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定书画的价值？
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代书画的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叫作书画鉴定。它包括二项内容：
1．二辨真伪和明是非
古代书画中经常碰到这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作品作者自书名款或钤有印章；二是有些作品没有款印。 从古书画的鉴定而言，前者是辨真伪，而后者则为明是非，二者是有区别的。有名款印记的，要辨真伪，无印款的书画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评定，认为它是某代或某人所作，这种评定，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正确的当然可信，评定错了的，就不可信，因此还需要我们去辨别这些评定的是或非。 这就叫明是非。有些没有被评定过的，我们还要重新去鉴别和评定，但这仅存在是的问题，而不存在非的问题。虽...全部
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代书画的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叫作书画鉴定。它包括二项内容：
1．二辨真伪和明是非
古代书画中经常碰到这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作品作者自书名款或钤有印章；二是有些作品没有款印。
从古书画的鉴定而言，前者是辨真伪，而后者则为明是非，二者是有区别的。有名款印记的，要辨真伪，无印款的书画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评定，认为它是某代或某人所作，这种评定，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正确的当然可信，评定错了的，就不可信，因此还需要我们去辨别这些评定的是或非。
这就叫明是非。有些没有被评定过的，我们还要重新去鉴别和评定，但这仅存在是的问题，而不存在非的问题。虽则如此，也属于明是非的范畴。
以上说的是一般情况，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虽为无款印仍存在着辨真伪。
主要是指人们仿元以前的字、画、染旧所造的假古董。例如日本《爽籁馆欣赏》画集影印出来的几幅无作者名款的所谓五代曹仲元、韩虬、左礼的“菩萨”、“水官像”轴，是晚清人可能出于广东地区所造的伪作。画上又仿书了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标题，说它是某某人所作。
对这类假古董主要是从仿古做旧方面来辨识它的作伪的实质。因此，尽管它没有款印，但鉴别它仍是一个辨真伪的问题。而对于鉴别伪作的赵佶标题，又存在着明是非的问题了。
第二种情况是，虽有款记却是个明是非的问题。
主要是指古代勾填摹仿的一部分作品，以书法为多，当时只是为了搞一个副本以广流传，并不是存心做假。如唐代《万岁通天摹王氏进帖》，它是原底破损残缺笔画处，用墨线圈出示意，这正表明它不是存心作伪。对于这类东西，我们只要了解它确是唐摹本即可。
至于原底的真伪，又当别论。因此，虽系有款人法书，但仍是一个明是非的断代问题。
第三种情况是，一件东西之中，辨真伪与明是非杂糅在一起。如旧题为柳公权书的《兰亭诗》卷，它本身是无款的真唐人书，被后人乱定为柳笔，题跋和收藏印也有真有伪，碰到这种情况时，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真是伪，或是或非了。
以上说明，要做到“辨真伪与明是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逐步积累经验，鉴别古书画的经验丰富了，才能比较有把握。
2．真伪与优劣
在鉴别古书画的真伪和断代时，要不要从艺术角度去差别，衡量它们艺术水平的高下呢？就鉴定工作本身来说，所要判别的，首先应从作品的艺术形式手法，如用笔、用墨、用色、章法（构图）等等最基本的东西着手，舍此别无它途。
但是那些高手作的书画，其艺术手法、笔墨技巧的确要比一般画家高人一等。作伪者是摹学不到的。有些书画家在世的时间长，而作品的艺术技能和水平又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从艺术技巧优劣的角度上来断真伪，就必须将某一书画家的作品按其艺术的发展情况分别定出几个标准，而不能笼统地死守一种标准来衡量。
否则，就会把不成熟的早期作品看成赝品。
作品的优劣标准，是一个比较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世俗之人往往停留在“工”与“拙”的判断水平上，以为“工能”总是优，“生拙”应是劣。绘画画得像真，且技巧又熟练，都可以说是工。
但是专讲像真，缺乏艺术独创，那只不过是标本挂图而已；技巧熟练到了油滑的程度，反而走向反面变为庸俗可厌。书法写得四平八稳是一种起码的条件，虽工却不能称为优美的“法书”。对于古代的“文人画”就不能片面讲状物是否逼真，刻划是否细致。
他们往往追求有生拙之趣，而不以工能见长。书法中也有如此情况。这些问题很复杂，何者为优，何者为劣，是很难用抽象的名词解释清楚的，要得到正确的判别，只有在大量的作品中反复阅看才能逐步熟悉它，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和理解。
传统的鉴别方法主要是把印章、题跋、著录、别字、年月、避讳、款识作为书画的主要依据。这种鉴别方法的缺点，在于抛弃了书画的本身，而完全以利用书画的外围为主，强使书画本身处于被动地位。
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所应用的依据，仅仅是旁证，是片面的，是喧宾夺主，因而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个鉴别方法，不但不能解决矛盾，相反地会引起更严重的矛盾，而终于导致以真作伪以伪作真的后果，其结论是书画不可认识论。
事实上，旁证的威力，对书画本身的真伪，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与书画的关系币是同一体，而是从属于书画，它只能对书画起着帮衬的作用。而且有时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它只能在对书画本身作了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得知在它的特定范围内能否起作用与所起作用的程度。
因此书画本身，才是鉴别的主体，最确切的根据，也只有这个根据独立起来，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证。否则这些旁证，纵然有可爱之处，却都是带有尖刺的玫瑰。把书画本身的客观条件和书画的外围条件统一起来，再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进行分析、研究，就是本书所要阐述的古书画鉴定的理论和方法。
鉴别古书画必须采用物物对比，主要在于对实物的目鉴，即凭视觉观察并识别某一类作品的艺术表现的特征，画和字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但是目鉴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一人或一时代的作品见得较多，有实物可比，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常常还需要结合文献资料考订一番，以补“目鉴”的不足。某一画家传世作品较多，能作充分的对比时，目鉴的确能够解决问题，明清人的作品传世较多，有比的条件，不考订也没有什么关系，当目鉴无所依傍，比较的条件不充分时，考订也可能起主导作用。
但是考订要靠目鉴来判别哪些书画是“依样画葫芦”的摹、临本，还是没有依傍的凭空的伪造本。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加以考订和探索，达到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否则考订也无济于事。所以考订次于目鉴。实际上，目鉴与考订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考订，大半要翻检文献。但不要忘记，文献本身也会有错误，谨防上当。
书画的涵义和画的分类
画的分类很复杂：
从画的内容来看，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卉画、禽鸟走兽虫鱼画、界画等。
人物画是我国传统的画科之一，内容以描绘人物为主。因绘画侧重不同，又可分为人物肖像画和人物故事、风俗画。据记载，人物画在春秋时期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从出土的战国楚墓帛画，可以看到当时人物画的成就。
人物画一直是中国传统绘画最主要的画科。
山水画，简称“山水”，中国画画科之一。是以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题的绘画。在魏晋六朝，逐渐发展，但仍多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至隋唐，已有不少独立的山水画制作；五代、北宋而益趋成熟，作者纷起，从此成为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
主要有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水墨等形式。在艺术表现上讲求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
花鸟画，我国传统绘画画科之一。以描绘花卉、竹石、鸟兽、虫鱼等为画面主体。四五千年以前的陶器上出现的简单鱼鸟图案，可以看作最早的花鸟画。
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记载，东音和南朝时，画在绢帛上的花画已经逐步形成独立的画科，并且出现一些专门的画家。五代、两宋间，这一画科更趋成熟。
界画，也是中国画画科之一。明陶宗仪《辍耕录》一书中，提出将绘画分为十三科：佛菩萨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刚鬼神罗汉、风云龙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水、花竹翎毛、野赢走兽、人间动物、界画楼台、一切旁生、耕种机织、雕青嵌绿。
中有界画楼台一科。指以宫室、楼台、屋宇等建筑物为题材，而用界笔直尺画线的绘画也叫“宫室”或“屋木”。
从画的形式或颜色上可分为：水墨、青绿、金碧、浅绛等。
水墨画指中国画中纯用水墨的画体。
相传始于唐，成于宋，盛于元明，清以来继续有所发展。以笔法为主导，充分发挥墨法的功能，取得“水晕墨章”、“如兼五彩”的艺术效果。在中国画史上占重要地位。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运墨而五色具。”所谓“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青，或指浓、淡、干、湿、黑。
实际上都是指墨色的变化丰富而言。
青绿指中国画颜料中的石青和石绿作为主色的画。若为山水画还有大青绿和小青绿之分。前者多钩廓，皴笔少，着色浓重；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施青绿。
金碧指中国画颜料中的泥金、石青和石绿。
凡用这三种颜料作为主色的山水画，叫做“金碧山水”，比“青绿山水”多泥金一色。泥金一般用于钩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官室、楼阁等建筑物。
浅绛是在水墨勾勒被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
元画家黄公望、王蒙等好作此种山水画，形成了一种风格。赭石又称“土朱”，有火成的和水成的。入画的赭石，出在赤铁矿中。原石伴随着赤铁矿产出，用手捻摸，感觉滑腻的是好原料。原产山西雁门一带，古属代郡，所以又叫“代赭”。
凡是有赤铁矿的地方，均产赭石。
从画的技巧上可分为粗笔（泼墨）、细（工）笔、写生、写意、皴法、白描、没骨、指头画等。泼墨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相传唐人王洽每于酒酣作泼墨画。后世泛指笔势豪放、墨如泼出的画法为“泼墨”。
从画的用料上可分为：帛本、布本、绢本、纸本、绫本、蜡笺本等。
从画的时代上可分为：古画、新画、近代画、现代画等。
书画家的流派
一种特殊的书体和一种特殊的画法的形成，都有它的来源，如这一家的作品，它的艺术风格，为别一家所承继，前者的艺术风格，就成为后者艺术风格的来源。
这个来源，或者是同时代的，或者是前时代的。这一个艺术风格既从那一个艺术风格而来，而在形式上、性格上或多或少的保留了前一个风格的某些共同之点，这就是流派。如我们得着一幅明祝枝山的草书，懂得书法流派的人，不加思索地就能说出祝的草书是从唐怀素的草书而来，兼受宋黄山谷草书的影响。
因此，祝枝山的草书是怀素与黄山谷的流派。有人或许要问，流派与书画鉴别有无关系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例：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在鉴别上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张旭的真笔，此帖是仅有的，无法对比。
同时帖的本身，张旭自己也未书款。说它是张旭的真笔，是根据明人董其昌的鉴定。因为董其昌曾见过张旭所书的“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此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不知道是否尚有流传？因而董其昌所依赖根据，到现在就无从来作为根据了。
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笔势，是一种特殊的形体，从晋代到唐代的书体中，都没有见过，但是从它的时代性来看，却为唐人的格调，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所能认识到的第一步只能到此为止。据历来的叙说，颜真卿的书体是接受张旭的笔法，从唐怀素的《自序》和《藏真帖》都曾谈到颜与张旭的书法关系。
因此，一些鉴别《古诗四帖》的专家特别注意到唐颜真卿所书的《刘中使帖》。《刘中使帖》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后面一段有其特殊的共同性，再从两者的笔势和性格的关系来看，显示着《刘中使帖》的笔法。
是从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所成，而不是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从《刘中使帖》而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两者成熟的阶段相同，而成熟的先后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此外，据北宋的大书法家黄山谷说，五代杨凝式的书体，与张旭、颜真卿颇仿佛。
现在流传杨凝式的墨迹如《神仙起居注》、《夏热帖》，它的形式与笔势，也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相近。这一切说明《古诗四帖》是这一种书体的先导者，因而可以承认董其昌的鉴定是可信的。认识的依据，正是两者的流派关系，两者之间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贯通。
利用这方面的认识，对鉴别所起的作用在于：
第一，说明某些作品的时代。
第二，说明某些作品的时期。
但任何医生的良方都不能包治百病，即使我们掌握了书画家的流派，也未见得就能把每件书画作品分出它们的真伪和是非来，然而，对于书画鉴别者来说，它却是我们入门的第一步台阶。
下面就对书画家的流派作一简单的叙述和介绍。
一、书法
我国文字起源于何时，虽难确定，但根据考古材料的证明，甲骨文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种比较成熟的字体。它是古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
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现在河南安阳城北五里的小屯村。这个地方曾是殷商时代的故都。最初发现的时候，由于洹水堤岸坏了，冲出了许多甲骨，抛弃在地面上。又有人在耕地时也发现了这种东西。可是当时人们不认识它，多不注意。
后来有人称它为龙骨，用为药物。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有心人王懿荣捡出了百多片带到北京，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从此遂为考古家研究的依据，确定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原来这种甲骨文字，多是用来记载卜筮的辞语的。
古代尊尚鬼神，遇事都要占卜，拿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刮去表皮的一些障碍物，就将卜辞刻在上面。因为它都是记载殷商时代的事迹，所以知道它是殷商时代的遗物，因此也叫殷墟书契。大的字体有一寸见方，小的像谷粒，可都非常精致。
甲骨文字大都有一个先写后刻的过程。有用墨写或硃写在玉片、骨片、陶片上的，也有刻好后再填朱方式一直沿用到西周便绝大多数甲骨文只刻不填。从书法上看，钟明善先生在《中国书法简史》中认为：“甲骨文字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瘦硬挺拔的细笔道的；一类是浑厚雄壮的粉笔道的。
甲骨文是刀刻的，刀有钝、锐，骨有细、硬、疏松之别，所成笔画就有粗有细，有方有圆。由刀刻形成的笔画多方折，笔画交叉处剥落粗重，给后世书法、篆刻留下了不少用笔、用刀的方法。从结体上看，甲骨文错综变化，大小不一，但均衡、对称、稳定之格局已定。
从章法上看，或则错落疏朗，或则严整端庄，且因骨片大小和形状不同而异，都显露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给现代书法章法求新上以有益的启示。罕见的殷人墨迹——玉片、陶片、兽骨上的墨书、朱书，横竖画起笔笔画粗圆如点漆，自然藏锋，住笔尖细如横针、悬针；转折处圆润自然，尤其宝贵。
当然后期甲骨文字中也有些笔道纤弱无力的作品，不足取法。”很明显钟明善认为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理由是以前的图书符号并不全有用笔、结字、章法的书法三要素。甲骨文的发现，一方面给书法界开拓了新天地，很多书法家去学习借鉴，另铸新风，书趣古朴，情味别具一格。
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甲骨文虽然古雅可爱，但字体不易认识，不适宜临摹，究属少数人的爱好。
钟鼎文指三代钟鼎彝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始于汉代。汉武帝时候，有人在汾阴得到一个宝鼎，献给皇帝，朝廷还因此改了年号，叫元鼎，这是公元前116年的事。
周以前的钟鼎文字，简单质朴，铭文很短，大都只有两三个字，辞句很深奥，一般的人难以读通。到了周代，器既日增，铭文也长，三四百字以上的屡见不鲜，文词也很典雅。就字体来说，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
此期作品，以清道光年间歧山出土的康王时重器《大盂鼎》的铭文为其代表。其它如武王时《利簋》铭文，《大丰簋》铭文；成王时《令簋》、《大鼎》、《令尊》铭文；康王时《麦鼎》铭文等也属于这一类。把这类铭文与商《骨匕刻辞》、《帝辛四祀卣》和墨书陶片等去对照，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相同之点。
笔画大都首尾尖细，中间较粗，“父”、“有”、“民”、“吏”、“十”、“辛”等字收笔一画，起笔尖细，行笔渐重按成肥笔，落笔又归尖细，形成这时金文特有头尖、腹大、尾尖短的蝌斗尾巴形笔画。“天”、“三”、“四”、“令”等字，往往有起笔圆重，行笔渐细的笔画，犹有蝌斗遗意。
同时，铭文中字的体形大小不匀，斜正不一，多具变化。可见金文是由甲骨文发展起来的。
西周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其书法的主要特点是：（一）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换大多为圆笔。
使后人学习篆书必须用藏锋、裹锋、中锋运笔才能得到篆书笔意。这种圆转、藏锋的笔画就是后来隶书、楷书中圆笔笔法的由来。草书的使转也从中得到启示。（二）结体比周初金文更紧密、平正、稳定、富有规律性。
如铭文中有四个“武”字，结构完全一样，重心平稳，上下呼应，有避有就，可以说是结构紧凑的好范例。（三）从章法上看，除最末一行稍显拥挤处，通篇之中纵成行，行距小；横有列，字距大，为后来汉隶碑版如《曹全碑》一类章法开了先河。
其中有界格的《大克鼎》、《小克鼎》、《宗妇簋》章法尤为严整规范。《虢季干白盘》字距、行距都很大，显得特别疏朗开阔，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个。
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东方诸国的书法，如鲁、杞、纪、祝、齐、戴、燕、晋、苏、曾、陈、郑、蔡等，都较多继承了成熟的西周书法的特点。
西方的秦国亦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书法特点，并产生了划时代的优秀书法作品——《石鼓文》。石鼓文是十个馒头形石头，每石刻一篇有韵的诗。诗的体裁类似《诗经》的四言诗。刻石的年月，自唐宋以来，就议论不定，有人说刻于周初，有人说刻于后周。
唐人以为周文王或周宣王，宋人始提出为始皇以前的说法。近代学者认为是秦刻石者甚多，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唐兰先生根据那时的铭刻、文学、语汇、文字及书法的发展，证实石鼓的制作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论证全面，很有说服力，如无新的提法，似已成为定论。
《石鼓文》用笔圆劲挺拔，圆中见方。结体有略趋方正之势，促长取短，务取其称。字距行距开阔均衡整齐，疏朗若晴空星月。字大逾寸，近于大篆。雄强浑厚，朴茂自然，为“书家第一法则”，不为过誉。后来李斯整理的小篆，就由此脱化而来。
历代临摹者很多。《秦公簋》和《秦公钟》的铭文与《石鼓文》相似。其它如虢、虞的书法亦与《石鼓文》相近。此外尚有字体委婉流动、结构疏密均有意夸张、纵长的徐《洗儿钟》、《子库钟》、中山王墓出土的铭文等。
还有参差错落，结体狂怪的《楚公钟》、《楚王恙鼎》铭文等。至于兵器文字如鸟虫书。《越王州句剑》铭文属于篆书美术字一体；玉器铭文、古空文字、货币文字、符节文字，简册遗墨等又各具特点，往往一字数形，在书苑中形成了百花争妍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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