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魏建功先生《古音系研究》
记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鲁国尧
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了，而代之以共和政体，这是与世界接轨的重大的一跃。 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清末民初，西方的各种思想、学术潮水般地涌入国内，中西学术、新旧思想激烈碰撞，形成了罕见的百家争鸣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在音韵学的领域内，主要表现为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输入。 众所周知，中国音韵学有悠久的传统，若以服虔、应劭使用反切法为起点，则已有1700年的历史，成就卓卓。十八、十九世纪乾嘉诸大师的古音学及其后的陈澧、章炳麟、黄侃的韵学论著都是中国学者的标志性成果，这可称为传统...全部
记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鲁国尧
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了，而代之以共和政体，这是与世界接轨的重大的一跃。
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清末民初，西方的各种思想、学术潮水般地涌入国内，中西学术、新旧思想激烈碰撞，形成了罕见的百家争鸣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在音韵学的领域内，主要表现为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输入。
众所周知，中国音韵学有悠久的传统，若以服虔、应劭使用反切法为起点，则已有1700年的历史，成就卓卓。十八、十九世纪乾嘉诸大师的古音学及其后的陈澧、章炳麟、黄侃的韵学论著都是中国学者的标志性成果，这可称为传统音韵学的顶峰。
而在同一时期，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蓬勃发展，盛极一时，成为显学。它起先以印欧语为研究对象，后来扩展到其他语言，以瑞典高本汉为代表的若干学者将历史比较法引进汉语音韵学，取得了非凡的成绩。高本汉关于汉语音韵学的系列著作即《中国音韵学研究》在1915—1926年陆续发表，其学说同时迅速传入中国，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引起了中国音韵学的重大突破，中国音韵学界就出现了新音韵学和旧音韵学两个壁垒。
这一时期，好几位新音韵学者都编写了新型的教科书，多从语音学入手，介绍子音的发音方法、发音部位，绘有元音舌位图，讲舌位的前后、升降，唇的圆否、口的开合，等等，较之旧教材，面目焕然一新，魏建功先生的《中国声韵学概要》即是其一。
而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与音韵学的通论和一般教材不同，应该说，是更高层次的专著。此书是魏先生十余年读书、研究、思考、实践的成果，1934年写成，193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
1996年中华书局出重排本，2001年收入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魏建功文集》，列为第一卷。
魏先生在《古音系研究》一书的《开宗明义（引言与总纲）》中说，“凡是在今日国音以前的音韵的研究皆属于‘古音系’中”，因此“古音系的研究成为语音史的意味”；又说，“凡是中国语言文字所表示的音的内容都是古音系研究的东西”，因此“古音系的研究成为语言史的意味”。
这说明，上世纪初年，在长期的语文学传统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当时的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已经具有建立汉语语音史和汉语语言史的自觉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作者接着讲：“无论谁何目前都没有办法完成这种宏愿。
所以现在所谓‘古音系研究’必得说明是：对于如何担负完成中国语音语言史工作使命的讨论和报告。”作者的本意在导乎先路，所以此书的宗旨在讨论如何研究“古音系”，即如何建立语音史和语言史。
此书首先详述古音系的分期和内容，将汉语语音史自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二十世纪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明清及现代共七期。
书中论列的研究古音系的材料共十种，除了人们熟知的“文字之假借及谐声者”、“文学作品之有韵者”、“反切和直音”、“古籍注疏及校勘记”、“韵书及韵学书、字典”外，还有“古今方言”、“中外译音”、“连绵词及古成语”、“汉字支音”和“同语族语”，后五者在旧音韵学书籍中是难以见到的。
“中外译音”一节中引用了张星火良《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和玄应、慧苑、慧琳音义的资料。“汉字支音”是指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音。“同语族语”即现在常言的汉藏语。在七十年前就强调这后五种资料，显示了先生思想的新颖和视野的广阔，乡曲陋儒岂能望其项背？在“研究古音系的方法”一章中，提出了“分部”、“审音”、“论变”、“探源”。
“论变”就是研究语音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这正是今日我们后辈语言学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书中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音轨原则。先生将“分部”、“审音”、“论变”三法视作“语音范围中的音韵史性质的探源”，而“关乎形义”的“探源方法”的两个方面则是“语根”“语法”。
“如何使得这些研究的工作有完满的结果”？先生提出“书音、语音须等视”、“方言凡通语须分别”、“形音义须贯通”、“立论解释须为通则”等十条，都是真知灼见。指点针砭，议论纵横十四事，无不痛快淋漓。
兹举一例：“我以为‘方音’的调查是不够的，应该从‘方言’整理入手。方音的调查还是脱不了汉字块体的牵累。许多方音的特别在读字的音里找不出来。……真正许多语言有自然变化的痕迹并不是汉字的方音，而是汉语的方言。
”今日的方言学家读到这一段，一定会五体投地，惊叹先生的先见之明。在《古音系研究》中，像这样的宏通之论，俯拾皆是。
《古音系研究》可视作新音韵学自二十世纪初出现至此书完稿时的成长过程的总结，表现了新音韵学的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的特色，它将旧音韵学的“今音”、“古音”、“等韵”一以贯之；不仅详论“音韵”，且兼“形体”、“训诂”而通之。
所征引、所评论的中外时贤的论著达数十种之多；所讨论的范围、所涉及的资料，上自甲骨文，下迄婴儿学语的讹音，东自日语、朝鲜语汉字音，西至敦煌遗书；所评论的新书新文有日本学者前间恭作的《鸡林类事丽音考》、国人赵元任的《广西歌记音》。
凡此种种，囊括古今，包举宇内，气魄宏大，令人震服。
此书为新音韵学而呐喊，推崇新引进的高本汉学说，重视域外译音，重视北京音系十三辙和各地方音，提倡对资料的分析应具有时空观点，列举成说，而有按断，勇于争论，敢于批评，如对马宗霍、潘尊行、郭沫若、徐中舒、林语堂等的评论，多中肯綮，作者自述的“综论古今通塞，尚论群贤得失”这一精神确乎贯串全书。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那风云激荡的时代，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堪称是音韵学乃至语言学领域内的最富时代气息、战斗精神的著作，至今读之，仍感到其充沛生机、震撼力量。
毕竟是七十年前的著作，由于当时学术水平和条件的限制，书中的所谓“音轨”原则失之琐细，汉藏语系的分类不确，等等，然而，我们不能苛求于前辈，评论一本书，应该看它比前人超出多少，应该看它比同辈高明多少，应该看它给后人留下多少。
先生此书胜义纷披，启迪后学良多，如认为孙穆《鸡林类事》是研究十二世纪汉语和朝鲜语的宝贵资料，遗憾的是，孙书在国内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于此可见《古音系研究》价值的一斑。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