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的最大战舰叫什
重庆”舰尘封的记忆
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不愿意继续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国民党陆、海、空军部分官兵纷纷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来。“重庆”舰在国民党海军中首举义旗，重创了国民党的海上力量，打击了美蒋凭借其优势装备，向人民猖狂进攻的嚣张气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庆”舰从起义、对空作战到沉船、打捞出水，已经过去50多年了，掀开尘封的记忆重现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仍是很有意义的。
一、国民党海军最大的战舰
“重庆”舰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国政府赠送给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轻型巡洋舰，原名“震旦”号，1936年9月20日在英...全部
重庆”舰尘封的记忆
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不愿意继续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国民党陆、海、空军部分官兵纷纷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来。“重庆”舰在国民党海军中首举义旗，重创了国民党的海上力量，打击了美蒋凭借其优势装备，向人民猖狂进攻的嚣张气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庆”舰从起义、对空作战到沉船、打捞出水，已经过去50多年了，掀开尘封的记忆重现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仍是很有意义的。
一、国民党海军最大的战舰
“重庆”舰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国政府赠送给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轻型巡洋舰，原名“震旦”号，1936年9月20日在英国下水，国民党政府海军接收后，命名为“重庆”号。
该舰标准排水量5274吨，满载排水量7500吨，长约165米，宽16。7米，航速32节，续航力达4000多海里，攻率6。4万马力，装备有152毫米双联装主炮6门，102毫米四联装副炮8门，40毫米高炮8门，20毫米高炮12门，533毫米鱼雷发射管6具，是当时国民党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舰艇。
舰长邓兆祥，全舰官兵574人。
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从英国朴茨茅斯军港接收该舰，于同年8月返国抵南京。1948年11月至12月参加反对人民解放战争，于东北沿海掩护国民党军队从葫芦岛、烟台、营口等地撤退。
1948年末返上海江南造船厂修理。1949年2月中旬，受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指使，镇守吴淞口，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
二、吴淞口外首举义旗
“重庆”舰舰员绝大多数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当时，国民党统治已风雨飘摇，舰上官兵纷纷考虑另谋出路，不愿参加反人民的内战。
在这种形势下，舰上的进步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开始进行秘密串连，酝酿起义，很快组成了“士兵解放委员会”（以下称“解委会”）。中共上海局通过各种渠道对该舰一些人员进行了争取工作。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30分，“解委会”成员首先切断无线电和电话电源，同时将甲板上的哨兵及司令走廊上的值更士兵诱至雷达室缴枪拘禁。
原定担任警戒的人员立即进入预定的岗位，行动组的人员拘禁了尉以上军官。
邓兆祥舰长事先并不知道下属官兵在酝酿起义，但他有进步思想基础，在“解委会”宣布起义后，他毅然参加，亲自下令开航，并指挥航行，率舰起义成功。
“重庆”舰平安抵达解放区港口后，3月5日邓兆祥率全体官兵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鉴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重庆号全体官兵，不甘再助纣为虐，咸愿秉诚赎罪，报效人民，乃于2月25日在国民党腹心地区内吴淞口外，毅然首举海军义旗，北驶开入解放区港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今后誓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毛主席八项和平主张，为彻底摧毁美蒋勾结的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完成全国人民解放大业而奋斗，为彻底改造自己，根除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思想作风，建立一支强大的新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
相信我们重庆号已走过的航路，数百艘国民党海军舰艇，万千有志的海军青年，必将跟踪而来……”。
3月2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起义。……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重庆”舰起义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于1949年4月11日下令，斥责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事先疏于防范”，“处理亦欠妥善，实属咎有攸归”，“着即撤职留任，以示惩儆而察后效”。
事实上历史的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继“重庆”舰起义后，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25艘舰艇、1271名官兵在南京江面起义。1949年9月19日，“长治”号军舰在长江口外大戢山海面起义。
三、顽强抗击敌机轰炸
“重庆”舰的起义，对国民党及其军队是沉重的打击，国民党统治集团必欲除去而后快，多次派出飞机侦察，决心将其炸沉。2月25日晨5时45分，“重庆”舰从吴淞口起锚，26日上午抵解放区烟台港。
3月3日下午离开烟台，次日晨6时30分抵葫芦岛。
“重庆”舰到达葫芦岛后，当即在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同志直接领导下，展开护舰工作。除决定由陆上调两个连的高射炮兵前来协同防御外，并就当地材料条件许可之下，进行以渔网、松枝、麦杆等伪装全舰。
此种伪装非但会妨碍指挥台与各高射武器的运转，并易招致火灾，一旦起火又难以扑灭。10日下午，在朱军同志召集下，重新研究伪装，决定改用油漆，把全舰成陆地色彩，但因无法获得若大一批土黄色油漆，只好采用舰上保存的灰色和黑色油漆。
11日开始油漆，工作进展迟缓，到16日敌机第一次侦察时，两弦大部、指挥台与舰桥等仍未油漆完。
3月16日下午2时，敌机第一次来侦察，派出的是1架民航机，当“重庆”舰发现敌机已逼临上空，各部署人员才匆匆就位，又以为是和平谈判者所乘的飞机，迟疑不决，待准备要打时，敌机已飞出“重庆”舰的舰击的范围以外，岸上高射炮打了4发，“重庆”舰1发未打。
3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敌机1架第二次侦察时，从右弦160度灯塔方向飞来。当即，第5号奥利根射手发现，即一面射击，一面指示目标给其他炮火，并招呼四寸炮注意，因指挥台尚未发现敌机，不能随便发射，即喊指挥台注意敌机，等指挥台听到后，忙乱中竟把方向转错，后来转回来，又找不到目标，敌机从舰尾越过“重庆”舰右侧方向转向海面逸去。
由于16日晚有50多名官兵派去沈阳参观，防空部署又重新编组，许多重要岗位不得不调任新手，战斗力更为削弱。
组织上已预料敌机在第二次侦察后，一定会有大批飞机来轰炸，在朱军司令员“全人”的指示下，凡不必要留舰人员130多名18日晨调去沈阳，以避免伤亡，舰上只留下对空作战及机电供给等必需人员。
8时左右敌侦察机1架从右弦水面飞来，炮火即开始射击，几分钟后，另有3架美制B29轰炸机从右弦135度侵入，斜穿过“重庆”舰上空投弹，弹中舰左前方高射炮阵地附近。此后敌机即以同样方式高空空袭。平均20分钟轰炸一次。
炸弹皆中于码头或海中，上午最后一次轰炸时有数枚炸弹落于右弦（舰腹）30码外，发电机被震停电，计算台因之不能应即用跑表（STOPUWATCH）计算，285雷达被震坏，但马上修好，炮火始终未停。敌机于11时45分暂停轰炸。
由于上午敌机投弹很多，均未命中，同志们情绪很高，其中包含着轻敌的成分。午后1时左右，敌机又向同方向来袭，各炮开始射击。第三次敌机5架由海面飞来，被我炮火一击立即分散，许久敌机未来，同志们以为敌机不会再来，但仍未离开岗位。
3时45分敌机1架由“重庆”舰尾180度死角方位侵入，等“重庆”舰发现时,敌机已在瞄准阶段,四寸炮只能打在敌机两侧,敌机于高空斜穿”重庆”舰首尾线投弹，顺右弦边落下，在水面上即炸，以致后舱、后计算室皆有弹片穿过甲板，小洞很多，最大一个洞半径约8英寸。
在右弦四寸炮下面计算室10位同志9人受伤，最重者头部受伤。四寸炮位上两名同志被震死。第5号奥利根上射手左脚踵被炸去，另一射手肚子被炸受重伤，死于锦州医院。右乓乓机关炮上射手胸部被炸重伤死于锦州医院。
另一射手眼睛被炸瞎，一轮机兵被炸死于司令走廊下面。四寸炮因仰至80度受剧烈震动而不能俯下。右弦第4号汽艇被炸起火，因内中汽油及油桶未于作战前取下，舰长汽艇也起了火。轮机部门又将电自动停闭，舰上各部署人员都着了慌。
“解委会”同志即组织部分人员灭火，水龙头因停电无水，只有用水桶从海中打水与用灭火机（有的灭火机药水干了）等灭火，火约1小时被扑灭。
四、为保住军舰、码头而自沉
为了保住军舰和避免码头损失，朱军同志请示上级要求沉船，但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18日晚下令人员离舰，搬往商船学校旧址。
连夜由陆军同志协助抢运工作，主要是拆雷达、奥利根机关炮、指挥塔上仪器、枪支、图书等至19日凌晨3时左右。鉴于敌机轮番轰炸，决定在半夜1时左右开始放水沉船，水进入武器弹药舱及火药舱。5时左右为防备敌机空袭，人员撤离军舰。
9时左右敌机又来轰炸，四寸炮与烟囱两侧木料起火，敌机于12时左右离去，部分同志前去灭火。但火未被全部扑灭，敌机于1时左右又来空袭，灭火人员离去，敌机仍是轮番轰炸，“重庆”舰未受损，午后3时敌机离去。
同志们又去灭火，5时左右将火扑灭。晚上又连夜抢运物资，12时前后机舱与前火药舰开始放水，20时凌晨船仍未沉。20日晨6时又放水入前后锅炉舱，船渐向右弦倾斜，至12时船侧卧沉于水中。9时敌机又来连续轰炸，港口火炮未还击，但敌机仍不敢低空投弹，多于码头上，敌机于11时离去，后再未来空袭。
五、“重庆”舰的打捞修复
1949年8、9月份，中央军委派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的张学思同志赴苏联，商谈聘请苏联顾问帮助中国创办海军学校问题，同时提出请苏联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打捞“重庆”舰舰体事宜。
由于苏联对打捞“重庆”舰一事迟迟未做答复，于是产生了组织国内力量打捞的意见。1950年5月，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与朱军同志一起到中南海居仁堂，向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代总长汇报打捞工作。汇报后首长决定打捞，并派朱军同志找华东海军协助在上海组织打捞力量。
1950年7月25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苏联方面通知外交部，同意打捞“重庆”舰，于8月1日派人到葫芦岛。
为了保证打捞工作顺利进行，政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重庆’舰打捞委员会”，朱军同志担任打捞委员会主任。
1950年10月26日，苏联对外贸易部工程处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打捞“重庆”舰合同。1951年4月初正式动工，1951年6月13日打捞工程完成，6月18日拖至大连船坞修理，我方支付苏方打捞费55万卢布。
关于“重庆”舰的修复问题，1951年10月苏联政府派出了以普斯丁切夫同志为首的专家小组，经过两个星期对“重庆”舰进行检验，又于1953年12月间派出以米哈依洛夫同志为首的技术检查组，来华收集“重庆”舰的相关资料后，经列宁格勒设计局研究结果，认为全部修复“重庆”舰原有的武器装备及机器装置是困难的，最好的方案是利用现在的船体进行全部改装，约需经费2亿卢布，需要4至时间。
鉴于当时全国解放不久，正值抗美援朝之际，国内经费异常困难，加之“重庆”舰即使修复，所需要的武器弹药、油料等消耗品仍需从西方国家进口，当时他们奉行的是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政策。因此，军委做出了延期修复的决定，海军遵此对“重庆”舰队的人员处理提出方案，1955年2月总部正式批准了海军的方案，即留下少部分人员继续在舰上做维护保养工作；适合在舰艇工作的同志调往其它舰艇部队，不适合在舰艇上工作的调往陆勤部队或机关、院校工作；要求转业的同志，安排地方工作，使他们各得其所。
至此，“重庆”舰的打捞修理遂告结束。
在“重庆”舰起义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以后成为建设人民海军的骨干，有的成长为海军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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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