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很多电视剧里,日本猪称我们中国为支那

    西方人和日本人曾把中国叫做“支那”。近读史书，发现“支那”两字的由来，缘于秦朝的扩张。 早在公元前1000左右，中国（当时确切的说应该叫做“诸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所谓“中外关系”就已经产生。
  在周代，有许多有时反叛有时又臣服的具有国家雏形的游牧民族，如西戎、北狄之类。  中国最古的史籍如《尚书》，还是把它们称呼为“国”。在国与国之间，自然有贸易往来，也会有冲突和战争。
  比如，春秋时代，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以后史书又称它们为匈奴。到秦始皇时代，却退匈奴，迫其西迁。汉武帝又穷追猛打，匈奴就逐步渗入中亚、西亚和欧洲。  在被迫西迁的过程中，匈奴人也就把秦的威名到处远播，使西方人认为秦即是中国的国号，甚至汉朝取代秦朝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西方人还是把汉人成秦人。
  根据史地学家的考证，“支那”就是“秦”的对音。“支那”一词由此而来。 注释《资治通鉴》的宋代学者胡三省也持这种看法。   也有人认为“支那”是“楚”的对音，但理由不够充分。
  因为，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走入西方，主要通过今天的所谓丝绸之路，而不是楚（春秋时楚国包括今天湖北、湖南、江浙和河南一部分）。从最一般的推理来说，从西北而来的游牧民族不会舍近图远，不走陆路而走江湖之区。
    因此，多数学者主张“支那”即“秦”这一说 在明治时代，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绰号是“猪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战争后，支那这个称号。便开始流行起来了。 　　在《画报·近代百年史》第6集第483页，关于甲午战争之后的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小孩子侮辱留居日本的中国人的情景，使外国记者也大皱眉头”在一幅画上，有两个中国人为日本小孩子所侮辱，旁边虽然有日本警察，并不加以制止。
     　　这幅画的附加说明如次：“日本胜利！支那败北！”——清国人走到街头，总是听到日本小孩子这类侮辱性的叫嚷，而日本警察却总是视若无睹，袖手旁观。 　　从这时候起，日本人所称的“支那”这个名词，似乎另有含义。
   　　当时的首批留日学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学归国，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猪尾巴！猪尾巴！”之类的嘲弄。   　　这时候，中国人对“支那”或“支那人”之类的词，还没有产生太大的反感。
   　　留日学生所发行的《大陆》杂志的发刊词，有这么一句话，“善哉！我支那之大陆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陆乎？” 　　支那这一称谓，不但出现于中国人的文章，甚至用做书名。   　　例如： 　　《支那三百年史》，三宅雄太郎著，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支那史要》，石春攒次郎著，陈毅译，上海广智书局发行。
  同书的另一译本是《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支那少年编译，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 　　梁启超的笔名之一即为“支那少年”。  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
   　　黄兴等人所创办的杂志，题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 　　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
    在这里，使用支那这个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 　　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大词典》所收“支那”和“支那语”多条，并不含有任何厌恶的含义。 　　由以上可得，在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初期，“支那”一词似尚未成为问题。
  但是，以“支那”为国号，由于不知道日本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中国人心里毕竟还是有那么点不舒服的。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暴露之后的事了。
   　　在王拱壁《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那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
    盖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如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
  时至今日，虽三尺小童，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  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倭人“对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
   　　在这段文字之后，王拱壁做了注释，指出支那二字从印度而来。“支”即为隋，而“那”是语尾。本来是“摩诃至那”（大隋）之意。  他这样说： 　　纵有人称我以外号，亦当称“摩诃至那”。
  今假扮[日本]以宗承华夏之族，吟哦汉文之种，讲诵佛经之地，不惟中华民国四字、中国二字为彼邦所不齿，即摩诃震旦亦不我称。称我支那又将冠词“摩诃”二字削去。报界及著作均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牍则舍“中华民国”四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礼，并不以国家视我也。
    是我中华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尤忆当民国肇造之初，倭人闻我将以“中华民国”民我国，即由著名浪人某固请我民党领袖，易之以“大汉”，希冀离我五族，从可知堂哉皇哉之“中华民国”四字早为岛国君民所不喜矣，推其用心，直不愿地球有中华民国之产出也。
   　　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对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词，非常反感。   　　若从文字的立场来看，“支那”这一词汇是中国人用汉字音译印度语而来的，千百年来，没有变化。
  不过，在尊敬和鄙视的场合下，其音调完全不同。因此，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词，其音调也有变化。后来他们从明治时代对所谓“豚尾奴”的态度来对待“支那人”，故使中国人反感。  故此，在明治时代使中国人觉得无所谓的“支那”一词，后来却成为了大问题。
   　　1930年，中国政府对1919年以来国人所关心的国号问题作了反应。据同年5月27日《东京朝日新闻》报道： 　　今起禁用“支那”称呼——国民政府训令外交部 　　[南京26日电]日本人称呼中华民国为“支那”，素为中华民国所厌恶，今日国民政府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如下，以显示其禁绝“支那”称呼的决心。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大写大中华民国。
    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十日后，在6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的角笛专栏（读者来函）中，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 　　“支那”与“中华” 　　据南京电讯，支那政府已决定不接受一切来自日本政府而使用“支那”一词的公文。
    今后的公文往来，一律使用“中华民国”。 　　但是，“中”及“华”之语，是自古以来支那对夷狄傲慢的自称。然而，在支那境内的东夷西戎及南蛮北狄，久以统属所谓“中”或“华”的版图内，故对内部而言，早该没有中、华、夷、狄之别。
   　　今日对外拟用“中华”之名，其实含有鄙视列国为夷狄之意，可谓无礼之极。  故此，在讨论使用不使用“支那”称呼之前，实宜先行以适当文字，取代“中华”二字的称呼。 　　况且，支那政府并不能判明“支那”一语的起源。
  此语自远古时代使用以来，并无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论上可决议正其国名为中华民国，而不作支那。惟坚决拒绝一切习惯使用之称谓，态度未免太过激烈。  尤其中华民国本身写做英文名称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China，敢问难道不是支那吗？（士朗） 　　同栏在６月８日刊出《中国之称呼》为题的短文，驳斥上文。
   　　正如士朗氏在本栏（5日）所指出，国民政府决定拒绝接受使用“支那”一语的公文，同时自订英文名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确不免有些自相矛盾。  不过，对方希望改称为“中华”或“中国”，我国是没有理由置琢的。
   　　人的姓名，即使不符合其本人性格，谁都不会因此而不称其姓名的。国名既然是专属名词，不管它是否傲慢无礼，大概亦不应去之而后快吧。准此而言，我国“日本”之个名称，在外国人看来，也许亦会认为是个自尊自大的名称啊！ 　　“支那”一语，即使不含侮辱的意思，但究竟不是正式的国名。
    若仍坚持用之，就好比以绰号称呼人家，难免招惹人家的不快。我们不但不应该责难其国名过于美丽，要求改易，反应该承认彼等所认为正当的名称。这才是民族间交际的正当礼仪。 　　有关此次远东大会的报道，多数新闻报章已改称中国为“中华”，本人甚为高兴，新闻界走在社会的前端，今后的报道，极应做如是的改革，是所至祈。
    （实东②） 　　１９３０年底，虽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国”为“中华民国”，但社会上一般书面语及口语，仍然沿用“支那”名称。对此，双方一再反复辩驳。总之，日本人并无决心放弃“支那”一词的使用。
   　　１９４０年，当中日战争之际，大众作家菊池宽以国民使节的身份访问占领区后回来，在《文艺春秋》杂志撰文，主张日本“此时似宜改掉对支那人的称呼”，颇引起社会关注。  １９４１年，大政翼赞会为了“宣抚”占领区人民，呼吁停止使用“支那”一词，该用中国称号。
  虽然改变称号的问题在新闻杂志上热烈讨论过一阵子，但最后还是没有效果。 　　而日本人喜欢使用“支那”拒绝使用“中国”的心理，直到战后依然继续保存下去。具有这种心理的人，以从事中国研究及与中国有关系的人为多，其他人士对这类问题大体上并不关心。
    下面让我们举津田左右吉和谷崎润一郎二人的作品为例吧。 　　我一直称支那为支那，用日本字母写为シナ。支那这个名称，并不是自古以来支那整体的地理名称、民族名称、或我们所指的国家名称，而是秦汉唐宋等不断变化的王朝名称而已。
  当我们考虑把自古以来的支那视为一历史整体时，以“支那”一词称其最为恰当，而且此亦为世界所通用。  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是该国成立之后的名称，并非从古至今的通称。秦汉唐宋等实为王朝之名，其名互异，但同为支那则一。
  故在正式场合及政治意义上，须以中华民国作为今日之支那的国名，但不能同时以之指称昔日之支那。特别在指称古代文化的时候，我们断不能用此。又，“シナ”一词写成支那，原无任何含义，有人写成“至那”或“脂那”，亦有人写成“震旦”或“振旦”（震、振两字互通），我则写做“シナ”。
    此名虽然由秦而来，但其意义却与秦迥异。（津田左右吉） 　　甲午战争时，吾人称中国人为“Chanchan"(猪尾巴猪尾巴），又称之“bozu”（秃子）。此于欧美人士称吾人为Jap之意义相同。
  然而，称Chanchan时，其音色尚带有许些好感，Jap就完全不是滋味。  Chanchan是因当时日本小孩子觉得有趣好玩而来的，至于连着bozu一同称呼中国人者，皆为幼童。
  不过，这个对中国人甚为无礼的称呼，到了他们废除蓄辩之后，我等亦渐渐不再使用。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约在1946年左右，报载郭沫若氏的谈话：“日本称我们中国人为支那人，这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
    这个他们轻侮中国人的证据，今后宜加改正。”——正确字句我已记不起来，但的确是读过这样内容的新闻报道。像郭氏这样精通日本事情的人，也作如是观，真使我感到意外。战后，我们不再使用引起中国人不快的支那一词，尽量使用“中国”来代替，这都是事实。
  我辈文人，有些人使用支那一此，其心理与欧美人士使用China一语，并无二至，故不得谓此词在战前含有轻蔑之意。  （实藤注：对于古代来说，或许如此，对于现代来说，则不无可疑之处）又，日本内地自古便有“中国”这个地名，用起来容易与支那引起混淆，故不得不以“支那”代替，其情形于称“露西亚”为“苏维埃”（soviet)一样。
  （谷崎润一郎） 　　大正时代（1912-1926）以后四十余年间，日本人拒用“中国”这个称呼，大抵有四种理由： 　　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 　　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 　　3、“支那”，亦即China，是世界性的名称； 　　4、日本国内有“中国地方”这个地名。
     　　以下让我们仔细分析这四种理由可否成立： 　　1、中国是个傲慢的名称——这是通晓中国古典的汉学家的意见。他们认为支那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是极其傲慢无礼的事！“中国”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称号。
  古代的中国，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称东邻为东夷，西邻为西戎，南邻为南蛮，北邻为北狄，四周都是野蛮人，唯我独尊，故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  这不是傲慢是什么，要使日本人接受这一傲慢的称号，岂非是一种侮辱？ 　　日本人中也有承认“中国”这个称号而视为理所应当的。
  古代日本确实是以上述意义看中国的，因为事实上中国是东亚文化的中心。直到与中国接触之前，日本文化尚未发达。日本过去非常崇尚中国文化，派人到中国留学。  这一点，只要翻开日本历史便会明白。
  在室町时代，中国钱币成为日本的货币，足利将军虽受属国待遇，磕头向中国要钱，依然感到荣耀。故此，在古代的日本，不但从中国输入精神文化，而且亦有过接受中国的物质援助的时代。 　　不过，光看古代事物自然是不够的。
  中国对自己的古代容或感到骄傲，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已痛感国势衰弱。  这种衰弱不但是在国力方面，连学问方面也承认了落后。这一点，中国人在五四运动之后，知道得更清楚。与西洋比较之下，总觉得事事不如人。
  故此，中国人已把中国这个国名看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中国二字下面，划上了一画“专有名词线”，除了表示是一个名称之外，别无其他的含义。 　　若不明白上述的演变便贸然说：“你的名称好得可以，不许讲！”——就未免太不合情理了。
    即使个人命名，大都取个好听的名字，既是专有名称，当然字字都可用。更何况是国名！“日本”这个称呼又何独不然？所谓“日本”，即指太阳的出处，既意味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其实，当地球是球体的事实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我们根本就不能再说什么日出之国之类的话。
  但是，日本一词现在还不是照用不误？汉学者流所指“古代支那自高自大”，这一点诚然没有说错，但他们忽视以后的变化，因而犯了错误。   　　2、作为历史上的通称，除“支那”之外，便无更好的名称——对东洋史学者来说，这是个不可变动的结论。
  他们认为支那这个国家，自古以来便是“易姓革命”的国家，王朝老是变动，不象日本那样“万世一系”。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不断改朝换代。要称呼总体的支那，没有比支那更好的名称了，这似乎是言之成理的说法。
     　　但是所谓“中国只能有支那这一个称呼”，到底是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说起来的呢？时间这个问题容后讨论，让我们先看看支那一词究竟是先在什么地方说起来的。这似乎是在日本，因中国人通常是不会用支那这一词的。
   　　那么日本人所用支那一词，是何时开始的哪？ 　　我辈在明治时代出生的日本人，是在一片“支那、支那”声中成长的，自幼便以支那去看待中国。  但稍微翻阅古籍，便可知道，支那一词，从前叫做“唐”或“唐土”的。
   　　然则，支那一词何时传入日本？如何萌芽？又如何发育起来的哪？ 　　关于支那一词的由来，大抵有五种说法。至于这个词汇在日本成为学术上和历史学上的问题，则是在甲午战后的事了。日本人在此时喜用支那一词是有其原因的。
    一说谓此时的支那是指“印度支那”；另一说谓支那在印度语中，表示智慧之义，而中国人具有优越的智慧，故得支那一名。最易被人接受的一说是：秦始皇声威远播印度，而秦字的的发音是chin，印度人在chin之后加上了母音，向东流入中国，向西流入欧洲。
  在欧洲，中国的读法做Chi-na、China或Chine。  而对中国人来说，则就成了支那二字。 　　在日本古代，支那一词不过是偶尔一用罢了。例如，在1106年出版的《东大寺要录》扉页，有“印度支那未尝见闻”一语。
  在《今昔物语》中，有支那国。空海大师在其诗集《性灵集》中，有“支那台岳曼殊庐”之句。而在此时，或称中国为汉土、为中国，而支那一语，多为标新立异之举。   　　必须指出的是：《东大寺要录》、空海《性灵集》之类的著作，仅为学者所诵读，一般人无从问津，故支那一语尚未成为日语词汇。
   　　一直到1713年，在新井白石的《采览异言》中，才正式成为日语词汇。 　　而支那一词在日语中生根成长，似是明治时代（1868～1912）以后的事了。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舞台剧本推测而知。
  顺着默阿尼的剧本及其他书籍的写作年代，便可知在明治以前并不使用支那一词。1869（明治2年）的《遗失的药》却有“支那”一词，附上“morokoshi”（唐土）的发音，但也只在“从支那（唐土）到天竺”一句中出现。
  剧中仍称唐人而非支那人。   　　而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同年10月，在竹柴其水的剧本《会津产明治组重》中，支那一词出现二十七次，而且Chanchan也不时出现。
  很明显，上述语汇在这里是充满轻蔑意味的。 　　1895年（明治28年），李鸿章到马关议和，结果日本获得了二万万两白银赔款及割让台湾。  日本因此洋洋得意，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变的轻蔑起来。
  “支那”一词也从此在日本语言中生根，而且很快地边融混了轻蔑之意。 　　从历史发展过程上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日本所使用的“支那”一词，在日本原来是无根的。日本用支那去取代二千年来沿用的中国，只是近六十年光景的事。
    关于这一段历史，历史学家本身是曾想过的，和一般人也当谈论过的。但正如前言所言，由于好恶的感情先入为主，学问的界限也就模糊了。 　　但只要我们一翻开史籍，事实就摆在眼前。
  从前我们说“唐土之唐帝玄宗”；1895年以后，改说“支那之唐朝玄宗皇帝”。在过去的五十余年间，硬不肯说“中国之唐朝玄宗皇帝”。   　　3、支那即China说。有人以为China一词是世界性的名称，故可接受。
  所谓世界性的名称，亦即学术性名称。这一说，咋听似乎无什么大问题，其实也难成立。理由很简单，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并不自称“支那”；也就是说：支那并未形成世界性名称。事情很明显，世界性者云云，并非那么的学术性。
     　　4、不称中国为支那，就会和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引起混淆。这就是说：完全是为了避免玷污日本语的纯洁性！很多人都相信这一套，我也不例外。是故，才认为必须改支那为中国。
  这不但是为了敦睦友邦，而且是为了改正日本本身不合理的地名。日本国内的“中国”是什么意思哪？原来古代官吏往来于京都和九州太宰府之间，“中途之国”的中国地方是必经之路，“中国”因此得名。  现在，太宰府早已废除，京都也不再是首都了，“中途”的意义也早就失去了。
  因此，为了日本语言的纯洁性，我希望废弃这个名字。日本国内早就了“中部地方”、“东北地方”这些地名，因此我想，将“中国地方”改成“西部地方”。不仅在地理上贴切，而且从国际关系的考虑上也是应该接受的。
     　　除了上述四说之外，还有以下的奇说。即支那人厌恶支那二字。“支”有分布之意，而“日本”有本家之嫌。因此，如不用汉字，改用假名，当可无事。 　　简直是小儿之见。
  今日中国人所讨厌的，并不是字面问题，而是支那一词的读音——包含着轻蔑感情的读音。该词在清末并未混入此等感情，故相安无事。  该词之所以必须废除，并非是为了文字问题，而是该词的读音令人憎恶的缘故。
   　　总之，日本出现多种多样反对改变“支那”一词的论调，完全违背了中国人的意愿。直到战败投降，才有转机。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次官发出《关于避免使用支那称呼事宜》通知，下达各新闻杂志社、出版社；同年7月3日，教育次官将通知转发各大学和专科学校。
     　　通知内容如下： 　　往昔通常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呼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要言之，除不再用支那一词外，不妨使用： 　　中华民国、中国、民国、中华 　　中华民国人、中国人、民国人、华人 　　日华、美华、中苏、英华 　　至于在历史性、地理性或学术性叙述之场合，例如：东支那海、日支事变等，万不得以时方可破例使用。
     　　又，现今之满洲即称满洲，不得称为满洲国，附带通知如上。 　　从此，支那一词，成为了日本语言中的死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