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词的发展
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
在唐代发展繁荣的同时，中国诗歌又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词。词于初盛唐即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开始创作，中唐词体基本建立，晚唐以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第一节 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燕乐的兴起 词的起源 早期民间词 早期文人词
词的兴起，与唐代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有密切关系。 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兴盛，为适合市井需要的各种艺术的萌生与成长，提供了温床，“歌酒家家花处处”（白居易《送东都留守赴任》）的都市生活，不仅孕育了词，而且推进其发展与传播。但词最初作为配合歌唱的音乐文学，对它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音乐。 词在唐五代时期通常称“曲子”或“曲子词”，...全部
词的初创及晚唐五代词
在唐代发展繁荣的同时，中国诗歌又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形式──词。词于初盛唐即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开始创作，中唐词体基本建立，晚唐以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第一节 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燕乐的兴起 词的起源 早期民间词 早期文人词
词的兴起，与唐代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有密切关系。
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兴盛，为适合市井需要的各种艺术的萌生与成长，提供了温床，“歌酒家家花处处”（白居易《送东都留守赴任》）的都市生活，不仅孕育了词，而且推进其发展与传播。但词最初作为配合歌唱的音乐文学，对它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音乐。
词在唐五代时期通常称“曲子”或“曲子词”，它在体制上，与近体诗最明显的区别是：有词调；多数分片；句式基本上为长短不齐的杂言。这些异于一般诗歌的特点，是由它“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所造成的。
所以词最根本的发生原理，也就在于以辞配乐，是诗与乐在隋唐时代以新的方式再度结合的产物。
中国诗歌有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但各阶段辞与乐的性质及其配合方式有所不同。汉魏乐府，一般是先有歌辞，后以音乐相配。
而唐五代词是先有乐，后有辞。汉魏乐府所配的是清商乐，而词所配的是隋唐新起的燕（宴）乐。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云：
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沈括指出迄至唐代所出现的三种类型的音乐：雅乐、清乐、宴（燕）乐。雅乐属于周秦古乐系统，与俗乐相对，用于郊庙祭享，跟配合俗乐的词没有多大关系。清乐在汉魏有平调、清调、瑟调，称相和三调，或清商三调（即宫调、商调、角调），行于中原。
“晋朝播迁，其音分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四），清商乐又与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相结合，在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南朝音乐的主体；复又随政治上的南北统一，成为隋唐七部、九部或十部乐中的一部。
但实际上南朝所传清商乐，到唐代也渐渐受冷落。“长安（武则天年号，７０１～７０４）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惟 ……八曲”（《旧唐书·音乐志》）。这种唐初已被看作“古曲”的南朝旧传清商乐，与词关系也不大。
至于广义上可算属于清乐系统的南方音乐，虽然始终未曾消歇，但它与胡乐、中原音乐不断交融，作为唐代俗乐总称的燕乐，正包含了南方音乐成分。
燕乐之起，可以追溯到北朝。随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可以统称胡乐的边地及境外音乐，陆续传入内地。
其中有宫廷乐舞。唐代十部乐，高丽、天竺、安国、康国、龟兹、疏勒、高昌七部，皆有来自外域的源头，是通过异国进献、王室之间通婚，以及战争缴获等渠道输入的。此外，还有伴随贸易等途径传入的西域民间乐舞，以及伴随宗教活动传入的西域佛教乐舞，内容十分丰富。
胡乐以音域宽广的琵琶为主要伴奏乐器，能形成繁复曲折、变化多端的曲调。它同时配有鼓类与板类节奏乐器，予听众以鲜明的节拍感受。由于西域音乐悦耳新鲜，富有刺激性，给华夏音乐发展带来强大的推动力。
一方面，中原音乐吸收了胡乐成分；另一方面，胡乐在接受华夏的选择过程中，也吸收了汉乐成分，融合渗透，形成了包含中原乐、江南乐、边疆民族乐、外族乐等多种因素，有歌有舞，有新有旧，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隋唐燕乐。
它拥有鲜明的时代风格，适合广大地域和多种场合，特别是以“胡夷里巷之乐”的俗乐姿态，满足着日常娱乐的需要。有乐有曲，一般也就相应地需要与之相配的歌辞。词正是在燕乐的这种需求下产生。当然，词随燕乐而起，具体过程是复杂的，途径也并不单一。
配合燕乐演唱的歌辞并非一种，除长短句形式的歌辞外，还有齐言的声诗。前者依乐曲制作文辞，后者选诗配乐，两者并行于世。同时又有一部分声诗，乐工在演唱过程中，为与乐曲更好配合，杂以和声、泛声等成分。
这些和声、泛声处，后来逐渐被人填成实字，即可能演变成长短句词调。这一部分词在产生过程中，经由声诗一环过渡而成，在唐五代词调中约占十分之一。考察词的起源，既应看到部分词调这一形成过程，又不可以偏概全，认为词即由五七言近体诗进化而成。
词有词之曲，曲调成为词调是条件、有选择的。燕乐产生，不等于就有了适合于入词的形形色色的曲调。特别是供宫廷用的大曲，虽属燕乐，却因规模过大，难于入词。唐五代时期，孳生出词的乐曲，主要是短小轻便的杂曲小唱。
这些乐曲小唱的产生，与唐代设置教坊有一定关系。据现存资料，隋代已有入词的曲调产生，但为数很少。后世沿用的词调，名称虽同，乐曲未必即隋代所传。唐代所传主要曲乐资料为太常曲和教坊曲。太常曲是太常寺下属大乐署的供奉曲，为朝廷正乐，不容杂曲小唱一类俗乐。
太常曲二百馀曲中，转为词调的，仅少数几个曲调，大量转变为词调的是教坊曲。开元二年，喜爱俗乐的唐玄宗，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为借口，“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自此教坊成为女乐和俗乐集中地。它创制了许多新乐曲。来自民间和来自各地方的乐曲，也总汇于教坊，并通过教坊，加速了在社会上的传播。唐五代所用词调，总共一百八十调左右，半数皆可见于《教坊记》的曲名表中。
说明以教坊为代表的俗乐机构，以及以教坊妓为代表的歌舞艺人，在众多曲调的创制、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词的兴起，以及某些具体格律和修辞特征的形成，还与酒令著辞有关。“新翻酒令著辞章”（花蕊夫人《宫辞》），盛极一时的饮宴娱乐风气，培育并发展了精彩丰富的酒令艺术。
有些歌舞化的酒令，则近于或已经成了词。今存词调中，留下了种种“令”词的名目，共一百多调。酒令在不断翻新过程中，常常设计出种种令格，这些令格，有的被继承下来，成了词的某些体式或修辞特点。
词从孕育、萌生到词体初步建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从隋代到初盛唐，传世作品有限，创作呈偶发、散在的状态。到中唐，有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较多诗人从事填词，这种文体的写作才从偶发走向自觉。刘禹锡有《忆江南》词，标云：“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表明不再是按诗的句法，而是依照一定曲调的曲拍，制作文辞。这是文人自觉地把诗和词两种创作方式区分开了，有了真正属于词的创作意识和操作规范。刘禹锡的同时代诗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强调，韵文中有“由乐以定词”与“选词以配乐”两大类。
前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元稹这番议论，与当时声诗与词并行的局面有密切关系。证明刘禹锡“以曲拍为句”，是从已经较为普遍的词的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足以作为词体成立和 “曲子词”的创作走向自觉的标志。
“因声以度词”、“以曲拍为句”，当然是依曲谱直接制作文辞，与后世据词谱填词仍不是一回事。这中间的演变，是由于曲谱失传，或虽有曲谱而后世难得通晓，只好以前代文人传世之词作为范本，进行创作。而以具体作品为范本，毕竟不够便捷，于是学者又将前代同调词作集中起来加以比勘，总结每一调在形式、格律方面种种要求，制订出词谱。
至此，词的制作便由最初的依曲谱制词，演变为依词谱填词。词也由融诗乐歌舞为一体的综合型艺术，转变为单纯文学意义上的一种抒情诗体了。
词起源于民间，但在１９００年敦煌石室打开之前，研究中很难见到民间作品。
直到敦煌卷子中的词曲面世，才补救了这方面的缺陷。敦煌词曲数量很大。其中有温庭筠、李晔（唐昭宗）、欧阳炯词共五首，其馀为无名氏之作。作者范围广泛，多属下层，写作时间大抵起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
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谣集杂曲子》，收词３０首，抄写时间不迟于后梁乾化元年（９１１），比《花间集》的编定（后蜀广政三年，９４０），早出近三十年。所用词调，除《内家娇》外，其馀１２调，《教坊记·曲名表》均有著录。
其中有慢词，亦有联章体。
敦煌词创作的早期性与作者成分来源的民间性，使作品从内容、体制到语言风格，教表现出这些初起的词，初步脱离一般诗歌的大文化系统，开始独立成体的过渡性特征。朱祖谋跋《云谣集杂曲子》云：“其为词拙朴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
”可以用于对整个敦煌的评价。
词与诗在题材内容上各有自己的领地。诗歌界域宽广，而词多言闺情风月。敦煌词虽亦多写男女之情，但同时又有更广泛的取材。如写晚唐动乱局面：“每见惶惶，队队雄军惊御辇”（《酒泉子》）；写坚守敦煌，威镇荒服的边将：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菩萨蛮》）；写商人逐利，“客在江西”，或富、或贫、或死的不同境况（《长相思》），均为后来词家所未曾写到。
即使是词中最普遍的妓女题材，敦煌词中也展开了文人笔下所未曾有的侧面。如：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望江南》）文人词中即不易见到这种不愿受损害、受凌辱的呼喊。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说：
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居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
这样多方面的内容和题材，为五代宋初文人词中所无。
说明它在取材上还没有和一般民歌或一般诗歌分疆划界，进入词所特有的窄而深的领域。
敦煌词在体制上亦属粗备型体，未臻完全成熟。如字数不定，韵脚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常用衬字，等等，都说明词格宽，声辞相配要求不严，用韵方法简单，处于草创阶段。
另外，敦煌词所咏内容，一般与词调大致相符，这种所谓“咏调名”的现象，与其后词在内容上离调愈来愈远不同，亦属早期词调初创时的特征。
敦煌词造意遣词保存了民间词的素朴风格，富于生活气息。如：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菩萨蛮》）
一连展开六种比喻，全用民间成语中认为不可能的事，很像汉乐府《上邪》情侣的信誓而造意更为新奇。
敦煌词代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作者来源复杂，各篇在体制上成熟的程度不同，从思想内容到表现上的工拙、精粗、文野、差异很大，拙朴固然是其本色，但也有不少作品讲究词藻华饰，甚至文与白、纤巧与朴拙，并见一篇之中。
同时，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出重心向抒情方面转移，以及市井化，甚至艳情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经过编订，可能也经过润色的《云谣集》中，表现更为突出。因此，敦煌词作为“倚声椎轮大辂”，应不止在于具有词处于萌芽状态的拙扑，同时还在于它多方面显示了过渡性的特征。
词体在民间兴起后，盛唐和中唐一些诗人，以其敏感和热情，迎接了这一新生事物，开始了对新形式的尝试。
张志和，肃宗时曾待诏翰林，后放浪江湖。大历八年，他曾在湖州刺史颜真卿席上，与众人唱和。
张志和首唱，作《渔父》五首，第一首云：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江南的景色，渔父的生活，都写得极其生动传神。这组词不仅一时和者甚众，而且远播海外，日本嵯峨天皇及其臣僚，也有和作多首。
张志和生活在江湖间，《渔父》当是民间流行的曲调，为其所用。
韦应物和戴叔伦的《调笑令》反映了边塞景象：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
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韦应物作）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戴叔伦作）
《调笑令》为唐时行酒令所用曲调名。
上引两首《调笑令》，多互相契合，韦词以“边草”结尾，戴词以“边草”开关。两首词这种契合，符合酒令中“改令”、“还令”的要求，可能是唱和之作。从张志和等人以来的这些唱和，说明大历到贞元前后，填词的风气，在文人中已相当流行了。
元和以后，作词的文人更多。白居易、刘禹锡曾被贬于巴蜀湘赣一带，受民间文艺熏染颇深。两人都爱好声乐歌舞，经常为歌者作诗填词。如：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是吴官：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白居易这三首《忆江南》，首章首句“江南好”，摄尽江南景物种种佳处，总绾三章。
二、三两首分咏杭州、苏州胜景，而又均承首章结句：“能不忆江南。” 三章自具首尾，而又脉络贯通，浑然一体。适应曲调的要求，把一组词写得这样纯熟完整，说明文人运用这种韵文新体裁，已经得心应手，词体更显稳定了。
刘禹锡《忆江南》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也说明新体裁日益成熟，诗词分界日益清楚。他的《忆江南》：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怕端普唇怼６雷嗪?埂?
这词已不再咏调名本意。
女性和闺阁的气质突出了，比白居易的词在意境上更加词化。透露了词在文人手中自觉而迅速演进的痕迹。
第二节 温庭筠及其他花间词人
《花间集》 缛采轻艳的花间词风
晚唐五代衰乱，一般文化学术日形萎弱，但适应女乐声伎的词，在部分地区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却获得了繁衍的机运。
尤其是五代十国，南方形成几个较为安定的割据政权。割据者既无统一全国的实力与雄心，又无励精图治的长远打算，苟且偷安，藉声色和艳词消遣，在西蜀和南唐形成两个词的中心。西蜀立国较早，收容了不少北方避乱文人。
前蜀王衍、后蜀孟昶，皆溺于声色。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故词坛兴盛也早于南唐。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９４０）编成《花间集》十卷，选录１８位“诗客曲子词”，凡５００首。作者中温庭筠、皇甫松生活于晚唐，未入五代。
孙光宪仕于荆南，和凝仕于后晋，其馀仕于西蜀。《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描述西蜀词人的创作情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
”在这种生活背景和文艺风气下从事创作，所写的是供歌筵酒席演唱的侧艳之词，自然是缛采轻艳，绮靡温馥。花间词把视野完全转向裙裾脂粉，花柳风月，写女性的姿色和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言情不离伤春伤别，场景无非洞房密室、歌筵酒席、芳园曲径。
此外，虽也写郊游中的男女邂逅，女道士的春怀，宫女的幽怨等等，但中心仍然是男女情爱。与这种情调相适应，在艺术上则是文采繁华，轻柔艳丽。所谓“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衣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花间集序》）。
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尽管花间词的具体作家之间互有差异，但在总体上有其一致性。
温庭筠在《花间集》中被列于首位，入选作品６６首。他是第一个努力作词的人，长期出入秦楼楚馆，“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把词同南朝宫体与北里倡风结合起来，成为花间派的鼻祖。
温词风格并不单一，有一些境界阔大的描写，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也有一些较为清新疏朗，甚至通俗明快之作，如《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州。
”但就总体而言，温词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一般不出闺阁，作品风貌多数表现为?艳细腻，绵密隐约。如《菩萨蛮》：
小山重迭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把美人的睡眠、懒起、画眉、照镜、穿衣等一系列娇慵的情态，以及闺房的陈设、气氛、绣有双鹧鸪的罗襦，一一表现出来，接连给人以感官与印象刺激。它没有明白表现美人的情思，只是隐隐透露出一种空虚孤独之感。
从应歌出发，温庭筠的这类作品，可算最为当行。它的艺术特征，首先不表现于抒情性，而是表现于给人的感官刺激。它用诉诸感官的密集而艳丽的词藻，描写女性及其居处环境，像一幅幅精致的仕女图，具有类似工艺品的装饰性特征。
由于诉诸感官直觉，温词内在的意蕴情思，主要靠暗示，显得深隐含蓄。
西蜀词人韦庄，与温庭筠齐名，《花间集》收其词４８首。温、韦二人同时擅长写诗，韦庄受白居易影响较深，与温庭筠远绍齐梁、近师李贺不同。
韦词有花间词共同的婉媚、柔丽、轻艳的特征。如“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菩萨蛮》其一），清丽秀艳，温柔缠绵，即是较为典型的花间作风。但韦词又常常以其清疏的笔法和显直明朗的抒情，异于温庭筠等人。
温词客观描绘，虽可能时或寓有沦落失意的苦闷，却非常隐约，只是唤起人一种深美的联想而已。韦词则直抒胸臆，显而易见。温词意象迭出，一两句能包含多层意蕴，韦词则一首词围绕一件事从容展开。温词绵密而韦词疏朗，温词雕饰而韦词自然。
如《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回忆与情人一场难堪的离别。脱口而出，用白描作直接而分明的叙写，不惜重重迭迭的意象隐约暗示。
真切动人，畅发尽致。
韦词的抒情，同时又具有深婉低回之致。“似直而纡，似达而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取得相反相成的效果。如《菩萨蛮》其二：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全篇集中从风景和人物两方面渲染江南之令人陶醉。但开头“人人尽说”，点出“江南好”系从他人口中所出，设下伏笔。
结尾“未老莫还乡”，以顺承的词气，进行翻转，反跌出“还乡须断肠”的喟叹。暗示中原战乱，有家难归之痛。外在劲直旷达，而内含曲折悲郁。
《花间集》中其它作家，在题材上有的有所扩大。
如欧阳炯、李?对南疆的描写：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欧阳炯《南乡子》）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
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李?《南乡子》）
两首词都展现了岭南地区的景物风情，优美新鲜。即使在五、七言诗中，亦不多见。这些词里艳情成分依旧很显眼，同样适合当时歌筵酒席的需要。
第三节 李煜及其他南唐词人
冯延巳 李煜 情致缠绵的南唐词风
南唐词的兴起比西蜀稍晚，主要词人是元老冯延巳（９０３～９６０），中主李璟（９１６～９６１），后主李煜（９３７～９７８）。
南唐君臣沉溺声色与西蜀相类，但文化修养较高，艺术趣味也相应雅一些。所以从花间词到南唐词，风气有明显的转变。
冯延巳，字正中，词作数量居五代词人之首。其词虽然仍以相思离别、花柳风情为题材，但不再侧重写女子的容貌服饰，也不拘限于具体的情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心境意绪，造成多方面的启示与联想。
如《谒金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岛煨尤铩６费祭赣诙酪校逃裆ν沸弊埂Ｖ杖胀恢粒偻肺湃迪病?
虽是写女子的闺怨，并且展开一些具体情节，但词中集中表现的女子为怀人所苦而不胜怨怅的心理，却不为闺情或具体人事所限。
冯延巳还有些词，连字面也不涉及具体情事，只是表达一种心境：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长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鹊踏枝》）
下笔虚括，写出一种怅然自失，无由解脱的愁苦之情，郁抑惝恍，若隐若显，怅惘的具体内容与缘由，则留待读者想象。冯延巳仕宦显达，耽于逸乐，政治上碌碌无为。谓其词“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为作”（张采田《曼陀罗Ａ３词序》），固然不足信，但其时南唐受周、宋威胁，岌岌可危，冯延巳自身在朋党倾轧中屡遭贬斥，内心有着忧患危苦意识自属难免。
他写出这种具有典型性的，由作者整个环境遭遇以及思想性格所造成的心境，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比起花间词，内涵要广阔得多。王国维说：“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人间词话》十九）他不仅开启了南唐词风，而且影响到宋代晏殊、欧阳修等词家。
南唐中主李璟，存词四首。词中蕴含的忧患意识比冯延巳更深：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干。（《浣溪沙》）
美好之物的凋残和环境的森寒，被写得很突出。
这种忧患之感，在阔大的背景和“菡萏”、“玉笙”等芳洁名物的衬托下，较之冯延巳所表现的恍然自失，更具庄严意味，与李煜后期“林花谢了春红”、“罗衾不耐五更寒”那种悲慨，更为接近了。
李煜，字重光，２５岁嗣位南唐国主，３９岁国破为宋军所俘，囚居汴京三年，被宋太宗赐药毒死。
今存词三十馀首。他多才多艺，诗文书画音乐，均有很高造诣。其词在题材内容上前后期虽有所不同，但无论前期后期，又有其一贯特点，那就是“真”。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阅世甚浅的词人，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性格。
在词中一任真实情感倾泻，而较少有理性的节制。他的后期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前期词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受，对自己的沉迷与陶醉，也不加掩饰，如《玉楼春》：
晓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李煜词的本色和真情性，在三方面显得很突出：一、真正用血泪写出了他那种亡国破家的不幸，非常感人；二、本色而不雕琢，多用口语和白描，词篇虽美，却是丽质天成，不靠容饰和词藻；三、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
他在亡国后不曾冷静地自省，而是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人生愁恨何能免”、“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把自身所经历的一段破国亡家的惨痛遭遇泛化，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
王国维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人间词话》十五）正是由于李煜以其纯真，感受到了“人生长恨”、“往事已成空”那种深刻而又广泛的人世之悲，所以其言情的深广超过其他南唐词人，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
词中不加掩饰地流露故国之思，并把亡国之痛和人事无常的悲慨融合在一起，把“往事”、“故国”、“朱颜”等长逝不返的悲哀，扩展得极深极广，滔滔无尽。
一任沛然莫御的愁情奔涌，自然汇成“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景象气势，形成强大的感染力。著名的《浪淘沙》也是写他对囚徒生活的不堪和无限的故国之思：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从生活实感出发，抒写心底的深哀巨痛。“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长在“别时容易见时难”，又扩展为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
也是寄慨极深概括面极广，能引起普遍的共鸣。
南唐词在境界和气象方面做出了较大的开拓，而风格上却情致缠绵。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愁郁之中，屡屡挣?，而又难以排遣。既为“闲情” 所苦，又以无悔的口吻宣称“不辞镜里朱颜瘦”，往复盘旋，委婉尽致。
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以恒久的自然，与短促无常的人事一次次对比，抒写深悲积恨，如陈廷焯所说“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云韶集》卷一）。《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写五更梦回后的意念活动，幽怨缠绵。
《乌夜啼》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避实就虚，摄尽凄婉之神。又以“剪不断，理还乱”的麻丝喻愁，欲言难言，真是肠回心倒，缠绵之至。
境界较为开阔而又有深厚缠绵的情致，正是南唐词的优长。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