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怎样认识五四时期的批孔斗争？
说到五四时期，就会想到“打倒孔家店”，那时只有孔子批判，哪来孔子研究？肯定当年“反孔”的，否定当年“反孔”的，都有可能冒出这样的念头，更不待说专为孔子研究作史的。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且不说当时的尊孔派、疑古派，就说在孔子问题上，使如今不少人耿耿于怀的“反孔”派，对于孔子其人以及儒家学派，都有相当的研究。 认为五四时期只有“孔子批判”，没有“孔子研究”，原也事出有因。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把孔子当作“素王”当作“圣人”去思考去演绎去称颂的研究，才是孔子研究，对孔子的学说提出质疑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魏晋时期的嵇康就是这样的先例。 他写《难自然好学论》，是对孔子的“...全部
说到五四时期，就会想到“打倒孔家店”，那时只有孔子批判，哪来孔子研究？肯定当年“反孔”的，否定当年“反孔”的，都有可能冒出这样的念头，更不待说专为孔子研究作史的。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且不说当时的尊孔派、疑古派，就说在孔子问题上，使如今不少人耿耿于怀的“反孔”派，对于孔子其人以及儒家学派，都有相当的研究。 认为五四时期只有“孔子批判”，没有“孔子研究”，原也事出有因。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把孔子当作“素王”当作“圣人”去思考去演绎去称颂的研究，才是孔子研究，对孔子的学说提出质疑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魏晋时期的嵇康就是这样的先例。
他写《难自然好学论》，是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质疑。因此，他就成了“害时乱教”、“非毁典谟”的“名教罪人”。然而，嵇康倘若不研究孔子，岂能提出如此质疑？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对孔子并不一概否定，称颂“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的不仅是鲁迅，陈独秀重新评定孔子价值，一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二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
他认为“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吴虞在读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后写信给陈独秀说：“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
”这几乎也是《新青年》诸公的共识。他们“反孔”，反的主要是“三纲”主义。倘若不对孔子及其儒学做过一番研究，怎会明白“三纲”主义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礼教，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研究应当是纯学术的，有训诂，有考证，有义理。
中国历史上汗牛充栋的儒学文献，汉学宋学也好，理学朴学也罢，无非就是“注疏”二字。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怎能算是孔子研究？但请不要忘了，自汉以来的历代注疏，不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难以摆脱现实政治的投影。
何况，五四时期的“反孔”，本来就是由那个时候的“尊孔”引起的，袁世凯为其称帝造势的祭孔大典，康有为的尊孔教为国教以及孔教入宪，就无不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联，这遂有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思想与国体问题》和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这遂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在列举了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九家之学”与“儒者之学”的七个方面的差异(“异于孔子者七”)后得出一个结论：孔学只是显学。
易氏明确指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可见，他们的“反孔”，反的主要是“儒学独尊”。倘若对孔子及其儒学没有研究，怎能对“儒学独尊”者的企图有如此敏锐的洞察？ 或许有人会说，五四时期既是“打倒孔家店”的时期，哪会有对孔子学术的理性研究？其实，就连“打倒孔家店”这个说法，也是被人为放大了的。
倒是当事人胡适没有在“只手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之间抠字眼，“打倒孔家店”就“打倒孔家店”吧。1952年12月，他在《台东县文化座谈会上答问》时说：“人家说我打倒孔家店，是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打倒孔子。
孔子的学说，经过两千年，至少有一部分失去了时代性，同时经过了许多误解。三十年前，我们的确领导批评孔子。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使诸子百家平等。如果不打倒一尊的孔家店，没有法子使思想解放，思想自由。
”1958年，他还当众驳斥蒋介石：“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胡适此论，句句在理。
平心而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诸公在孔子或孔教问题上，也有一些过激之词，诸如“残骸枯骨”(李大钊《孔子与宪法》)，“孔渣孔滓”(胡适《吴虞文录序》)等，如果从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容易使人有“全盘否定”之疑。
他们在集中批判“三纲”主义之时，对置于“三纲”框子中的“仁义礼智信”的“正能量”也缺乏积极的挖掘。陈独秀就只说“三纲”而不提“五常”，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与“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从总体上的，他们当时的“孔子研究”或“孔子批判”，张扬科学民主，促进思想解放，其功实不可煞。至于此后尤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时对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不应当归咎于这些思想解放的先驱，那是某种“直线思维”的结果。
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包括孔子以及儒家文化。为此，需要我们做的，是把孔子及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从“三纲”主义框子里挖掘出来，消除“尊卑贵贱有别”的毒素而为今所用，这其实也是对于五四精神的继承的发扬。
如果因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反过来否定五四时期包括“反孔”在内的思想解放，那么，我们遵循的依然是一种“直线思维”，这条“直线”依然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 当今中国，大概谁也不会认为还得重新恢复“三纲”主义，大力提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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