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论文1000字主题，为未来沉
我国有超过五千年的文字记述历史，数千年来，经历了数十次朝代兴衰更替，国家多次从分裂到统一，又多次从统一到分裂。
国势兴盛时，中国武力曾伸展至万里之外，中国成为亚洲东部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以「天朝上国」自居。
四周国家部族向中国称藩纳贡，中原文化成为四邻仿效的对像，所谓「四夷来朝」、「远人宾服」，为后世的中国人留下光辉的历史记录。
然而自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百五十多年间，中国不断受到来自东面海洋和北面西伯利亚平原的欧洲、美洲列强，和俄国、日本的侵略，屡战屡败，被迫割地赔款，外交上屈服哑忍，丧权辱国，沦为世界上的三、四等国家，被称为「东亚病夫」。
在列强武力压迫底下，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全部
我国有超过五千年的文字记述历史，数千年来，经历了数十次朝代兴衰更替，国家多次从分裂到统一，又多次从统一到分裂。
国势兴盛时，中国武力曾伸展至万里之外，中国成为亚洲东部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以「天朝上国」自居。
四周国家部族向中国称藩纳贡，中原文化成为四邻仿效的对像，所谓「四夷来朝」、「远人宾服」，为后世的中国人留下光辉的历史记录。
然而自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百五十多年间，中国不断受到来自东面海洋和北面西伯利亚平原的欧洲、美洲列强，和俄国、日本的侵略，屡战屡败，被迫割地赔款，外交上屈服哑忍，丧权辱国，沦为世界上的三、四等国家，被称为「东亚病夫」。
在列强武力压迫底下，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弱点显露无遗，政府的管治威信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冲开中国的贸易大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受到掠夺、摧残，广大农村陷入困境。
积弱不振和贫穷破落，使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在竞争进取的近代西方商业文明面前，黯然无光。
百多年的贫困屈辱，使中国人失去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
面对这不可回避的亘古未有的困局，百多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一代又一代的掌权者，甚至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百姓，都试图以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方法摆脱困境。
当然，个人的要求与群体的愿望有所不同；小集团、党派的利害经常与全国的利害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
每个人对当前困局有不同理解和观点，对改变困局的理想蓝图各有不同，对未来的憧憬大有差异，因此不同时期、不同想法的人们从各自的处境、各自的愿望出发，提出种种改革的方案，争论不休，甚至势成水火。
好些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期望能一次过短期内改变中国困局，借外国经验，改造中国。
一旦掌握政权，落实改革，则往往限于各自的条件和能力，限于各自的冀望和策略，限于现实的阻力，特别是列强的插手，不可能各方面照顾周全，使政局矛盾重重。
然而现实形势的变化发展，不会凝固于一个时空，等待所有问题处理妥当，以便改革，相反，老问题未解决，新问题接踵而来，改革者屡受挫折。
中国近百年来国步艰难，实在令人痛心。
近五十余年，中国经历了国家民族的全面整合，外国势力排出境外，初步形成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
在这基础之上，中国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逐步冲出困境，正朝向富强之路迈进。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有需要认识国家民族的过去，特别是回顾这百余年的艰辛痛苦历程。
当然，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追究前人的责任，责备中国文化的落后丑陋；也不是为了嘲笑前人面对困局而无可奈何，或虚张声势，甚至张惶失措的窘态；更不是以揭露前人的私隐，取笑失败的历史人物。
回顾历史，其实是试图探求中国变革瓶颈之所在，从错纵复杂的史事中疏理出中国面临的困境，以较广阔的视野审视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为中国迈向未来增加经验教训，提高民族的自省更新能力。
第一节研读中国近代史的原因和方法为甚么要学习历史？历史知识有甚么用？这都是历史学生经常遇到而难于解答的问题。
事实上，历史不是一门职业技能学科，不容易为学习者带来实时经济收益，因此对于个人来说，历史知识可以是无关重要。
然而，历史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历史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是社群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任何社群，小至家庭，大至国家民族，其成员都有需要知道群体的往事，以增强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和互相团结。
试问，如果美国人不认识华盛顿、林肯、肯尼地，不知道「五月花号」、「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九一一事件」，还算是有国民意识的美国人吗？同样，如果中国人不认识孔子、唐太宗、岳飞、孙中山、毛泽东，不知道「三国鼎立」、「满清入关」、「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还算是有国民意识的中国人吗？缺乏国民意识的国民，在国家民族的危难关头，会共赴患难吗？在殖民地时代，香港的学校教育，不重视有关中国的知识，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识肤浅。
以至不少香港青年对中国缺乏归属感，因无知而产生误解、蔑视、抗拒。
香港回归中国，教育工作者有需要重建香港人对中国的集体记忆，引导香港的青年重新认识祖国，增强他们认同国民身分，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是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每个人对接受历史知识的需求和态度并不一样：有人希望知道一些历史故事，例如宫廷斗争之类，衍化为小说戏曲，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希望直截了当地获得某事件的权威判断，释其内心疑惑，或作为评论、批判历史人物事件的依据；有人希望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分析事件的发展及影响。
传统中国士大夫，则认为前人的行为，可作今人的殷鉴，即所谓「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或借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推行道德教化的教材，即所谓「别善恶，寓褒贬」。
总之，原因可以有很多，这些都是其中一二，也有可能有人纯粹因为兴趣而学习历史。
但无论如何，尽量求真，不隐恶，不溢美，不无中生有，不妄作推断，不以现代人的能力强求前人，都是严谨的治史态度。
要成为高水平的史学工作者，必须有坚实的历史基础知识，以中国近代史而言，至低限度，要熟悉重大事件的始末，了解事件的时、地、人关系，主要参与者在事件中的作用；熟悉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及人际关系；善于找寻、搜集、解读、分析及运用历史资料。
当然，知识愈丰富，治史的能力愈高。
学习历史并非简单地从书本中，或从学者口中获取标准答案，而是学会找寻数据，鉴辨数据的可靠程度，利用可信的、有用的数据，探索、分析史事，建立自己的历史视野，提高自己对事理的分析、判断能力。
前辈史学家黄仁宇指出：「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自己找寻史料，鉴辨史料的真伪及可信程度，如何掌握及充分利用史料的作证能力去了解史事，未免过于艰难，初学者认该先掌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认识重要史事前因后果和发生经过，认识重要历史人物，政治党派、人物的活动，建立坚固的历史知识基础，更进一步增强你的思维能力。
历史虽然应该包涵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广阔，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宗教、社会、以至器物、工程等，都是历史的重要部分，但由于政治经常支配了国家、社群的集体活动，因此自古以来，无论中外，都把政治史作为历史记述的重心。
一些政治的当权者为了确立其权力的合法性，为了强化其管治威信，不惜歪曲历史，美化自己，丑化政敌，中国古代称之为「秽史」。
近代中国政治动荡不安，政党、军阀争权夺势，当权之后为了控制言论，往往只许按照该党、该当权者的立场记述历史。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近代史著述，都因执政党的操控而有严重的偏颇。
以抗日战争为例，大陆方面强调共产党领导抗日，而国民党退缩一隅，掠夺资源，保存实力；台湾方面则强调国民党领导抗战，共产党在农村煽动民众，扩充地盘。
类似的记述，污染了历史真像，误导听受者。
幸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两岸两党的敌对状态逐渐化解，昔日的恩怨随着上一代政治领袖的逝去而渐泯，数十年前的机密数据文件逐渐解密，加上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史学工作者正逐步描绘更符合真貌的中国近代史。
那么，究竟谁真谁假？谁是谁非？对史事的记述和评论是否有标准答案？请先不要急于下定论。
历史的学习者必须有以下的概念：所有历史记述（包括当事人的口述、各种传闻、著名学者的论著）都是一种说法而已，不可能没有缺漏，很有可能只是史事的一角，甚至只是史事的表像，因此所有记述都不会全面；记述者可能因为错误观察、错误理解，因为疏忽，因为偏见，因为宣传，因为维护某方面的利益，因为打击政敌等原因，而有意无意地作出偏差的、不正确的记述、评论。
历史学习者不应该无条件地相信任何记述者的陈述、判断和评论，除非有可靠的资料作为取信的左证。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强调维新派的忧国忧民，他们的政敌则被描述为误国害民；孙中山先生的《伦敦蒙难记》中，记述被捉入清朝驻伦敦使馆的过程，疑点重重。
梁启超、孙中山都说假话吗？不一定是假话，他们只是选择说对自己有利的话。
那么，后人记述和评论「戊戌维新」和「伦敦蒙难」，不能单凭两位当事人的著述，必须找寻更多其它方面的有关史料以资左证。
近代中国人对于变法图强，寄存厚望，因此对于历史上的变法，都持肯定态度，例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几乎受所有现代历史教科书的赞扬，而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都被称为「保守派」，「保守」在现代人观念中，含有贬义，然而好些王安石的重要变法助手，被宋朝人视为「奸臣」。
假如简单地判断变法是好事，反对变法是坏事，便不是学习历史的正确态度。
第二节「近代」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时势难免有盛衰，国力难免有起落，那么，近代中国历史，有甚么独特之处呢？有人认为，自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一百多年间，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从「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变为任列强宰割的三、四等国家。
近代中国历史，为中华民族留下不可磨灭的、令人痛心的记忆，因此这百多年间的历史显得特别重要。
然而，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变局」实在不少，难道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不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吗？难道宋室南渡不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吗？难道满清入关不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吗？难道「五胡乱华」不是令人痛心的往事吗？难道安史之乱的结果影响不够巨大吗？还有数之不尽的历史往事，但「俱往矣」！这些往事，对今日中国来说，影响极微，已是明日黄花。
1840年及以后所发生的事，与今日中国仍然息息相关，今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许多问题，都能从1840年以后的历史找到渊源，举个例说，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百多年来中国人争取平等贸易待遇的成果。
又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甚至香港问题，都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有些已经解决，有些尚待解决。再如中国的民主进程、教育状况等等，都是老问题，大问题，离开了历史背景，便难以认识清楚。因此，重视近代史，是对当前的重视，不重视近代史，则无法有效理解和掌握中国当前发展、演变的脉络。
那么，「近代」又怎样演变而来呢？凭甚么标准确定「近代」的开端呢？历史发展是延续不断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不能明确地划分哪一年之前是古代，之后是近代。
事实上，很多古代的生活习惯仍然沿用至今；好些农村，村民的集体记忆仍然围绕着祖宗和宗族。
然而，一旦社会上出现了新的因素，对大多数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自此之后，在群体中出现了许多与前不同的变化，而且不断延续发展，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段落已经形成。
请尝试思考，唐朝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与宋朝人有甚么明显的区别？唐朝和宋朝是否两个差别巨大的时代？清乾隆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方面，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是否有明显的区别？那么，你认为清乾隆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两个差别巨大的时代？为甚么唐与宋差异较少，而清与民国差异较大？甚么因素引致这些差异？解答这些问题之前，应先探讨中国古代王朝盛衰的特征。
回顾历史，五千多年来，中国出现过数十个王朝（或称为「朝代」，古人认为王者应天命而得天下，因此称为「王朝」。
近代人误会是皇帝的统治，写成「皇朝」，非古人的原意），其中若干王朝如夏、商、周、汉、唐、宋、明、清等，延续数百年。
从传统史书的记载观察，这些王朝的盛衰，似乎都有相似的历程：朝代的开国君主，一般都是才德兼备的贤君，他能体恤民情，轻徭薄赋，使民间能休养生息，充实国力；他能虚心纳谏，任用贤臣，政务宽简，朝廷政令能贯彻执行，民间不满能迅速化解；他制订种种治国方针，定立礼制，制定对外政策，成为后世遵循的治国规模。
王朝的衰落覆亡，也有相似的轨迹，例如君主昏庸荒怠，任用亲信奸佞，赏罚不公，大臣结党斗争，官吏敷衍塞责，贪污成风，政令不行，朝廷不断增加赋税，加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最终引致民变蜂起，假如朝廷无法阻挡边疆民族的入侵，则加速王朝的灭亡。
有好事者甚至把王朝衰亡的责任，归咎「女祸」。
几乎所有延续数百年的王朝，都有类似的由盛而衰的趋势，有人称之为「王朝盛衰的循环」。
当然，历史的发展不是这样简单的，每个王朝都有其独特性，不过后人总是试图归纳出一些共同点，方便记述和评论。
值得思考的是，为甚么王朝的盛衰，有这样惊人的相似历程呢？甚么因素导致这种历程呢？王朝未能保持长期兴盛的瓶颈是甚么？这些问题，都有待历史学家深入探讨和研究，探寻出合理的解释。
前文提及的一些历代王朝兴衰的现像，其实都是历史的表像，也就是说，背后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导致这些表像出现、扩大。
那么，「更深层」的原因是甚么？近代有些反中国文化的人，归咎中国人的劣根性，认为是源于中国文化的「丑陋」；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传统中国政治缺乏民主，任由当权者为所欲为。
这些都是缺乏敬意，没有考虑古代中国人的处境的说法，不足为据。
细心分析上文提及的一些王朝兴衰现像，可以归纳为两个重点：其一是上层管理是否公正和有效率，其二是基层民众的生存条件是否有保障。
数千年来，农业是中国的经济支柱，基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就是从农耕的收成获得一家的温饱，即《孟子》所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执政者的最重要责任就是要保障农民能得到温饱，维持农业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也就是所谓「天下太平」。
然而，古代的农业生产非常受制于大自然条件：地形、气候、水源等，都对农耕收成影响，农民的收成并非每年相同，遇上水旱，随时陷入困境。
农民劳动量大而收获微薄，因此政府不可能过量征税，否则农民无法负担，而政府失去农民支持。
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山地多平地少，可以开垦耕种的土地，不足百分之十（公元二千年数据，约6%），人口不断增加而耕地开发缓慢，人、地关系紧张。
也就是说，假如人口的数量超过耕地的养育能力，则社会矛盾加剧，引致政局动荡。
古代中国政府需要维持农业社会的安全稳定，需要调节不同地区的物资，需要抵御边疆游牧的入侵，因此有必要建立官僚体制和兵备设施。
维持政府的有效运作，必须有足够经费，而政费主要来自农民，政府不可能向农民过量征税，解决办法是扩大征税范围，减省政费开支。
历史上中国长期出现大一统政权，有利于集中农村资源增强国力。
减省政费开支的方法是尽量缩小官僚编制，官员多兼管多种政务，而且俸禄微薄，以明清时期的县衙为例，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中等县，最高长官为知县，掌管民政、司法、钱粮等事务，且要经常下乡巡视，其下有县丞、巡检等属员，及衙役、仵作、门子、轿夫等吏役，共约一百余人；明清时期的中央政府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等中央部院，政务宽简，不着重处理具体事务，例如古代中国没有处理卫生的部门，没有警察部门，没有外交部门之类。
官制疏简，却需要有效维持民间的安全和稳定，执政者借助两种手段：皇帝的权威和儒家道德规范。
皇帝的权威除了建基于「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获得地方宗族领袖及知识阶层（即乡绅、士大夫）的拥护和合作。
朝廷（中央政府）以科举考试选拔民间才俊加入官僚行列，扩大朝廷的代表性，巩固王朝的统治；士大夫藉朝廷的封典提高社会威望。
儒家的道德教化，是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准则，由士大夫、乡绅所主导的宗祠，承担了维持农村社会秩序的任务。
翻阅史书，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延续长久的王朝，成立之前，都经历过大规模的动乱：汉成立之前的战国时期及秦末大乱，唐成立之前的南北朝分立及隋末大乱，宋成立之前的五代乱世，明成立之前的元末大乱，清成立之前的明末流寇之乱等，战乱使人口大幅减少，土地可从新分配，人与土地的关系较为缓和，而且战乱打破了原有的政治体系，执政者得以从新整顿，简化行程程序，驾驭全局；战乱也打破了原有的官僚架构，执政者得以破格用人，选拔能干官员。
因此前文所述的「上层管理公正和有效率，基层民众的生存条件有保障」两项原则能实现，加上全国的农业资源得以集中运用，王朝进入盛世。
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地关系日渐紧张，农村失业人口（流民）无法有效安顿，社会矛盾日增；政府事务日渐繁剧，执政者已难以凭个人能力驾驭全局，必须假手亲信；官僚集团日渐臃肿，人事矛盾日渐复杂，欺上凌下、贪污舞弊层出不穷而无法遏止；政费日渐增加，而税有定额，官吏只好巧立名目，向农民苛索，直至农村无力承担而出现反抗。
当然，每个王朝的情况不一样，王朝的盛衰过程中也常有起落，大多数王朝在立国之初，建立运作良好的规模，而大部分官员来自农村，了解农民情况，且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能适时为民解困，消除民间怨恨，而王朝的统治可在困境中延续。
据此，可以作出以下的推断：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由于农业的收入微薄，只能维持疏简的管治，一旦政治社会的发展超过当地农业资源所能承担的限度，容易动荡不安。
然而，这个「限度」是甚么，则没有计算的公式，需视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承受能力。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其统治阶层是满洲人。
满清入主中原之初，承接明末残破动荡的政局，以强悍而高效率的武力，迅速控制中原各省，并借助内蒙古诸部的协助，征服准噶尔、青海、西藏和回部（今新疆），臣服外蒙古诸部，成为东方世界的「天朝」。
满清最初几代统治者，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躬亲政务，事无大小，都亲自审定、裁决，明朝后期积淀的腐败现像，如宦官横行、苛捐重税等，在君主权威监督之下，得以清除；晚明人口激增，土地不足所引致的社会矛盾，也因明末自海外传入的新大陆农作物如蕃薯、土豆、玉米等在清初开始大规模推广，农民开垦山地种植新农作物，粮食产量成倍增加，缓和了人口压力，在这情况之下出现了「康雍干盛世」。
乾隆之后，清朝的国势逐渐走向下坡，除了由于乾隆皇帝为了夸耀国威，建立「十全武功」而不断用兵异域，及六次南巡向江南士绅民众显示皇帝威仪，因而耗费大量经费外，政费冗滥，官吏搜刮贪污，已非皇帝所能约束，皇帝困居深宫，只能据臣工奏折认识国事民情，官场欺瞒诈伪，皇帝无法掌握实况，政务只能陈陈相因，清朝政治迅速腐化。
加上人口激增，一百五十年间，中国人口从清初的一亿五千万猛增至乾隆末的三亿以上，土地开垦已达饱和，失业农民不断增加，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浮现。
自十六、七世纪之交以来，一些西欧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逐步发展对外贸易，也就是吸纳本土以外的资源，加强本国的实力。
海外贸易的风险虽然非常大，但获利丰厚，驱使这些欧洲国家的贵族，全力资助航海及海外贸易。
海外贸易促进了资金的汇集，促使造船、航海技术及武器的改良，欧洲人的武装商船得以横行各大海洋，在主要航路的要冲建立武装的贸易据点。
新大陆（美洲）的「发现」增强了欧洲国家航海探险的欲望，欧洲贵族得到大量新大陆的土地和物资利益，而欧洲过剩的人口可大量移居美洲，大大缓和了欧洲的人口压力。
由于海外贸易为欧洲贵族带来丰厚利润，他们的财富来源不再倚赖农村庄园，贵族投资商业，成为资本家。
欧洲的政治、社会型态产生变化，以农村庄园为经济支柱的王权和教会权力被打破，重商的民主政制代之而兴。
英国的商人为了保障商业利益，促使政府制订各种保障产权的法例，而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成为十九世纪英国的国策。
十九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冲破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开始展开了长达一百多年的，两种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较量，在较量初期，中国全面溃败，在军事、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产生巨大的冲击，在这劣势之下，展开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
第三节近代中国历史的几点特殊情况上文简略地介绍了古代中国王朝兴衰的一些相似的现像。
当然，每个王朝盛衰的具体情况并不一样，清朝的盛衰，也有其独特之处：清朝前期出现过延续百余年富强兴盛的「康雍干盛世」，到了乾隆后期，王朝衰落的现像已经浮现，当政者耽于安逸，决策者缺乏远见；官吏敷衍塞责、舞弊营私；人多田少，失业者众，社会危机重重，在乾隆皇帝退位不久，川陕交界山区爆发了「白莲教之乱」，「动乱」蔓延甚广，清朝几经艰难始平定乱事，然而，更大的危机接踵而来。
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远征舰队」向中国沿海军事据点发动攻击，以坚船利炮打破了「天朝」的威严，清朝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自此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折向一个当时人无法预见的新方向，而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至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发生巨大变化，因此，许多历史学家，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笔者尝试归纳一些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历史的特点，列举于后。
一、外国势力的压迫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欧洲列强（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国等）、俄罗斯（苏联）、日本、美国等国家，先后或同时对中国展开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压迫。
列强强迫中国割让土地，强租港口，在中国设立「租界」，成为中国境内「国中之国」，有些国家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在范围之内掠夺经济利益，驻军，甚至干预地方行政。
其中一些强国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培养外国在华的代理人，企图割裂、瓜分中国。
二、中央权威丧失，政治长期动荡不安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清廷的管治威信已迅速下降，地方督抚及军队将领势力冒升，辛亥革命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全面崩溃，革命政府无法重新建立有效支配全国的中央，演变为地方军阀、地方派系割据分立。
由于中央权威无法确立，地方势力混战不休，政府管治力量难以深入农村，农村成为任由土豪劣绅、军人、土匪集团的宰割的禁脔。
由于政治不稳，当权者往往以高压手段镇压异己，以宣传代替政绩，强迫民众歌功颂德，有识之士则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在舆论上与当权者势成水火，形成民主与独裁之长期矛盾。
三、农村贫困破落，都市特殊发展新思想、新技术未能深入农村，绝大部分农民仍处于中世耕作水平，生活方式与明清时期相去不远。
由于人口众多，田地零散，耕作收入微薄，剩余劳动力（失业农民）增多，农产品价格低，农村手工业（如纺纱、织布）被新式工业取代，使农村愈加贫困。
当政者未能落实照顾农民苦况，而农民仍然承担国家财政的主要部分。
相反，大城市是当权者和外国势力的据点（如上海、天津、广州等），农村资源被城市吸纳，人口大量集中，城市畸型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也成为「冒险家乐园」。
士绅离开乡村，农村缺乏知识阶层，土豪劣绅武断乡曲。
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农村子弟除非到城市就学，或出洋留学，否则难以进入士途，离开农村的年青人，多数不再回农村定居，甚至不再理会家乡的事务，农村失去了文化孕育的地位，显得破落衰败。
四、菁英阶层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由于政治的动荡和专制，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
在重功利的、进取的、崇尚个人自由的、不掩饰权力欲望的西方近代文明冲激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质疑，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反传统气氛非常强烈，有人把中国的积弱落后，归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毒害」，认为由于中国民族性「劣质」，不能开展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激进者甚至提出「抛弃传统包袱」、「全盘西化」。
然而现实与理想差距甚远，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必须解决无数困境，并非单凭理想可以一蹴即就；社会结构及经济型态的改造，非改变政体便可完成。
历史的发展受无数主观的、客观的因素影响，历史不因某人、某政治集团的主观愿望而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与西方文明的憧憬双重阴影之中，感到压抑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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