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婚恋文化
《诗经》婚恋文化的审美价值
《诗经》是我国五千年文化长河中最古的优秀作品。《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采，对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譬如社会的不合理，民间普遍的疾苦，人民对于虐政的讽刺等等。 其中婚恋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1/3。”
古人为什么把爱情、婚姻当作头等大事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都倚靠夫妻来战胜灾害，希望家庭和睦幸福。 所以娶妻是头等大事，妻子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家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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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婚恋文化的审美价值
《诗经》是我国五千年文化长河中最古的优秀作品。《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采，对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譬如社会的不合理，民间普遍的疾苦，人民对于虐政的讽刺等等。
其中婚恋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1/3。”
古人为什么把爱情、婚姻当作头等大事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都倚靠夫妻来战胜灾害，希望家庭和睦幸福。
所以娶妻是头等大事，妻子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家庭的未来。
早期的《诗经》中描写初恋的爱情诗，其风格简明而朴素，大都描写男女从爱慕一直到幽会以及互赠信物的故事。这时的感情是纯洁的，充满幻想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芒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睢》，它描绘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在河边采择药菜，引起了一个男子的深深爱慕。作者采用了比兴的手法：在清浅的河上，看到水鸟雌雄依偎，希望有佳偶。
由水鸟兴起求淑女的愿望。所谓比兴，并非诗人直接采取的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乃是采取诗意化的情景，作为思乡感情的媒界，由此产生联想，与主题合拍，使之典型化。诗中设想男子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用琴瑟和她联系感情，用钟鼓使她快乐。
体现了淳朴而又高尚的情操。
另外一首《邶风·静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美，美人之贻。
一共三章，每章四句，用“直陈其事”的写法，描写一对青年约期幽会的生动情景。全篇都出自男子的口吻。描写了静女与情人相见并送情人以信物的爱情诗。第一章写小伙子赴约等待对方时的急切心情。
第二章写情人相见后馈赠信物，以加深感情。第三写静女赠送嫩草和男青年内心的喜悦。《静女》诗虽短，但格调明朗欢快，静女的顽皮、活泼，男青年的忠厚淳朴，他对静女所持的炽热情感，在这首优美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首《秦风·蒹葭》也是一首男慕于女的情歌。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日希。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这首诗与上两首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前两首诗中男女主人公感情是热情奔放的。而在这首却给我们呈现出一对多情、矜持的情人形象。
“以手去接之，以身融之，”“惆怅距离”，营造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却又心往驰之的精神境界，令诗意境明丽清幽，具有朦胧美，弥漫着淡淡的怅惘。可设想伊人所在地方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另一边，一名男子“溯洄从之”，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去追寻，期待可以到达其身边。
可是道路太长，三面环水，伊人宛在水中央，隔水相望，不能促膝谈心。从而产生了幻像，一幅水面美人图。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美人在思恋者幻觉中，好象披上了一层镜花水月的轻纱，又仿佛一亭亭玉立的新荷含苞欲放。
面对这样一幅图，你别无他想，只为诗中那位多情而又矜持，执着坚贞的爱情观所感动，发出由衷的赞赏之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道：“在水之湄”，此一句已重扣“溯游从之”。于是，在前加一“宛”字，遂觉点睛入神之笔，可以说，此篇最得风人深致。
结构上也很有特色，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道：“其实首章巳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从，佳者多有余音。”
以上三首诗虽为男女相悦之歌，但体现出来的情感是纯净的，乃孔子所说的“思无邪”之作，乐而不淫，道情思而发乎自然。
当然，古代的婚恋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在婚姻道德等方面），直接产生的流弊就是大量弃妇诗的出现。如《邺风·柏舟》，《邺风·日月》，《邺风·谷风》，《卫风·氓》，《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华》等篇都是《诗经》中的弃妇诗。
比如《氓》这首诗：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危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口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这是一篇充满悲愤控诉的弃妇自白的叙事诗。诗的层次, 全按事态发展的经过安排：始而定约，继而成婚，继而任劳，继而遭辱，既而见弃，继而归家，乃至兄弟取笑，终乃自悼。
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同时，从中感觉到女子强烈而复杂的性格变化：从一开始“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一直到后面“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感情由温柔可爱到痛苦伤心到失望绝别……这是令人深思的婚姻悲剧。
在远古时代，就有这种薄情负义的事，深刻地说明了在中国妇女地位从古到今都是属于从属的位置。女主人公在现实面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氓的用情不专，因此她并没有一味沉溺于痛苦的深渊里，而是振作起来，凭自已的勇气生活下来，体现了她刚强坚韧的性格。
由此来看，《氓》又展现了女性精神发展可喜的一面，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总而言之，《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比起我们现代婚恋作品充斥着低俗的肉欲，总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
笔者进而觉悟到，健康的社会生活应远离崇拜胴体、放纵私欲的恶行。在当今日趋庸常的生活里保持一颗不死的诗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上海婚恋文化小史
上海1848年开埠以后，西方文化慢慢地融入传统文化，使上海婚恋文化吸入了许多外来文化的元素，最终形成了与众不同、中西合璧的婚恋文化形态。
1935年，在当时由国民政府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感召下，上海为一批新人举办“集团结婚”(即“集体婚礼 ”)。参加者多是中产阶级家庭中人，也有名媛小姐和绅士“小开”来凑热闹的。
这种集体婚礼基本是中西合璧的：婚礼上乐队演奏的大多是西方乐曲。有趣的是，新郎穿长袍、马褂、戴礼帽；而新娘是西式婚礼服装，戴白色头纱(到40年代，新郎的婚礼服装发生变化，大多穿中山装或西装，新娘的婚礼服则大体依旧) 。
1949年后，上海和全国一样进入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婚姻也处于一种“暧昧”的中间状态。结婚时，男的大多还是西装、皮鞋，女的还是大波浪发式、白色婚纱。但同时也有了着列宁装的新娘与着军装的新郎的照片出现。
进入上世纪60 年代以后，原本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上海婚姻形态终于发生巨变，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观念方面，也表现在形式上。比如，“ 找对象”——
“对象”：偏见与实惠
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的婚姻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寻找伴侣有了一个全国通行的新说法：找对象。
选择“对象”最主要的标准是所谓“成分”，资本家、小业主的子女不再吃香，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受到青睐。
上海人找“对象“不仅相当实惠，而且有许多偏见。比如地域的成见，如所介绍的对象是江北人，成功几率就很小。
还有就是不娶外来的女人：因为过去的户籍规定，子女要“跟”母亲，这将意味着将来的孩子享受不到“上海待遇”，例如户口问题等。
上海人在找“对象”时，一直很讲求实惠，很现实。“文革”前，上海普遍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最好嫁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子弟或归国华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嫁外国人的情况逐渐多起来，再后来，理想的“对象”又渐渐变成了老板、企业家或者其他有钱人。
恋爱：“压马路”和“爱情墙”
以前，上海人谈恋爱，大多数是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说话，因此有“压马路”之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滩是年轻人谈恋爱时最喜欢去的地方，黄浦江边的那段防汛墙曾被称为“爱情人墙”。
“人墙 ”从黄浦公园可以一直排到十六铺码头。
婚礼：从20元涨到1000元的礼金
上海人的婚礼形式，主要有世俗婚礼和宗教婚礼。
举办宗教婚礼的多是信教的教徒。
世俗的婚礼，是上海人普遍认可的形式。一般认为，拿了结婚证书，从世俗的眼光看，还不等于结婚。必须要给同事和亲友发糖，还要办酒席，当然，参加酒席的人，都要送礼金。礼金根据时期的不同而不同。
上世纪80年代，一般的同事、好友送20元就可以了，如今则要送800-1000元，否则会有送不出手的感觉。
上世纪80-90年代初期，普通人家办喜酒大多在家里，如家里地方太小，就会借用邻居家的地方，也会借用邻家的桌凳碗筷之类。
由此应运而生了专门帮别人做婚庆酒席的厨师，一些刚退休的饭店师傅，通过熟人介绍去结婚的人家帮做酒水，不仅口味与饭店差不多，而且省钱，多余的饭菜还可留作下一餐用。因此，这样的师傅很受欢迎，到了春节、国庆婚事集中的时节更成为抢手的对象。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这样的形式就越来越少了。人们觉得去酒楼饭店办喜宴，可以省去许许多多的麻烦，同时也显得有一定的档次。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上海曾流行过不办酒席，以分喜糖代之的婚庆新形式，后来又有“旅行结婚”，即不办酒席，新娘新郎在结婚期间到外地旅游。
但这这两种形式似乎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不久就慢慢消亡了。
物质准备：“子孙马桶”和“三转一响”
婚姻最早是个人的事情，然后又是家庭、家族的事情，最后又成为社会的事情，因此有了一系列的所谓婚礼的程序，其中颇值一说的，是双方的“前期物质准备”。
结婚前，女方家长要准备棉花胎、被面、被里、枕头、枕套、洗脸盆、洗脚盆，有的人家连马桶都准备好了，即使是有抽水马桶的新房也是这样，这个马桶被称为“子孙马桶”说起棉花被胎，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女家都要准备几条或者十几条，在当时，这常常需要兄弟姐妹以及亲戚朋友的帮助。
男家要为结婚准备的东西，主要是房子、家具和酒席。计划经济时代，有钱也买不到房子，因此房子几乎成为嫁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哪怕能有七八个平方单独房间就很了不起了。没有房子的，就只好在父母房间里搭个床，中间用大橱隔开，或者用帘子挡住。
这可能就是上海人挥之不去的“房子情结”的缘由。
家具也是结婚必备的要素。上世纪70-80年代，上海流行所谓的“16只脚”、“24只脚”、“36只脚”，甚至还有“72只脚”的说法。
这里的“脚”，是指家具的腿。此外还有过“三转一响”的说法，“三转”指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一响”是指收音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上海人的婚姻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婚礼新形式，如水下婚礼、空中婚礼等，增加了上海婚姻文化的色彩。
回味近百年来上海历史上的婚姻文化及其变迁，确是件有滋有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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