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如何才能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说明义务？
人们如何才能认定保险人是否履行说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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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保险人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是保险合同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我国旧保险法对于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均语焉不详，使得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成为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最易产生争议之处。
新保险法第十七条在原有法条规定的保险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保险人的提示义务。 该条文的修订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但仍未解决司法实践中争议已久的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问题。
首先，从说明义务的履行时点来看，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保险合同成立前的先合同义务，是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基础性考虑因素，因此，保险人该项义务的履行时点应当在投保环节，而非保险合同成立之后。
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履行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对投保人而言并无实际意义。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投保单并不附载保险条款，而保险条款是投保人决定是否投保的首要因素，应当在投保人考虑投保与否时即让投保人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行的方式是在投保单上附载保险条款。
较之修订草案第十九条的规定，最终通过的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纳了社会各界提出的有关修改建议，增加了“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的内容，明确了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的时点，是保险法修订的一大进步。
其次，就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及程度而言，有人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保险人有提醒投保人注意的义务，包括提供保险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阅读、提醒投保人注意他们有权利监督保险人对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二是保险人的主动说明与回答询问义务。
笔者认为，保险业发展至今，保险产品日益丰富，保险技术也日趋精细化，保险合同条款复杂、冗长，专业性极强，并非具备普通阅读能力的常人即能准确理解其涵义，仅仅通过提示注意不足以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而且，从逻辑角度而言，“提示阅读”与“主动说明”两种义务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作为保险业监管机构的保监会也认为，仅仅采用将保险条款送交投保人阅读的方式，不能构成对说明义务的履行。
保险人如果仅仅履行了提示注意的义务，并不能当然免除其明确说明义务；反之，保险人如果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说明，即使其未在投保单上提示注意，投保人对免责条款已有充分了解，自然不应妨碍免责条款的生效。
由是观之，新保险法增设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对于实现充分保障投保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并无裨益。笔者以为，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的重点应当在于厘清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
就方式而言，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仍然规定可以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进行说明，在赋予保险人履行义务方式灵活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易滋生无谓的纷争。 笔者倾向于保险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解释说明。
理由有三：一是考虑到我国保险业界诚信的现状，明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可以促使保险公司切实履行说明义务，同时也敦促投保人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权利，对自己的签名盖章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是从举证的角度考虑，说明义务是保险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合同义务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采用书面形式告知，经由投保人签字盖章确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便于保全证据，减少争议。三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告知并未苛求保险公司，按现有物质条件，其完全可以很好地履行该项义务。
保险公司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家保险业界通行的惯例，比如日本生命保险业界通行的做法是在契约指南（小册子）的封面背面设计有“说明事项确认”一栏，在该栏内记载了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以及其在该指南的对应页数，在此基础上，请投保人在投保单中的“说明书受领确认栏”上盖上私章。
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印制有专门的责任免除条款内容告知说明书，在投保时，作为投保单的组成部分，也要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就告知的程度而言，保险合同的缔结将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投保人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通常投保人又非专业人士，因此，保险人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即以正常的理性人通常能够理解为限。
至于何为“正常的理性人”，有人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一般的理性人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从文化水平衡量，应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和劳动能力可以自食其力；三是对一般事物有一个正当、合理的判断能力。
这种判断标准可供考量。 再次，还应当注意说明义务的范围。 新旧保险法均规定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而不生效所涵盖的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认定哪些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当根据条款所约定的具体内容、性质来判断，而不是仅凭该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是否规定在“免责条款”项下来认定。
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类似纠纷表明，除了那些已经列明的免责条款之外，尚有一些涉及投保人权益减少、风险加大，以及足以影响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重要条款，如保险费及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合同解除权、保险索赔的先决条件等约定均散见于保险合同当中，因涉及投保人的重大利益以及保险人是否免除或减少保险责任问题，亦应当赋予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
这些约定就其实质而言，均可能产生部分、绝对地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效果，在性质上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笔者认为也应当属于保险人必须明确说明，否则不发生效力的条款范畴。
另外，对于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明确，“正常的理性人”通过阅读即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保险人无需作过多的解释与说明。 但对于专门的术语，除了条款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条款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以使投保人准确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新保险法第十七条在原有法条规定的保险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保险人的提示义务。 该条文的修订加重了保险人的义务，但仍未解决司法实践中争议已久的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问题。
首先，从说明义务的履行时点来看，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保险合同成立前的先合同义务，是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基础性考虑因素，因此，保险人该项义务的履行时点应当在投保环节，而非保险合同成立之后。
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履行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对投保人而言并无实际意义。而且，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投保单并不附载保险条款，而保险条款是投保人决定是否投保的首要因素，应当在投保人考虑投保与否时即让投保人了解保险条款的内容，可行的方式是在投保单上附载保险条款。
较之修订草案第十九条的规定，最终通过的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采纳了社会各界提出的有关修改建议，增加了“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的内容，明确了保险人说明义务履行的时点，是保险法修订的一大进步。
其次，就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及程度而言，有人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保险人有提醒投保人注意的义务，包括提供保险条款、提醒投保人注意阅读、提醒投保人注意他们有权利监督保险人对条款说明义务的履行；二是保险人的主动说明与回答询问义务。
笔者认为，保险业发展至今，保险产品日益丰富，保险技术也日趋精细化，保险合同条款复杂、冗长，专业性极强，并非具备普通阅读能力的常人即能准确理解其涵义，仅仅通过提示注意不足以保障投保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而且，从逻辑角度而言，“提示阅读”与“主动说明”两种义务的内涵和外延明显不同。作为保险业监管机构的保监会也认为，仅仅采用将保险条款送交投保人阅读的方式，不能构成对说明义务的履行。
保险人如果仅仅履行了提示注意的义务，并不能当然免除其明确说明义务；反之，保险人如果已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说明，即使其未在投保单上提示注意，投保人对免责条款已有充分了解，自然不应妨碍免责条款的生效。
由是观之，新保险法增设保险人的提示义务对于实现充分保障投保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并无裨益。笔者以为，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的重点应当在于厘清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方式及程度。
就方式而言，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仍然规定可以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进行说明，在赋予保险人履行义务方式灵活性的同时，也具有不确定性，易滋生无谓的纷争。 笔者倾向于保险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解释说明。
理由有三：一是考虑到我国保险业界诚信的现状，明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可以促使保险公司切实履行说明义务，同时也敦促投保人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权利，对自己的签名盖章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是从举证的角度考虑，说明义务是保险人应尽的法定义务，按照证据规则的规定，对于合同义务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采用书面形式告知，经由投保人签字盖章确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便于保全证据，减少争议。三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告知并未苛求保险公司，按现有物质条件，其完全可以很好地履行该项义务。
保险公司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家保险业界通行的惯例，比如日本生命保险业界通行的做法是在契约指南（小册子）的封面背面设计有“说明事项确认”一栏，在该栏内记载了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以及其在该指南的对应页数，在此基础上，请投保人在投保单中的“说明书受领确认栏”上盖上私章。
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印制有专门的责任免除条款内容告知说明书，在投保时，作为投保单的组成部分，也要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就告知的程度而言，保险合同的缔结将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投保人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但通常投保人又非专业人士，因此，保险人的说明应当通俗易懂，即以正常的理性人通常能够理解为限。
至于何为“正常的理性人”，有人总结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一般的理性人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从文化水平衡量，应达到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依靠自己的技能和劳动能力可以自食其力；三是对一般事物有一个正当、合理的判断能力。
这种判断标准可供考量。 再次，还应当注意说明义务的范围。 新旧保险法均规定保险人未作明确说明而不生效所涵盖的条款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认定哪些条款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当根据条款所约定的具体内容、性质来判断，而不是仅凭该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是否规定在“免责条款”项下来认定。
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类似纠纷表明，除了那些已经列明的免责条款之外，尚有一些涉及投保人权益减少、风险加大，以及足以影响投保人决定投保与否的重要条款，如保险费及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合同解除权、保险索赔的先决条件等约定均散见于保险合同当中，因涉及投保人的重大利益以及保险人是否免除或减少保险责任问题，亦应当赋予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
这些约定就其实质而言，均可能产生部分、绝对地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效果，在性质上亦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笔者认为也应当属于保险人必须明确说明，否则不发生效力的条款范畴。
另外，对于责任免除条款的说明，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明确，“正常的理性人”通过阅读即能明了其含义和后果，则保险人无需作过多的解释与说明。 但对于专门的术语，除了条款的内容外，还应当包括条款的概念及其法律后果，以使投保人准确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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