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裔“神童”张世明早逝的消息，又一次引起人们对英才教育的关注。媒体在报道张世明逝世的消息时，拿出中科大“少年班”的例子，指出“当年盛极一时的中国科大少年班”虽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他们中间至今也没有人以惊世骇俗的社会贡献表明自己是曾经的超人‘神童’，倒是并非个别人的早早夭折，反证了‘神童’教育难以避免的困境”。
据此认为“（神童）教育无用，神童不‘神’”，并疾呼“不要迷信神童教育”。但张世明的亲人则表示，其死因应归咎于“外界异样的目光和过高期待”的“压力”。
科学研究表明，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确会出现极少数天资特别聪颖，或在某些领域（如音乐、体育等）有超常才能和表现的“神童”。
对于什么样的孩子才能算“神童”，虽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人们大体上有一个共识———不是看某个少年在某个方面知识和才能是否突出，而是看其是否在知识领悟和智力发展方面有特殊的表现，这种特殊应该非常突出地超过同龄人，甚至超过一些成年人。
这样的“神童”客观上是存在的，但数量极少。
那么，该不该给神童“开小灶”，给予超常教育呢？从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对天资优异的少年儿童进行特殊教育，一般被称为“英才教育”。
这种教育不应违背智力开发的自然规律，同时实施这种“英才教育”的学校和班级也不宜太多，更不宜一哄而上。 但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恢复不久，由于现代化建设要求早出人才，多出拔尖人才，于是各地“少年英才”纷纷涌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学校办起了“少年班”，或单独招收少年大学生。
但经历2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绝大多数的“少年班”都停办了，只有中科大一家在坚持办学。
事实上，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对“天才儿童”进行超常教育的试验，但总的说来，人类还是缺乏成熟的“英才教育”经验。
而在我国，虽然古代就有“骆宾王七岁吟诗”之说，但对早慧少年如何进行教育培养，也少见记载。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对教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基础教育与尖端学科教育如何衔接，超常教育与常规教育在体制上怎样相适应，自然成了现代教育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因此，应当允许“英才教育”试验和探索，并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当然在容许失败的同时，更要鼓励创新，积极细致地展开科学有效的早期智力启发和培育工作。
至于为什么社会各界对“英才教育”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英才教育”的期望过高。
似乎一进“少年班”，神童就一定要“神”，就要成为未来的华罗庚、郭沫若或者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不能这样，就是超常教育的过错。这其实是忽视了诸多社会因素，尤其是舆论过度渲染带来的严重干扰。 “少年班”开办初期，媒体对一批少年英才大炒热炒，宁铂、谢彦波等成了众多家长和同龄人心目中的明星。
但对于这些在生理心理上尚处于成长阶段的少年来说，这样的关注和期望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其中有的人就因不堪忍受这些压力而心力交瘁，结果是宁铂出家、张世明早逝。所以说，不宜简单地将神童不“神”的问题归咎于实施英才教育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事实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近30年来共招收学生1176人，已毕业991人，其中85%的学生考上研究生，三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近百人已聘为教授。这些数据表明，“少年班”的试验是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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