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叫东国西国?
据《辞源》：“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可见，“中国”名称的由来，与这“中”字有很大关系。其它如“中原”、“中华”的由来，大抵如此。
谈起这“中”，执“中”、“中”和、“中”正（不“中”则不“正”），素为中国古圣人所推崇！中国之所以不叫“东”国“西”国，其缘由亦大抵在此。
儒学《中庸》开宗明义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不偏不倚叫“中”，不改变常规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全部
据《辞源》：“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可见，“中国”名称的由来，与这“中”字有很大关系。其它如“中原”、“中华”的由来，大抵如此。
谈起这“中”，执“中”、“中”和、“中”正（不“中”则不“正”），素为中国古圣人所推崇！中国之所以不叫“东”国“西”国，其缘由亦大抵在此。
儒学《中庸》开宗明义指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不偏不倚叫“中”，不改变常规叫“庸”。“中”的意思是天下的正道，“庸”就是天下不易的法则，即定理。“中庸”，就是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始终保持不偏不倚，永远执中协同。这是必须坚持不能改变的法则。这就是孔夫子传授的“心法”。
宋代理学家也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十六字心传“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核心精神”，那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意思是说人心是叵测和危险的，理学的“道心”是精妙入微的，妙就妙在能执其“中”。
只要立身中正，执中协同，心气平和，便可事理通达，进而中和之气圆满洋溢，就不怕任何不测风云和人世变故的危险，为人处世就可以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了。
现在，我们该初略知道，中国这个“中”字是有点来头的， 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背景的。
倒还不见得就因了是“居天下之中”的缘故。中国古人咬文嚼字的功力，也是可以令我们折服的，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那么我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名，如果有才俊之士觉着哪怕有丁点儿不妥不贴之处，那几茎须子肯定是没有了的，说不定头发也得断光光呢。
再者，据“五行”的观点，“中”为“土”为“黄”，黄皮肤的国度名之为“中国”，似亦为理之所当然。
由此见得,中国人尚“中”，偏爱这“中”，认为这“中”着实好，才使“‘中’国”这一名儿能一直承续下来。
而且这“中”字的来历一定与阴阳五行八卦，即中华《周易》之学有着关联。
说到《周易》，其实儒学家的“中庸”之学，理学的“执中”之理，都从《易》学体悟而来。因为首先这“中”，便是《周易》哲学追求的最高理想。
《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系，以阴阳的对立统一为核心，扩展开来形成了两个侧翼：一是斗争性的不断深化，揭示了阴阳矛盾彼此争胜和“贞夫一”，由此而产生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最终归结到要坚持“两点论”，即凡事要看到阴、阳，好、坏等两个方面，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要防“过亢”，善“知几”。
“亢”即过头、过火，所谓“过尤不及”，“亢龙有悔”，当然不好，所以要谨防；“几”即几微，即事物显示出来的细微变化趋势或倾向等，犹如说“苗头”，即现人谓之“苗头性”倾向，所以要善于察知苗头，以不断提高自我的决策和应变能力。
二是统一性的不断深化，提出了阴阳和谐的整体观，强调执“中”而协同，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与稳定。阴阳和谐是矛盾运动的最佳状态，即“保合太（大）和”的境界，“太和”，就是阴阳对立面力量均衡无偏胜，矛盾双方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即是一种“太极态”，具太极“中和”之美，是使事物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是《周易》哲学的最高准则、理想追求。
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又何其难，因为处事很难“知几”，却又往往很容易“过亢”，所以《周易》强调要用“柔”不用刚。阴性柔顺而主于静，虽不利于奋发和进取有为，却有利于守成，有利于巩固既得利益和成果。
如果说中、执中、中和、太和，是《周易》哲学的理想追求，那么用“柔”，便是迎送人们奔赴“太和”之理想彼岸的一叶轻舟了。
所以《周易》强调“其用柔中也”(《系辞传》)，用“柔”执“中”，便是《周易》谆谆教导的全部人生哲学。
孔夫子说：“ 数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早几年，让我五十岁开始学《易经》，人生就可以没有大过失了。
夫子对《易经》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之后读《易》，
韦编三绝，可见读的有多用功了。夫子读《易》，读懂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就人文哲学方面，他大抵上是读懂了两个字：一是“礼”；二是“中”。
孔夫子读《易》后，运用八卦模式网络建立起一大套“禁锢得象罐头一样严密”的礼治秩序。
它以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为基础，把强制性的规范（尊卑名分）注入这种关系，进而确定人伦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体的责任义务，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为人的“十义”。
当代研究者指出，儒学发挥的人伦关系的特点在于，以生活小圈之内（如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等等）感情交流的人际关系为基点，赋予它们尊卑名分的意义，一方面将伦理权力化，另一方面是将权力伦理化。
所以，在古中国，人伦可以构成一种秩序，可以作为社会调节、群体控制的工具。即根据礼治秩序规定给每一个人的尊卑名分原则来维系社会，而与法律和法治精神无缘。━━虽然古中国制定过一些个法律。
孔夫子读懂的第二字就是“中”。
夫子那种相见恨晚的感慨大抵上就是针对这“中”而发的，认为读懂了这个“中”，可以人生“无大过矣”。应该说，《周易》强调“用柔执中”，是无可厚非的，是正确的；而问题似乎也正在这里了，这种道理大抵上是只能意味不可言传的东西，如果明白说出来，昭示天下，并说这是一“不易的法则”，恐怕就很容易让人用偏、走偏。
夫子极力倡导“中庸”就是典范的一例。因为事实上中庸思想是过分强了用“柔”执“中”，而最终使得以儒学思想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成了“守成”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守成”也是不错的；可惜，后世竟发展成了“自闭”的文化，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了。
━━从这一点上说，倡导“中庸”的人成了最不遵守“中”庸之道者，成了“犯规”的典型。
有学者认为：我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或称思维模式也可以的，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躁，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所有这些，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诸多的劣根性。
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这就使我传统文化从“守成”而最终至于“自闭”，并由此而生发出诸多的劣根性。对于这些个劣根性，“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大批文化人的抨击是“深沉的，悲愤的，曲折而犀利的”。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样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大抵在儒学，而儒学的源头正是《周易》。那么以《周易》为总源头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是不是全地一无是处呢？不是的。老实说，前面这些是从坏的一面说开去的。
要是从好的一面说，那好得也是相当可以的。我们必须看到，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创造出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其精神内核，一定有着支撑民族灵魂天宇的璀灿的精神支柱。这一擎精神支柱正来自传统的文化精神。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什么“精神”，或是有哪些值得我们吸取的“精华”呢？
也就从这“中”字说开去吧，这“中”，我们知道，是从阴阳不息的运动所体悟到的。正是因了阴阳运动的不息与“中和”、“太和”境界的难能可贵，前文提到过，这就使中国人滋长出了一种忧患意识；有了这忧患意识，因为阴阳日月天地星辰乾坤易动何其“健”也，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效法了天地日月健行的自然精神，又使中国人获得了“刚健有为”的品格；进而，因为阴阳运动的不息，所谓“生生之谓易”，又使中华民族磨砺出“生生不息”的耐力和韧劲来；进而，因为执“中”何其难，处事走亢其何易，所以又非常注重进德修业，修身养性，做到立身中正，这样处世才能“无咎”，即没有过错或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过失。
国际现象学会会长田缅聂卡指出：当前西方至少有三点可以向东方学习，第一，崇尚自然(和谐)；第二，体证生生（生生不息）；第三，德性实践。这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当代诗人吴晓认为，在“汉民族文化中，阳刚之气和忧患意识就是其主潮，乃是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
”结合中外两位学者的意见，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应是以下四个方面：
即“刚健有为”、“忧患意识”、“体证生生”、“德性实践”。下文依次展开来谈谈
（一）刚健有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
天道运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周而复始，非至健，难以做到。君子效法这种天地健行的品格，就要坚强，进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周易·乾·九三》）“乾”为天，为太阳，代表至阳、至刚、至健、至中、至正等道理。
故而“乾”即“健”。君子乾乾，就是要人效法天地日月健行的精神与德行，固守刚健中正，如至阳至刚的德性。全句大体是说，君子要反复磨砺自己的意志，早晚警惕反省自己，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只有“日三省乎己”，才能处世“无咎”，没有过失。
“君子”“终日乾乾”地“自强不息”，就是要蓄养一股“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是一至刚至健至中至正的中正圆满之气，正是照耀老大中华、流荡旷阔寰宇的我民族精神中的阳刚豪迈之气。浩然之气、阳刚豪迈之气、中正圆满之气和“终日乾乾”的“自强不息”精神，正是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使我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形成了“刚健有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奋斗意志;“舍生取义”、“此头须向国门悬”、“我以我血荐轩辕”、“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博大爱国胸襟；“富贵不能淫，威无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风良节。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继承并发扬了传统文化中的刚健有为精神，在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又形成了新的优良的革命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不怕牺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勇于奉献等等优秀品格，它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任何时候都会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所有这些，当代中国人都必须予以发扬光大，并树立起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小平先生说得好：“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
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
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２９页）
血管淌着至刚至健至中至正的中正圆满之浩然之气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二）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是消极颓废意识，而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民族精神。
忧患意识是把人与大社会、大自然、大宇宙一起贯通起来加以思索的结晶。在茫茫大宇宙，人类何其孤独寡助也；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始终表现了自身的脆弱，摆脱不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局限性；在莫测的人世变迁、存亡际遇面前，人类也深感诸多的无奈和危机。
但这种“孤独”、“脆弱”、“无奈”和“危机”感，并不能使人知难而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表现为不屈不挠。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忧患意识和阳刚之气、刚健有为精神总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这种忧意识，在阳刚浩然之气的撑扶下，在乱世，在社会动荡年代，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拍案而起、振臂呐喊，去“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太平世，则时时警示着人们“居安思危”，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至理。
生就意味着死的开始，成功就意味着走向失败，万事万物都处在绝对的易变中，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才是中国人弥足珍贵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的全部精神内核，都源于《周易》哲学思想。
也可以这样说，《周易》这部书，就人文哲学思想方面来说，就是告人以忧患的书。这是历代易学家的共识。大凡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周易》哲学思想实质与精髓的人，他就应该具有这种忧患意识。
这一点，《系辞传》讲得十分明确：“《易》之兴也，其当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进而解释说：“是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在阴阳矛盾的绝对变化中，一切都在向对立的方面发展，岂能没有忧患？知危才能久安，知亡才能久存，知乱才能久治。“不忘危”、“不忘亡”、“不忘乱”，从潜伏着的对立面去把握现在，才能长治久安。这就告诉人们，观察事物既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既要看到现在，也要看到未来，在绝对的变化中立足于现实而鉴借历史，发奋于当时而进取未来。
这样，才能“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我民族精粹之忧患意识，弥足珍贵！
（三）体证生生（生生不息）
我中华《易经》对自然宇宙人生的思想探索，所揭示出的一条最根本的规律，就是所谓“生生之谓易”。
好一个 “生生”，着“生生”二字，可谓境界全出：“生生”，“生”之又“生”，是故“易”不重视死生，只言往来与转化，即重视易变生化；“生生”，“生”即“新”，“新”之又“新”，推陈而出新， 生生而不息， 万物生化易变无不如此。
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生生”；“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生生”。没有“生生”，天地不生，四象不成，八卦不神，万物不形。宇宙之大，芥末之微，无一不是在“生而化，化而生”的生化变易之中，化是潜隐与转化；生是推陈而出新。
严格说来，我中华民族体证之“生生”有三大特点：尚变、惟时、求新。
一是尚“变”。《系辞上》：“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朱熹诠解说“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阴阳消长，万物化生，日月推移，亘古如斯……
万物化生是一种变。
《吕氏春秋·圜道》云：“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藏……”古人非常重视万物的萌、生、长、成、衰、藏，即万物生荣死枯的易变运动。日月推移是一种变。何谓“易”？上为日，下为月，日月相推，明生矣。
日月为“易”，也是易学家们诠解的关于《易经》的题中之义。“易”是古圣人的宇宙观，是东方人认识和解释宇宙的最高心智和哲学。 “日往月来” 而致“寒往暑来”、“屈往伸来”，屈是衰而藏，伸是萌而长。
诺大的宇宙时空，“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三仑》),日推月移，生荣死枯，作为现象有万，作为规律则一， 所谓“天下之动必归于一”，就是往来屈伸生生变易的易道精神。“一阴一阳之谓道 ”，所以说到底，天地万物都是在一阴一阳盈亏消长的生生易变之中，这就是“道”。
“道”本为道路，供人行走的。也即大家都要走的路便是“道”。现在把它借用过来，给天地万物走了，认为天地万物必走“一阴一阳”这条“道”，这条道是非走不可的了。是故“易道”不重视生死寂灭，只重视阴阳屈伸往来化生易变，即是重“变”、尚“变”。
二是惟“时”。易尚变，“易惟时变”。“易”哲学中一个与宇宙物质世界同往并存的内容就是“时间”。“易”学中的时间并不是对时间本身的研究，古代易学家把时的延伸和时空万物的永恒变易运动藕丝结联在一起。
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正是这种结合的概括。“易惟时变”，这是一条总纲领。“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这些表明时间在天地间是一个决定变化流通的极大因素。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认为古人关于年岁、四季、节气、时辰等的划分是随意的、人为的，古人的“时”，正是时━━空━━质一体化了的东西，是一种“时空质连续统”。他们把一年分为四季，分为十二月与二十四个节气，并不是把自在的时间作出人为的分割，而是根据万物随着时间的进程所反映出来的疾徐起伏，摸索出的时间中的节律。
三是求“新”。“易”尚变，惟时，更重视在惟“时”易变中紧紧抓住一个“新”字。“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礼记·大学》）君子“日新其德”。“新”，不仅是时间的更替，也是万物的推陈而出新。
我中华民族体证生生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在这一“新”字上。《尚书》“德日新，万邦惟怀。”这是指帝王之德日新，万邦怀归。及时则生，违时则杀，这是指在物则当令者“新”。“新”，是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新，是一种“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新。
求“新”，反映着一种“与日俱新”的改革和向上的追求。 今人郭扬指出：“合阴阳之气，偕时间之流， 成万物之更替， 是谓‘生生不息’”。中国古圣人在体证生生中感悟到的，和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身体力行着的，正是这种革故鼎新的勇毅，进而使我中华民族磨砺出“生生不息”的耐力和韧劲。
这也是我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动力之一。
生生不息，撑扶我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脊梁！
（四）德性实践
我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最讲究礼仪廉耻的。这与以《易》为总源头的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易》认为，阴阳是在相生相克中不断运动易变着的。阴阳对立的两极，不是吉胜凶，就是凶胜吉，即或一时得了吉，也还是会转化为凶，所以吉凶是始终可畏惧的。知道了这一点，就可知“无咎”的重要。“无咎”就是没有过失，就是不过越阴阳吉凶变化的“中间阶段”，即“太和”状态。
不过越“中”，使对立面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就没有任何蔽病，才可“无咎”。
然则阴阳吉凶是始终处于变易、运动之中的，达到“无咎”又谈何容易！所以君子必须修身养性，进德修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知几防亢，中正立身，才可期在莫测的人际变幻中，逢凶化吉，趋吉而避凶。
一部《易经》，两次提到“其要无咎”，称“此之为《易》之大道”，可见其对中正立身、养修德性的重视。孔夫子读《易》的感慨，应该正是针对这一点而说的。《易》广大悉备，就修德养性方面说，其意旨就在教人知变和适变，临危不惊，遇难呈祥，警示人们得意时切勿忘形，所谓“亢龙有悔”，福兮祸所伏；陷入危境不失其措，所谓祸兮福所倚。
《易》是在变易中讨论吉凶祸福的，所以它不仅仅告诉人们应该要修性养德，而是势所必然。若不然，在人生遭际面前，“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茫茫然不知所措，碰了钉子，就连向“钉子”学习的机会也丧失殆尽。
在古圣人看来，重视品德修养，不仅为一个人的立身处世所必须，对经邦治国更是至为重要的。
古人强调，首先必须“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认为个人修身的好坏，是政治好坏的前提和标准，把“修身”与“政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在《礼》中讲得更为透彻。《礼记·经解第二十六》：“义和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器则不成。”这里把“义”、“信”、“仁”、“和”，作为成就霸王之业必备的施政武器，把品德修养的优劣与天下存亡兴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阐述了德性修养对政治，对“治国，平天下”，成就“霸王之业”的必要性。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孟子承续了《易》学思想，还从理论的高度，对“德育”的可行性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孟子从“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出发，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就是说，自天子以至庶民，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用孟子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或许正是古人重视进行“德育”的理论基点。人若天生就有流氓、地痞、恶棍与圣人君子之别，那就任其自然，不必进行品德教育了。
正因为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具有“可塑性”，品德教育才是可行的。所以孟子的话，可以说是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进行“德育”的可行性。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德育”理论为基点，才使中国古人一贯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品德训养。
对儿童的教育，古称“童蒙教育”或“蒙养教育”，基本目标和主要内容是对儿童进行初步的品德训练和基础文化知识的教学；对青少年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基本目标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一批能“劳心治人”，又尽忠朝廷的人才。
古代这两大教材体系中，都是非常重视渗透“德育”内容的，我们只要去随意翻翻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的。
蒙学教材的编写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秦时期有《史籀篇》，据说是最早的蒙养读物。接着各朝都写过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
如梁武帝时代周兴嗣所著的《千字文》；宋大学问家王应麟编撰的《三字经》；明吕得胜吕坤父子编选的《小儿语》；清李毓秀撰写的《弟子规》。还有《名贤集》、《神童诗》、《朱伯庐治家格言》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蒙养读物，渗透着德育内容。
象《小儿语》这类读物，主要目标就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如：“一切言动都要安详；一差九错，只为慌张”，“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
哲理性强，读来亲切上口，所以当时甚为流行。
四书五经》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列为青少年必读的教科书。这九部经典中，对品德教育最重视的莫过于《论语》了。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第一》）孔子把做人的“孝”、“悌”、“信”、“仁”等品德修养放在第一位，而把做学问摆在了第二位。他还进一步把“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作为好学的标准来衡量君子，足见其对品德修养的重视。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