，「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但规模有限，仍属涓涓细流。尽管如此，清廷却颇感不安，《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康熙七年（1668），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作废。
清廷所以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不得已而封关。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干脆封禁。
再有，清廷鳃鳃以旗民生计为虑，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在我看来，保守满族固有的文化才是「闭关（山海关）」的深层的原因。「上谕」说得明明白白：「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日与本习相远，惟赖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
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将朕所降谕旨……晓谕乌喇、宁古塔等处人等知悉，并行知黑龙江将军，共相勉励，但务守满洲本习，不可稍有疑贰」；「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吉林为我朝根本之地，……流民潜往，……初为佣工，继则渐向旗人佃种田亩；迨佃种既多，旗人咸耽安逸，不知力作，必致生计日蹙，且耳濡目染，习成汉俗，不复知有骑射本艺，积重难反，其害岂可胜言！」类似上谕，屡有颁行。
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在满洲贵族的脑海里，「满汉之见」甚深，对此，恐怕没人提出质疑。或可以说，「闭关」正是「满汉之见」主导意识下的「理智」行为。
「满汉之见」的产生，除文化固有的「排他性」之外，主要还是战争的阴霾，「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等一系列暴行，造成很深的民族矛盾，汉人屡起抗争以及「反清复明」的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
干隆五年（17）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干隆十五年（1750），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
有鉴于此，康熙年间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有私越者置重典」。
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相反，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十多万。
据估计，干隆四十一年（1776）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所以，「虽然清王下诏禁止华人进入他们帝胄的故乡去，虽然他们设法安下他们自己的旗人使之不离开满洲，他们终于不能遏止那威尔司（H。
G。 Wells）所谓『中国垦殖文化』的『蔓延与扩充的大力』。满人为种族关系而保守祖乡的举动，只不过是胜利者之失败的滑稽记述而已。」
闯关东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清末，第二次是在民国一直持续到建国后。
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①，严禁居民越界垦殖。
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
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耽耽。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
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已近40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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