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哪些对外国人的蔑称比如：日
洋鬼子,鬼佬,旧时对外国人的蔑称
红毛番,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从洋夷———洋人———洋鬼子———外国人———老外的变化过程
中国对外国人称呼的转变
方言，永远是盛载历史的一注活水泉，虽然多半很琐碎很市井，但够本色，没有什么修饰，就象未经分离的刚挤出母体的鲜牛奶。 虽然带着一点臊气，却自有一股难以掩抑的激情躁动扑面而来，洋溢着生命力的新鲜和原味！
“外国人”一词在沪语历史中应当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之时，最初开始出现在黄浦江边滩涂上的怡和、义记等十一家洋行所建造的二、三层带阳台走廊的欧式建筑里的26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这也奠定了上海话中的“外国人”，主要指欧美白种...全部
洋鬼子,鬼佬,旧时对外国人的蔑称
红毛番,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从洋夷———洋人———洋鬼子———外国人———老外的变化过程
中国对外国人称呼的转变
方言，永远是盛载历史的一注活水泉，虽然多半很琐碎很市井，但够本色，没有什么修饰，就象未经分离的刚挤出母体的鲜牛奶。
虽然带着一点臊气，却自有一股难以掩抑的激情躁动扑面而来，洋溢着生命力的新鲜和原味！
“外国人”一词在沪语历史中应当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之时，最初开始出现在黄浦江边滩涂上的怡和、义记等十一家洋行所建造的二、三层带阳台走廊的欧式建筑里的26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这也奠定了上海话中的“外国人”，主要指欧美白种人；而韩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包括犹太人、白俄等，上海话中就以其国籍直称之，而不大用“外国人”一词通称。
“外国人”在沪语中，隐隐带着一种权贵、富有的意思。
大约就因为那最初的26个口含雪茄、洋装笔挺的外国人，是以那样一种居高临下、反客为主的姿态站在阳台上眺望黄浦江的风景，看在上海人眼中，自负又咄咄逼人。这种神气在上海，就是代表着权贵和富有！
“外国瘪三”为伴着“外国人”一起出现的新沪语。
他们通常为那些人高马大的罗宋(白俄)保镖、西班牙意大利菲律宾等国的洋琴鬼及美国烂税收之类。其实不至于潦倒到真的在街头做瘪三，只是不如他们的部分同胞那样显赫而空长着一只高鼻头一对凹眼睛的外国脸孔。
对此，上海人很有种幸灾乐祸心理：外国人又怎样？没钱还是白搭！于是，“外国瘪三”一词就应运而生。
还是句老上海话：死脱外国人！
“死脱外国人”
“……阿拉老板袋着一串钥匙飘洋过孩去了。
保险箱的钥匙、经理室的钥匙一塌刮子全被他袋走了。明朝人家要来敲图章签和约，来未死脱外国人……”
这里的死脱外国人并非真的有外国人死了，潜台词就是“出大事体了！”
称出大事体为“死脱外国人”而不是“死脱上海人”，可见在旧上海，外国人地位有多特殊！
“外国人”在沪语中，还是一种形容词，专以表达时尚、先进、高层次和有质数这种概念！
“人家外国人都是这样穿的，……里厢穿长袖外面穿短袖！”
“人家外国人就特地要觅上海的老佛子……住老弄堂……”这里的“外国人”，无疑已成为一种依据，一种权威，再不近情理，不合逻辑的事，只要一句“人家外国人都……”就便的合情合理，而成时髦和潮流。
“XX酒吧开得很成功，去帮衬的外国人老多的！”
“XX小区的住户层次老高，都是外国人住的……”
连带形容某女孩子漂亮，上海话也说：“她长得老漂亮，象外国人！”
上海人对外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
我们对外国人的认识，是始自不愉快的鸦片战争。但外国人同时又带入花花绿绿的、很配上海人爱新鲜口味的西方文化；大到开马路铺电车轨道造高楼、洋学堂；小到无线电缝纫机咖啡酒吧电影院……。面对这五彩缤纷的西洋镜文化，上海人不得不慑服欧美列强的国力和科学。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殖民式的感情，但可以讲，直至今天，每个深海人的潜意识里仍有不同程度的殖民倾向……今天我们成为崇洋。
无可否认，外国人一度给上海带来最丰富刺激的一个文化大时代，以至今天我们还在津津乐道着哈同马勒赫德怡和汇丰的洋大班的传奇和他们享受过的豪宅！连同那曾经在百乐门和埃爱令回荡过的旋律，今日再次在华灯初上时分，浮动缠绕在上海万家灯火之上！
当年来自圣约翰、沪江等的“恰同学少年”的白发苍苍的老上海，在学校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校友会组织却举办得有声有色、春意盎然，显示出空前的凝聚力。
“上海通”
上海的外国人中不少是上海通。他们对上海甚至中国文化的认识，某程度上比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要深。特别那些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一家几代都在上海开枝散叶的外国人。
或者因为长期的耳濡目染，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早已跳出那种只停顿在鸦片枪、三寸金莲和中国瓷器的狭隘的猎奇心理，他们对中国的礼教学问研究很深，受儒教濡染，再加上本身学问修养，这些外国人将毕生献给上海，于东西文化交流贡献良多！
说到外国的上海通，还是以英美人居多。
从中可粗分两大类：一类是在上海出生或者大半生是在上海渡过：他们与上海人一起亲历北伐、孤岛时期和全面沦陷这些历史非常时期。这些来自英、美、意大利、法国等的外国人从事行业，从洋行买办、银行职员、公用事业工程师到租界地的管理不一而足。
在老家他们可能只是一个平头百姓，没爵位没学位没钱财，出路狭隘。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却因旧上海的崇洋心理和当地的殖民心态，以至只要脑子灵，就可路路通，是上海给了他们机会和施展身手的平台。他们在上海租界地安居乐业，享受着在他们老家只有权族、有钱人才能享有的这种特权。
这当然令他们乐不思蜀。这批外国“上海通”，纯粹将上海这块地方作为生财工具或饭碗视之。为了令他们在上海过得更舒服更有“家”的感觉，他们不断引进老家的娱乐、传媒、消遣等等种种新玩意。不管他们初衷如何，有意还是无意，我们还是应当肯定他们对上海作出的贡献！
还有一类外国上海通，我觉得是很值得今天上海人怀念和钦佩的，就是一批批来上海任教的外国人。
他们必出身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的高学历背景，学养丰富，阅历甚广，操纯正高雅的英式或美式英语。虽然仍以优等白种人自居，但由于见识多、涵养足，深具恢宏大度之气。所以他们往往能欣赏赞叹上海独特的华洋交杂的风采，并能以相对平等的胸襟对待周围的上海人。
他们多为受教会之委派来上海各教会所属的大专院校任教，甘愿离乡背井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远东，不为钱财只为施教。所以这部分外国上海通最为人尊敬。这除了他们对宗教的虔诚，还需要自身有满腔的热诚和奉献之心。
当然教会从来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但这些身处教会地层的八腊子教师，他们是只知道无私地将一切奉献给同是上帝子民的上海学生。
据老上海回忆，这些外国教师不同那些汇丰和的洋大班，他们的生活其实十分精简。
除了因为有宗教信仰，也其实因为他们的薪俸并不多，只是校方和教会可为他们提供宽敞的宿舍和良好的教学环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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