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三国时,关羽是怎么死
桃园情谊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为“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以刘关张三人结为兄弟为缘起，时至今日，在中国形容男子之间生死不渝的友谊，也仍旧用“桃园情义”来加以赞赏。 在东汉的风俗考察中，当时还没有异姓结为兄弟的习俗。因此结义一事，固然是小说家杜撰，但在《三国志》中，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痕迹的。《魏书•刘晔传》说“……且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蜀书•关羽传》则称“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此后《蜀书•张飞传》也有“（关）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的记载。 无论“父子”或...全部
桃园情谊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为“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以刘关张三人结为兄弟为缘起，时至今日，在中国形容男子之间生死不渝的友谊，也仍旧用“桃园情义”来加以赞赏。
在东汉的风俗考察中，当时还没有异姓结为兄弟的习俗。因此结义一事，固然是小说家杜撰，但在《三国志》中，还是可以找到一点痕迹的。《魏书•刘晔传》说“……且关羽与（刘）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蜀书•关羽传》则称“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此后《蜀书•张飞传》也有“（关）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的记载。
无论“父子”或者“兄弟”，三国中刘关张的关系，应该是非同一般的。
小说中的结义情节，大致上可以用邂逅来概括。演义中说当日刘备在涿郡看到招募文告，想到自己虚度年华，一事无成，于是不免叹气，不料遭到偶尔路过的张飞的斥责。
两人便一同进入酒店，互相倾诉生平志向，又恰好碰到关羽，邀来同座。没想到三人一见如故，最终在张飞的庄园中向天祷告，结为兄弟。
明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第四种》中《花关索出身传》，记述了刘关张三人的结义故事。
书中称在三人结义之后，刘备提醒关张，说自己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而关张两人都有妻小，只怕将来共图大事，会有后顾之忧。关羽当下表态，回去杀了一家老小，而后追随刘备。张飞却说，哥哥怎忍心对自家人下手，莫若由他去杀了关羽一家，关羽杀了自己一家。
关张两人商定，各自去了对方家中。张飞前往关羽老家山西解州，斩杀十余口人，因关羽长子关平已经长大成人，遂将他带回；而关羽发妻胡金定当时已有身孕，张飞不忍下手，放了她一条生路，后来生下关羽次子关索。
明施耐庵撰写的《水浒全传》中，就有“病关索”（即“赛关索”之意）的诨号。关羽则对张飞一家毫不留情，悉数杀光。这残酷故事在当日为人所称道，因而刘备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也往往成为许多民间草莽的豪言壮语。
在整部三国历史人物中，惟有刘关张三人的作风颇像后来的草莽英雄，全然没有政治人物的色彩。
谁让关羽走麦城
从“桃园情谊”一节中得出，无论三人结义以何种残酷为代价，刘关张的友谊仍旧为后人称道；但是严厉的学者有不同的认为，他们认为三人的友谊并非像后人说的那样亲密无间。
历史上，关羽在麦城兵败，不久后即被孙权斩首，这是事实所在；但有关关羽败退和被杀的原因，历来就受到很多质疑，其中就牵扯到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
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开始进行北伐，到兵败麦城为止，前后长达五月余。
黄恩彤在看过这段历史后，认为当中疑点颇多。黄以为，关羽在斩杀庞德，擒获于禁之后，几乎令曹仁放弃樊城遁走，并一度使曹操考虑是否迁都，而许都南部的孙狼等人亦同时叛乱，在曹操的势力范围内和关羽互相呼应。
史称其“威振华夏”，据此，黄恩彤认为“此破竹之势，千载一时也”，但成都政府在这个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在此之后，“（孙）权以陆逊屯漳口，吕蒙用奇兵”，“（曹）操以徐晃为将军，将殷署等十二营之兵以救樊城”。
当日对荆州前后受敌的情况，蜀汉成都政权的反应更令人费解，“蜀不闻遣一将增一旅以援（关）羽，致使徐晃掎之于前，吕、陆蹑之于后，首尾狼狈，事遂不支”；更为导致之后诸葛亮出兵祁山数次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原因在于已经失去荆州，使诸葛亮当初的隆中计划全盘打乱。
姚范对黄恩彤的疑问作了这样的解释，姚写道，吕蒙袭取江陵时，派遣陆逊攻取宜都，驻扎在夷陵，镇守峡口以防备蜀国的增援部队，但后来情况表明这是多此一举，蜀汉并没有发兵援救。然而“蜀人当时之疏如此，吴人之眈眈于荆州，而忌（关）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蜀之谋士当不如此之疏，陈氏或不能详耳”。
当关羽身处险境而蜀汉本部没有派出任何增援，姚范认为成都的谋士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当时情况的紧急，之所以对关羽置之度外，关键应该在于“忌羽之成功”。
不过章太炎对黄、姚的解释并不认同，他曾在《?书•正葛》中说，“（关羽）临沮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以为败问之未通”；他认为，“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以陨关羽之命”。
章太炎的见解可以说已经是发前人所不敢发，但对于关羽的死亡，他认为是“葛氏”（诸葛亮）责任所在，而回避了刘备。毕竟，“桃园结义”早已深入人心，从孔明言行来看，他后来确实也用“易世难御”为理由劝刘备诛杀刘封。
然而，即使是诸葛亮对刘备进行了劝说，派不派援兵的决定权还是在刘备的手中。何况，以诸葛亮与刘备的真正关系来看，诸葛亮能否有效地对刘备的行动产生影响，是值得考虑的，因此在关羽之死的原因上，刘备应当负有责任。
深恐易世不能驾御而所以诛杀功臣，是大多君主都无法避免的，刘备同样概莫能外。在刘禅即位以后，诸葛亮曾上表以“诽谤先帝”罪名将长水校尉廖立废为庶民，廖立在三国中并不是重要人物，但在议论关羽败亡一事上却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角色。
吕蒙袭击南三郡时，廖立弃城逃回成都，只是因他与刘备素来交情颇深，故而免于重责。刘后主即位后，廖立认为自己官阶配不上自己的才智而怏怏不乐，对先帝刘备大为不满。廖立以为，关羽并没有统帅风度，往往只凭借自己的武力与敌人战斗，同时在作战上也没有一定的法则；关羽虽然有诸多缺点，刘备却仍然将他放在荆州这个极其危险的地方，显然是要让关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结果直接导致“关侯身死无孑遗”（见《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三国志集解》在《三国志》此段原文后有注解，认为廖立“此难忿言，然当日情势实如此”。这可以作为确认廖立言论真实性的一个佐证。据此可见，刘备对关羽如此安排，除了“易世难御”的理由，再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了。
在《三国志》记载中，关羽“性颇自负，好陵人”，“骄于士大夫”，并且“始有大功，志骄意逸”，因此性格上的缺陷，使他与刘备难免发生龃龉。《三国志》引《蜀记》一段记载，“初，刘备在许（许都）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
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焉？’”当日因为曹操南征，关羽随刘备展转漂流，十分狼狈，因此关羽起怒言，责备刘备当初不听他的劝说杀了曹操，刘备则以“为天下惜”搪塞过去。
裴松之作注时说，刘备以此为借口，并非出于本心，随后裴在《三国志》中写下理由。他以为，刘备在围猎事件之后，就参与了董承等人谋划刺杀曹操的活动，只是后来计划泄露而未遂，如果刘备真诚地为国家惜曹操，何至于事后又谋刺曹操？接着裴松之说，刘备所以没有听从关羽在当日的猎阵中诛杀曹操，真正原因在于忌惮曹阿瞒腹心亲戚，“曹虽可杀，身必不免，故以计而止，何惜之有”。
后来刘备在夏口对关羽说的话，裴松之也认为是“故托为雅言耳”，言下之意，就是说漂亮话啦。刘备当时也很清楚，关羽的抱怨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以当时情况的危急，刘备显然不愿意再和关羽发生不快而导致两人关系紧张，因此也只能以“安知此不为福焉”开脱过去，做一下自我安慰。
刘备得到孔明后，“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蜀书•诸葛亮传》）。后马超来降，关羽写信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氏深知关羽性格“获前”（耻为人下），故意回信说马超一介武夫，“未及髯（指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同时夸奖了关羽的武艺和美貌（美髯公），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蜀书•关羽传》）。
在孔明看来，关羽的性格并不合适在荆州留守，因而对关羽的傲气发作，也只是顺水推舟，并未加以指责。然而到了刘备用黄忠为后将军时，诸葛亮就十分担心，他告诉刘备，黄忠的名望向来不能与关羽、马超相比，而现在将黄忠提升到和关羽相同的官阶，“马（超）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以喻指；关（羽）遥闻之，恐必不悦”，后关羽听说消息，果然大怒，称自己“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见《蜀书•黄忠传》）。
这个时候，关羽的怨怒对象并非直接指向黄忠本人，而是对刘备人事任用的不满，此事令诸葛亮对关羽的作风十分担忧，于是就黄忠一事提醒和暗示刘备，然而刘备也只能说：“吾自当解之”。而所谓“自当解之”，不过是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去开解而已。
可见当日刘备对关羽的态度，与其解释为容忍，不如理解为无奈。
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之后，关羽实际上成为蜀汉集团中地位仅次于刘备的第二号人物，非但“易世难以驾御”，即便刘备本人，也常常“驾御”不了。
关羽虽然“骄于士大夫”，但他却善养士卒，刘备集团的精兵有很大一部分源于关羽的部曲或是掌握在关羽手里。《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游说东吴时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
可见赤壁之前，刘备的军队组成，大致分为关羽和刘琦两部，其中的精锐部分，由关羽掌握的，约为全部兵力的一半；而刘琦的军队，当时尚未由刘备完全掌控，因此关羽的兵力，是当时力量微弱的刘备势力的主要战力。
后曹操败退，刘备入川，关羽一直留镇荆州，迁前将军，假节钺，按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关羽镇守的荆州，在诸葛亮南征收服孟获之前，面积占去刘备集团统辖领土的二分之一。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攻樊城，于禁、庞德七军皆没，此时群盗遥受关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即便曹魏众臣也都称蜀汉“名将唯羽”，同刘备在巴郡受挫相比，关羽已很明显地造成了功高镇主的局面。
面临这种情况，刘备自然难免会对关羽有所顾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刘备采取的相应措施是可以在《三国志》中可以寻到些许线索的。
形式上，他让关羽总督荆州且假节钺，作为荆州的最高长官；而荆州重镇江陵和公安却分别委任南郡太守麋芳与将军傅士仁驻防。麋芳为刘备夫人的兄弟，傅士仁为刘备的同乡，两人又同样不以能力见称。然而麋、傅二人所驻守的江陵与公安，均为南郡重镇，其中江陵即为荆州治所。
在关羽进行北伐之时，南郡成为距关羽最近的后方，嗣后关羽兵败的麦城，即在南郡内。何以让这两个并无多大能力的人驻守如此军事要地，且是荆州核心，这在军事上无论如何都难以解释的，因而也只有用政治原因才能说通，即让麋、傅二人作为“监军”监视关羽。
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关羽与二将素来不睦，甚至当众宣称要“治之”，却又在北伐时将整个后方交给二人而无他法。而麋芳、傅士仁二将明知关羽“轻己”，却仍然敢在关羽与曹仁相据时抗命不“供给军资”，并且“不悉相救”。
除此二人外，荆州后方另一大员，在刘备入川时“留典州事”的荆州治中从事潘?F也素与关羽不睦。如此的人事安排，显见刘备对关羽极不放心，有意对其多加掣肘。
除此之外，在关羽北伐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中，蜀中未曾有所援助，甚至不予配合。
当日关羽围樊城、襄阳，曾命令驻扎上庸的孟达、刘封发兵救助，但两人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托词，拒绝出兵（《蜀书•刘封传》）而刘备当初之所以攻取上庸，其目的本来就在于方便北伐。只是关羽的北伐并非出于益州方面的安排，甚至可能是自作主张。
因此，在关羽进军北伐之后，刘备未做任何反应，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在笔者看来，作为汉中王刘备，并不希望出现关羽“尾大不掉”的局面，如姚范所言，实在是“忌羽之成功”，故未发兵援助，也没有按照诸葛亮在隆中提出的计划，“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蜀书•诸葛亮传》），刘备原以为，也希望关羽在曹仁处受挫，然后自然就会撤退，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孙权会在后方进行偷袭，所以未加防范，直接导致关羽“身死无孑遗”。
其实在诸葛亮的隆中计划中，必须注意到这位军师的用词，如“天下有变”，则应当是刘备“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而关羽的军事行动，显然不是出自刘备的命令。
反对以上观点者将会以嗣后刘备进攻东吴的事实作为反例证据，或认为，如果关羽的败亡刘备负有责任的话，则刘备不会在此后东征吴国为关羽报仇。
因而对于刘备东征，也应当在此进一步说明。刘备对关羽北伐进行观望态度时，并未预料到东吴对荆州的偷袭，而只在意了曹仁会使关羽败退。因而在听闻孙权袭取荆州一事后，刘备的确大怒，并计划东征东吴。《蜀书•赵云传》引《赵云别传》记载，“孙权袭荆州，先主大怒”，而非“孙权袭关羽，先主大怒”。
另外如刘晔所说，“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当时魏国刘晔预断刘备将会东征东吴，原因是蜀汉新立，外界以为“狭弱”，刘备意欲借对外用兵显示蜀汉的实力（“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关羽之死是相当充分的借口。
而且，当时刘关的关系，在外人看来，是“恩犹父子”，如果关羽死而不能为之兴兵报仇，“于终始之分不足”，在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以此来看，刘备袭击东吴，原因并非如演义说的那么简单，否则以刘备的政治水准，是不可能不考虑到东征后果的。
在东征之前，张飞也被部下张达、范疆所杀，张飞的死亡，在刘备看来，并非意外，据《蜀书•张飞传》记载，张飞被杀后，其部属都督表奏刘备，刘备当时尚未打开奏表，就淡淡说了一句“噫，飞死矣”，言下之意，张飞之死，是在刘备意料之中的。
否则面对这突然而来的变故，刘备未必能如此镇静。相比之下，法正原为刘璋部下，后依附刘备，在他死后，刘备痛哭流涕。后当刘备东征失败，退到白帝城时，诸葛亮叹息：“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可见刘备对法正的爱信，已经远远超出了关羽及张飞。而桃园情谊，也在这里遭到质疑。
关羽的后话
关羽被擒，《蜀记》载孙权“欲活（关）羽”，但左右谏止，说关羽“狼子不可养，后必为患”。
《吴历》又称关羽被斩后，孙权将其首级送于曹操，然后以诸侯礼葬其尸体。刘备时期，只有法正死后封有谥号。直至刘禅时，才追谥关羽为“壮缪侯”。程敏政认为“缪”与“穆”相通，谥法“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仿佛岳飞的谥号“武穆”。
梁章钜又说“‘壮缪’并非美谥，不知当时何以取此”，他认为“缪”字是“武功不成”之意。无论如何，在刘备时期，关羽未被封谥，这是事实；追谥之后，谥号是否为美谥又说法不一，这也是事实。由此可见关羽在刘氏父子心目中，并不是那么重要和完美的。
建安二十四年北伐中，关羽斩杀庞德。四十八年后，即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庞德子庞会随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庞会尽灭关氏家，此事载于《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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