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我关于上海新型合作医疗
上海合作医疗的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有效地抑制了农民与村卫生室等医疗机构的寻租行为；建立了合作医疗管理机构与农民之间有效的“承诺——信念”机制；镇村卫生一体化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合作医疗保险创造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组织制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成功地将合作医疗基金（补偿)风险分解并化解在各区县或乡镇，乃至村一级层面上，阻止了基金风险从镇村一级向区县甚至市一级的扩散。 上海合作医疗这种组织制度结构不仅为其他地区正在进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验提供经验借鉴，而且还对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提供了若干经验启示。
上海郊区农民平均一年缴纳约100元钱，他（她）在村卫生室、乡镇卫...全部
上海合作医疗的成功经验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有效地抑制了农民与村卫生室等医疗机构的寻租行为；建立了合作医疗管理机构与农民之间有效的“承诺——信念”机制；镇村卫生一体化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合作医疗保险创造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组织制度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成功地将合作医疗基金（补偿)风险分解并化解在各区县或乡镇，乃至村一级层面上，阻止了基金风险从镇村一级向区县甚至市一级的扩散。
上海合作医疗这种组织制度结构不仅为其他地区正在进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验提供经验借鉴，而且还对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提供了若干经验启示。
上海郊区农民平均一年缴纳约100元钱，他（她）在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中心医院以及市级医院看病时，就可以平均报销约40％的门急诊医疗费用和30％的住院医疗费用，这个报销比例还会因“大病”而有所增加。
从市卫生局获得的最新数据表明，本市10个郊区（县）122个乡镇、1917个行政村的合作医疗覆盖率已为100％；在206。6万应参加合作医疗的户籍农业人口中，“应保尽保率”也达到了98。
6％。去年全市合作医疗总筹集资金6。2亿元，其中市、区（县）、镇三级财政投入与农民个人缴纳的匹配比例达1。1：1，财政扶持拨款总额较前一年上升了43。7％。
让农民看得起病、看得着病、看得好病，被认为是上海农民卫生面临的三大问题。
以巩固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为抓手，本市各级政府花大力气增加资金筹集额度、扩大保障范围、提高补偿水平，让无论得大病或小病的农民都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在全市114家乡镇卫生院去年年底全面实现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能转换、并完成标准化改建任务之后，市政府从今年起又将郊区（县）预防保健经费从每万人20万元增加到每万人30万元，从而为“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得以可能向郊区农民延伸。
“从小辫子做到老太太”向来是人们对乡村医生的一种无奈感叹。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目前全市在岗的4714名乡村中，已有3488人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医学学历教育，依《医师法》取得了执业助理医师或执业医师资格，占总数的74％。
余下1226名乡村医生中的1020人也已按国务院条例通过培训考试，正在办理“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上海农村合作医疗资金采取个人、集体（企业）、政府共同筹措的机制， 2005年郊区合作医疗人均筹资达306元，其中参保农民个人缴纳人均100．60元，集体（企业）扶持资金人均93．62元，市、区县、乡镇政府扶持资金人均112．27元，基金总额为6．2亿元。
据
统计资料显示，农民的门诊就医70％在村卫生室，而费用只占合作医疗总费用的32．3％。
在合作医疗基金中，上海郊区各区县均建立了“大病统筹风险基金”，对医疗费用5000元以上的大病、重病患者进行统筹补偿。
2005年，参保农民的大病风险基金补偿总额0．98亿元，人均补偿4147．11元，有效提高了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
从2003年开始，上海共投资6．5亿元对114所乡镇卫生院分期分批全面实施标准化建设，使郊区农民就医条件明显改善。
去年，上海市区两级财政投入2100万元，在郊区新建了10个急救分站，使郊区急救分站达到35个，救护车辆137辆，医疗急救服务半径为20—30公里，平均反应时间21分钟。
上海市各地区在解决农民对合作医疗的基本作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说服与政治动员。合作医疗保险机构对农民开展的说服工作与政治动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镇政府与村委会系统的支持；因此，各镇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很多地方是由分管副镇长担任的(约50%以上)。合管办对农民的说服与动员工作具体包括：首先，每年十二月召开一次全镇动员大会，参加人员有生产队队长、村干部和乡村医生。
如新河镇每年进行大量的合作医疗宣传，一年不少于十次。其次，给农民散发宣传材料，农村干部或乡村医生分工包户，每家每户上门动员，如南汇区祝桥镇要求每个上门的工作人员如果不能说服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话，则必须由户主签字，保证承担不参加合作医疗可能引起的风险。
不过，动员与说服是一项技巧性很高的工作。要说服农民对合作医疗产生信心，还面临一些具体的问题，如所谓宣传发动中的死角，即在一些农民人口流动性高的地方，有的农民户口在一地，而人却在外地工作。
而45岁以下的农民(尤其是小孩)认为身体很好或者干脆认为合作医疗补偿水平低(回报率低)，缺乏参保的积极性。同时，有关合作医疗保险政策也规定了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与否是自愿行为，对农民没有强制性或法定义务，从而工作人员在动员时只能以说服方式，没有强制性措施来推动农民参加合作医疗。
况且，如果说服动员工作的方式或态度存在问题的话，农民也可能对政府行为产生逆反的心理，即政府越是发动越是不参加。所以，一些说服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地方，一般都是，由村干部与乡村医生在具体行动之前有一个细致的讨论、研究和策划，每一次工作以后要对不愿意参加的农民群体认真地进行分类研究，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帮助农民化解其中的一些疑虑和困难。
当然，仅仅靠说服是不行的，还必须向农民提供进一步的激励措施、负责任的承诺和示范性的业绩等。
2。政府财政加大资助特殊群体参加合作医疗。以政府财政资助(并鼓励其它社会团体补助)的方式帮助特殊或低收入群体参加合作医疗，不仅提高了合作医疗的参与率，从而达到社会公正的目标，而且通过分散的特殊群体对合作医疗的受益或支持本身也会对社会产生广泛和潜在的教化与动员功能。
一个个鲜活的受益个案会触动和强化更多的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信心。如2003年闵行区华漕镇对四类特殊农民群体给予减免，如75对以上的老年人、家庭特殊困难、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等特殊奖励的以及援助新疆人员减免100元从。
至2005年，又将残疾人纳入特殊群体之中，于是，特殊群体人数达到240人。而浦东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社会发展局等机构在2004年出台了《关于推进浦东新区农村残疾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由残联、慈善机构对困难群众参与合作医疗进行适当的资助或免于缴纳参保金。
3。建立个人账户或家庭账户以增强农民的信心。对于一些自认为年轻、身体健康而不愿参保的农民，引入个人账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这部分农民的怕吃亏或不合算的心理。因为将个人缴费的50%以上或全部划入个人账户中，不生病的农民可以将本年度结余资金一直转入下一年度，这样个人账户的可积累性将提高农民在未来生病时门诊或住院费用的补偿能力。
而家庭账户除了具有个人账户类似的特征之外，闵行区浦江镇的经验还表明，家庭账户一方面把农民个人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联系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要求年轻的个人必须同其年老的家庭成员一起参保，即年轻农民有义务或有道义分担自家老人的医疗风险和费用负担。
在日常家庭，任何一个成员的门诊或住院费用报销都首先从家庭账户中开支。另一方面，在大病费用分担方面，浦江镇的家庭账户封顶线是按个人封顶乘以家庭成员数目决定的，如三口之家的封顶线即3*5000=1。
5万元。实行家庭账户后，大病患者在镇一级的补偿水平明显要高于个人账户。当然，除此之外，大病患者还可以在区大病风险基金中得到补偿。
4。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支持与合作医疗的补偿程度(比例与范围)及其服务水平。
近年来，各地县区，以及乡镇两级政府加大了对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进行补贴的力度，而各地的合作医疗基金对农民的医疗费用补偿程度或水平也不断提高。如闵行华漕镇两级政府从2003年开始对农民进行补贴，其标准为75元每人*2=150元／人；2004年，政府财政的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到人均80元。
同时，华漕镇对参保农民的补偿范围也扩大，从住院增加诸如CT等门诊。
5。进一步的效率承诺：信息公开、社会监督与管理成本控制。要争取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信任与信心。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加强对基金的管理和接受公开监督的决心与工作力度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是合管机构向农民发出提高管理效率承诺的重要信号，如承诺对基金使用的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和管理成本控制。从调研的情况看，多数乡镇两级合管办都能及时将各月或各季度的合作医疗基金补偿状况进行公示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尤其是对大病补偿，有的地区如嘉定南翔镇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先进行张榜公布一周，接受群众监督，若无异议，再按照有关手续办理补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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