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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镜吾、章太炎、藤野的不同

寿镜吾、章太炎、藤野的不同 (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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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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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野:鲁迅前期内心世界中的一个亮点 ——在日本芦原町“藤野严九郎与鲁迅”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陈 越   因为鲁迅的《藤野先生》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之中,所以,藤野先生的大名在中国是广为人知的。
  鲁迅与藤野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是中日人民友好的一个生动例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有一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藤野对学生周树人的种种关心,作为教师的职责来讲,严格地说,也是应该的,诚如藤野先生在以后所写的《谨忆周树人先生》一文中谦虚地表示,那是“微不足道”的(见日本《文学案内》杂志1937年3月号)。
  鲁迅以后也当过教师,许多回忆材料表明,他对学生也是爱护有加的,他也认为这都是应该的。  笔者也是一位教师,很理解他们两位谦虚的表述中所包含的真诚。然而,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所表达的对他的这位异国老师的感激之情是如此地非同一般,“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这是为什么?   《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而文中所回忆的史实则是发生在此前的二十年,即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间。  如果联系这两个历史时段的有关背景的话,我认为,藤野先生的出现,是鲁迅前期生活和内心世界中的一个“亮点”,应该说,前期鲁迅的思想,其色彩基调是比较灰暗的,然而,“藤野先生”却在其中显示了某种亮色。
  它不仅使鲁迅在早期“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人生道路的艰难寻觅中,终于发现了“伟大的”“性格”;而且成为此后在思想文化战线斗争中“增加勇气”的一个源泉。     我想首先回顾一下鲁迅仙台求学之前的一些情况。
  众所周知,“家庭变故”使鲁迅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由此“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其实是鲁迅以后确立的“立人”思想的现实基础和起点。从中国的南京,到日本的东京,最终他的学籍列在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这一过程也是他“寻求别样的人们”的踪迹,交织着希望和失望的焦虑的心理历程。
    我们注意到《藤野先生》一文开头奇特的,不合常规的写法:“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文章写了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白天逛公园,晚上学跳舞的醉生梦死的生活,让鲁迅大失所望。一个“也”字,是紧承《朝花夕拾》中《藤野先生》的前一文《琐记》,该文记叙的是作者在南京的学习生活,但所见所闻,鲁迅最终一言以蔽之:“乌烟瘴气”。
    为“寻求别样的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青年爱国主义者鲁迅,又涉重洋,来到日本东京,然而“东京也无非是这样”,鲁迅又往仙台走去。在这儿,鲁迅一方面体会到如他风趣地所说的“物以希为贵”的日本人民对中国留学生的友好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也痛切地感受到了部分日本学生身上的民族偏见和歧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鲁迅才特别珍视藤野先生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因为他没有其他人那种人性的缺陷和民族的偏见;他也不是对周树人这一学生个人有什么偏爱,而是“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鲁迅所说藤野先生的伟大“性格”, 其实即是一种理想的人格,也可以说正是鲁迅一直在寻求的“别样的人们”,这是一种高尚的人,一种纯粹的人,一种有道德的人。  “尽管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然而对于鲁迅而言,不啻是阴冷灰暗的现实世界中的一抹光亮,他因之受到鼓舞,看到希望,获得勇气。
     其次,我还想回顾一下鲁迅撰写此文时的有关背景。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交代:“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
  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了解鲁迅生平的人都清楚文中“东壁”、“流离”、“挤出”等词中所表达的鲁迅当时的处境,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鲁迅一方面受当局的迫害,一方面又受陈西滢等文人学者的攻击,生活中颇多“纷扰”,正因为此,《小引》的一开头鲁迅就说:“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
    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
  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  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中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先生对此有很精到的看法:“这里所说的‘纷扰',具体所指的环境:‘东壁……流离……挤出',都与这一时期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和陈西滢们的论战有关。
  所有外在的‘纷扰'——与‘当局'、‘文人学者'……的生命搏斗,都会转化为内心的‘纷扰',并且会由此焕发出一种生命的欲求:从内心深处的记忆中,寻找生命的‘闲静',以抵御这样的‘纷扰';从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以抵御由外到内的漫漫黑暗。
    我想这应该是鲁迅写《朝花夕拾》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因。”显然,鲁迅在其时“反顾”他在仙台时期的留学生活,“反顾”藤野先生当年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正是借回忆,从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
  由此可见,藤野先生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二十年之后,仍然是鲁迅生命中的“亮点”。     鲁迅说藤野先生是“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最令他感激的一位。在鲁迅的一生中,可以被认为“我师”的,大概主要有寿镜吾先生、藤野先生,以及章太炎先生三位吧。
  关于寿老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尽管没有如《藤野先生》中那样非常明确的褒语,但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在颇带情趣的叙述追忆中,文章充满了一种浓厚的人情味。  寿镜吾先生在为人治学,甚至作文等方面对鲁迅都有着相当的影响,鲁迅一生对寿老先生也都十分尊敬,并且长久地和寿老先生及其儿子寿洙邻保持着联系。
  关于章太炎,鲁迅晚年写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文。鲁迅佩服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1933年6月18日他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
  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自从1908年鲁迅认识章太炎先生起,两人关系持续了多年,在“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革命精神方面,在对魏晋文章的喜好方面,甚至在对于弟子“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等方面,鲁迅都很受太炎先生的影响。
    应该说,寿镜吾、藤野、章太炎这三位,他们对鲁迅都很有影响,而且各有侧重面。而鲁迅之所以特别肯定藤野先生,是因为在鲁迅看来,藤野先生对自己学习的关心,已不仅仅是一般的作为老师对学生的关心,而是从中体现了对中国的友好:“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或者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这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确是十分难能可贵, 因之是“伟大”的。
       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源远流长,鲁迅曾说过:“日本和中国大众,本来就是兄弟”。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今天,当我们纪念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相识100周年,绍兴市与芦原町结为友好城市20周年之际,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共同努力,中日人民之间世代友好的传统,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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