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有关于莱州抗战的图片资料？

请问，谁有关于莱州抗战的资料

1930年，中国共产党掖县委员会成立，由郑耀南任书记，创办党刊《红星》，积极宣传革命。1931～1936年，县委领导党员和农协会员，先后进行了控制县农民协会领导权，争夺区、乡、村政权和反“打差”（出夫役）的斗争，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七七事变”后，县委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国民党和各区区队的武装，统一到县委领导下的“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里。1938年3月8日，胜利地举行了玉皇顶武装起义，9日攻克县城，摧垮了日伪政权，创建了胶东地区人枪最多的抗日武装一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3月12日，建立了胶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掖县县政府，开辟了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4...全部

   1930年，中国共产党掖县委员会成立，由郑耀南任书记，创办党刊《红星》，积极宣传革命。1931～1936年，县委领导党员和农协会员，先后进行了控制县农民协会领导权，争夺区、乡、村政权和反“打差”（出夫役）的斗争，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七七事变”后，县委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国民党和各区区队的武装，统一到县委领导下的“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里。1938年3月8日，胜利地举行了玉皇顶武装起义，9日攻克县城，摧垮了日伪政权，创建了胶东地区人枪最多的抗日武装一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3月12日，建立了胶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掖县县政府，开辟了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4月，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三大前身之一的北海银行。 　　 1938年2月5日，日军开始进入掖县城；1945年9月1日，日军弃城逃往平度城。
  八年间，日军在掖县修筑了大小16个据点70多个碉堡，对我根据地人民实行政治上的“以华治华”政策、军事上的“囚笼”政策、经济上的“以战养战”政策，以及文化上的“奴化”教育政策，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相继制造了掖城大屠杀、车栾庄、尚家山、苗家、朱盘沟等惨案二十余起，烧毁我民房6432间，屠杀群众和我抗日军政人员736人。
  在这些惨案中，他们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对老人、妇女、孩子，也全不放过。其凶狠残暴，令人发指；血债累累，罄竹难书。人民群众遭受了空前的苦难，经济社会受到了全面洗劫。 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急时刻，莱州英雄儿女没有沉沦，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战。
  掖县人民的抗日斗争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1938年2月5日，日军进入掖县城，一月之后，当时的掖县县委发动玉皇顶起义，攻克掖县城，成立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在掖县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建设工作：一是扩充军队，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三支队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枪，成为当时胶东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
  二是在县委领导下，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掖县县政府，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妇救会和“民先”组织有了一个较大发展。三是成立财经委员会，筹备成立了北海银行，建立人民金融市场，成立地方商会、粮价平抑委员会、盐务处等，奖励粮食生产，使掖县的生产在战争条件下迅速恢复。
  四是加强舆论宣传，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成立《抗战日报》社和抗战剧团，成立国防教育委员会，创办《海涛》月刊等，反顽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第二阶段，恢复发展时期。日伪军视掖县为“共产圣地”、“八路老窝”，进行残酷镇压。
  日军于1939年1月16日再次攻占县城，制造了掖城大屠杀，全县除少数区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坚持工作，多数区、乡、村的组织机构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但抗战军民没有被压垮，六七月份，除掖城和二、九、十区外，全县其他区的党、政、群组织基本恢复起来，“民动会”举办的民运干部学习班和县教育科举办的青师班，培训了大批民运和青年教师。
  这一时期，日、顽、我开始了激烈的三角斗争，是第一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人民力量很快转入发展期。第三阶段，艰苦斗争时期。这一时期敌人后方兵力增加，据点增多，是军事扫荡、政治统治最残酷的时期，也是我们开展斗争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1941年，日军在南、北掖制造朱盘沟、车栾庄等大的惨案十起。
  我抗日根据地缩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抗日军民于1942年开展了整顿区划、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开辟掖西等一系列工作，真正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在斗争中赢得了胜利。第四阶段，形势好转最后胜利时期。
  由于接受了前三个阶段的经验教训，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人民力量步步壮大，抗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八年抗战，莱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要贡献。2027名英雄儿女光荣地为国捐躯，数百名他乡烈士血洒莱州大地。
  郑耀南、张加洛、王仁斋、李佐长、王鼎臣、孙会生、徐志皓、乔明志、李空谷、虞棘、马少波、邱泽鑫、马杰、高峰、刘岐云、宋光、徐伯龄、史校民、范淑兰等抗战志士，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郑耀南同志，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当选中共掖县第一届县委会县委书记，1938年指挥玉皇顶起义，创建了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到达延安汇报工作，并参加延安的学习和工作，因腰椎结核，无药救治于1946年逝世，年仅38岁；王仁斋同志，参加过玉皇顶武装起义，因协助特委破获案件，没有与领导机关一起撤离，在独自赶往黄县时，遭遇刘黑七匪徒，不幸被捕遇害，年仅28岁；王鼎臣同志是掖县第一位共产党员，先后介绍郑耀南、鲍仙洲、李勋臣、陈子尚等人入党，在掖县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曾先后担任掖县县委书记、胶东特委政治保卫局副局长、晋冀鲁豫第六地委委员兼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安督察处处长等职，后专署机关转移中误入敌人合围圈，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孙会生先生是掖县最早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党员之一，在任国民党掖县整理委员会肃反委员期间，两次传信给郑耀南躲避国民党搜捕，后在郑耀南动员下参加抗日，为玉皇顶武装起义筹枪支，并受命三支队军需处长，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建国后，曾任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掖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徐志皓先生，在国民党掖县县党部历任党务指导员、组训部长、常务委员，“七·七”事变后，与国民党员孙会生、徐承勋等建立抗日武装，并受郑耀南委托，为筹备玉皇顶起义做了不少工作，并担任三支队交际处长，1961年，任掖县政府副县长，1966年任掖县政协副主席。
  史校民同志，当年率领民兵爆炸队，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功绩显赫，山东省军区、省政府给他记特等功一次、一等功两次。孙鼎、盛咸庆、陈子尚、李伯民、季贤、刘秀东、李铁民、杨树森、刘延庆、张树珍、段仪、王仲模、王梅五、方树谟、刘东旭、姜光、马侠村、翟懋迁、孙寿积、姜淑兰、荣模、李风刚等著名抗日英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捍卫民族独立和尊严的爱国主义壮烈凯歌。
  孙鼎同志，1932年加入共产党，在1933年山东军阀韩复榘与国民党勾结制造白色恐怖，郑耀南、王鼎臣被迫出走情况下，担任了掖县县委书记，后因身份暴露，到北平参加地下党秘密活动，“一·二九”运动后，接受组织派遣，在昌平南口组织一支百余人游击队，在游击活动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年仅31岁；盛咸庆同志，1935年春代理县委书记，1936年十月，当选为掖县县委书记，后去山西学习，并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决死队，后任太岳军区青城谍报站站长，1944年在外出执行任务时不幸被俘，被敌人施行了开膛挖心的酷刑；陈子尚同志在八区蒋家村和当地政府研究解决军属和荣誉军人的生活问题时住在部队战士徐文香家，被敌人包围，为了徐文香一家和全村老百姓的安全，向外突围时被敌人击中，准备用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但还没来得及拉响就牺牲了；季贤同志为掩护战友，不幸被捕，遭受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后，被敌人拴在马尾巴上拖得昏死过去，最后被敌人枪杀在刑场上；段仪同志被敌人包围，在子弹打光情况下，带领十五名中队战士投海牺牲；王仲模同志被捕后，在脊骨被打折情况下，被敌人放狼狗一口一口撕咬，直至光荣牺牲。
   60年过去了，当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或许很难理解领悟过去那个年代的悲惨，也永远难以感受侵略战争的灾难。但今天的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在脚下的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最残酷壮烈的战争，发生过侵略者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有过先烈们浴血抗战的惊天壮举。
  他们在战场上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抛头颅，洒热血，舍身赴死的革命精神；在监狱里、刑场上，宁死不屈，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在抗战中不怕艰苦，不畏强暴，威武不屈，英勇顽强的民族意志，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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