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认为善与恶是完全对立的吗?
简单来讲一句话: 奥古斯丁关于基督教是真哲学和真宗教的统一这一观点
，奠定了他在中世纪哲学导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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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论”与“幸福论”构成了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争论焦点。 “幸福论”认为，德性取决于幸福，幸福即德性。“德性论”则认为“幸福取决于德性”。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和康德都对“德性即幸福”这一原则进行了理智主义的辩护和论证。中世纪伦理学（或基督教伦理学）作为西方伦理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幸福问题无疑也是其核心问题。 那么，基督教的幸福观究竟在“德性论”和“幸福论”之间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又应该如何给出其历史定位？本文试图围绕奥古...全部
简单来讲一句话: 奥古斯丁关于基督教是真哲学和真宗教的统一这一观点
，奠定了他在中世纪哲学导师的地位。
如果不怕详细,就看看下面我转过来的资料吧,出处观点都非常具象哦:
“德性论”与“幸福论”构成了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争论焦点。
“幸福论”认为，德性取决于幸福，幸福即德性。“德性论”则认为“幸福取决于德性”。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和康德都对“德性即幸福”这一原则进行了理智主义的辩护和论证。中世纪伦理学（或基督教伦理学）作为西方伦理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幸福问题无疑也是其核心问题。
那么，基督教的幸福观究竟在“德性论”和“幸福论”之间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又应该如何给出其历史定位？本文试图围绕奥古斯丁的“幸福就是拥有上帝”这一核心命题，阐明基督教幸福观的历史地位、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反对幸福论、超越德性论
奥古斯丁是第一位为基督教进行哲学辩护的思想家。在伦理学史上，他也是首位致力于为基督教伦理学奠基的理论家，对后世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豪斯凯勒指出，“中世纪伦理学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的”（Hauskeller, S。
7）。奥古斯丁作为中世纪神哲学家，继承了柏拉图的遗产，在道德理论上首先与传统的“幸福论”划清了界限。
柏拉图坚持幸福取决于德性的立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从知识论立场出发探讨了善、德性（正义等）与幸福的关系。
他认为，爱智慧的人拥有最高的快乐，因而是正义的，他们的生活也最幸福。他说，“与认识真理和献身真理的快乐相比，一切其他的快乐都不是真快乐”（柏拉图，第368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认为“在理论哲学上，柏拉图哲学最接近基督教”（Augustinus,1962,Ⅲ。
3;参见K?nig,S。143）。而在《斐利布篇》中，柏拉图又把善和善生密切联系起来。他主要讨论了人生中的至善究竟是快乐还是知识这一问题，他的结论是知识高于一切快乐（Lust）；或者说，在一切肉体的和灵魂的快乐中，“知识是最高的快乐”。
（参见苗力田 主编，第355页；另见Platon ,“前言”）虽然柏拉图的观点在这两部书中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善或者善的知识是幸福的标准或尺度。当然，后者更强调善行的知识，有时又称实践的智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中指出，相比享乐的生活与政治的生活来说，思辨、静观的生活最幸福。而且，他认为，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是一切行为的目的。而且，从功能看，理性活动是人所固有的。
所以，他说，“人的善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而且一生都要合乎德性”（参见亚里士多德,第6、10、11页）。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对奥古斯丁的影响要小得多，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掺杂了幸福论的成分。
奥古斯丁主要秉承了柏拉图主义传统。
奥古斯丁坚决反对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幸福论。他说：“伊壁鸠鲁派认为，人的至福要在肉体中寻找到，把希望寄托于自己”（《讲道集》150，7。8，转引自柯普斯登，第114页）。
奥古斯丁对斯多亚派的德性论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因为它反对盲目追求快乐，更重视精神的内在超越，而且主张禁欲。例如新斯多亚派的代表塞涅卡认为，快乐必须以自然为向导，快乐不是目的，缺乏德性指导的快乐是盲目的。
尽管塞涅卡的观点和伊壁鸠鲁相比更接近基督教，但是仍与基督教幸福观大相径庭。因为在奥古斯丁看来，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按照人自己的意愿生活，从而无论他们怎样为了过上幸福生活而殚心竭虑地锤炼德性，其德性都是一种世俗的德性，它违背了基督教“按上帝生活”的原则，这样的伦理学仍然没有摆脱“德性即知识”那种理智主义中心论的窠臼。
基督教的伦理学是爱的伦理学，强调的是对上帝的爱。幸福生活不是自我满足，而是恩典满足人。所以，奥古斯丁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也不可能同意康德式的理性-意志德性论。因为康德曾经说：幸福（个人幸福）就是“对自身状况的满足”。
他人的幸福，就是对他人状况的顾及，也就是他所说的责任原理：“除非愿意自己的准则变为普遍的规律，否则就不应行动”（康德，第19-20页）。
照奥古斯丁看来，“德性论”强调理性的自我完善和超越外物的自由，在目标上和基督教道德具有一致性。
可是，只要固守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以知识论为前提，就不能确保人的幸福，不能真正保证德性的完善和完满。换句话说，这样的德性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福乐。所以，改造和超越“德性论”，建立基督教“爱”的伦理学就是奥古斯丁最迫切的任务。
在我们看来，希腊德性论的缺陷在于：对道德主体——人的自我完善能力缺乏充分的反思，盲目确信理性对感性物和感性欲念的控制和超越的可能性。这样的理性何以能成为区分善恶的标准，成就人的德性？奥古斯丁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希腊“德性论”面临的这一困境，并开启了西方思想史上对理性的有限性进行反思的先河。
二、启开幸福之门的钥匙
奥古斯丁在《论真宗教》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开辟达致美好、幸福生活的道路。”这种宗教只崇拜一个上帝，一个创设、完善并包容宇宙万物的上帝。（Augustinus,1962，Ⅰ。
1）。奥古斯丁认为，这种宗教就是基督教。为了论证基督教的合理性，他对基督教的哲学化和哲学的基督教化进行了双重论证。
奥古斯丁指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精神对基督教有可利用的价值。他指出，那些曾经宁愿崇拜许多神祉为真正的上帝和万物主宰的民族是卤莽的。
他们心目中的智者（哲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学派，却照样有着共同的庙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然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内心充满恐惧和忧虑。因为苏格拉底明白，自然界随便什么作品都要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上帝的预定，这些作品要远远优于人类艺术家的作品，因此也就比庙宇中的崇拜对象更值得享有神的赞美。
所以，苏格拉底试图使那些崇拜多神教的人醒悟。同时，他也要向那些把可见的世界当作至高无上的神性的人指出，如果把任意一块石头都当作至高无上的神来崇拜，就会产生出可恶的后果。但是，只要他们讨厌这样做，那么，他们就应该改变他们的意见并且寻找这个本身远甚于人的精神、创造一切灵魂及整个世界的上帝。
柏拉图也认为，真理不是用人的肉体的眼睛去观看的，而是要用人的纯粹精神去观看，因为真理是不变的、永恒的，是事物的不变的形式和一如既往的美，真理没有空间距离，没有时间消逝。对这种上帝的永恒之享受只归于理性的、精神性的灵魂，只能进行精神性的理智的观看。
奥古斯丁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迁就源自于他们对精神价值的重视。他特别在意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在精神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他的青年时代。他认为，基督教是真哲学和真宗教，“二者是同一的”（Augustinus,1962,V。
8）。之所以说基督教是真哲学，因为真哲学无非就是对真宗教的理性阐释，即对基督教关于人格神言论的阐释。当然它们在以下方面是有区别的；基督教作为真宗教利用了这些神秘的言论，作为真哲学仍旧是对关于人格神的言论的阐释。
而且，“基督教作为真宗教是对普通百姓而言”（Augustinus，1973,7。12）。奥古斯丁认为，柏拉图忽视了老百姓的幸福。基督教对有教养的人来说，不是宗教，而是真哲学。博学的人不必相信在哲学上站不住脚的神话，他们不需要在字面上来理解圣经；为了理性地理解基督教学说的真理，他们只能也应该对圣经进行哲学的阐释。
所以，基督教对哲学家是哲学，对普通人就是宗教。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