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雍正的看法大家的想法！
雍正与曹雪芹的恩怨---驳:刘心武
雍正为什么抄曹雪芹的家？ 个人认为，与政治无关，如果是因为曹家靠近“太子党”，雍正早可以处理曹家，甚至灭曹家的族也说得过去。事实不是这样，雍正只是对“太子党”的头目打击，下面的人放过。 我认为，根源还是曹家腐败，被人投诉了，而雍正时代是整治腐败最严厉最有成效的，曹家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雍正也没有把太子党的旧账和曹家腐败的新账一起算，否则，曹家受到的处罚没这么轻松，就不会给曹寅之妻留下房产17间和三对家仆，也许我们就看不到红楼梦了，实际上，雍正不过是口头上流露出对曹家不喜欢而已。 所以，从各个角度推测，雍正为什么抄曹雪芹的家，并非政治原因，...全部
雍正与曹雪芹的恩怨---驳:刘心武
雍正为什么抄曹雪芹的家？ 个人认为，与政治无关，如果是因为曹家靠近“太子党”，雍正早可以处理曹家，甚至灭曹家的族也说得过去。事实不是这样，雍正只是对“太子党”的头目打击，下面的人放过。
我认为，根源还是曹家腐败，被人投诉了，而雍正时代是整治腐败最严厉最有成效的，曹家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雍正也没有把太子党的旧账和曹家腐败的新账一起算，否则，曹家受到的处罚没这么轻松，就不会给曹寅之妻留下房产17间和三对家仆，也许我们就看不到红楼梦了，实际上，雍正不过是口头上流露出对曹家不喜欢而已。
所以，从各个角度推测，雍正为什么抄曹雪芹的家，并非政治原因，刘心武的政治说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
古往今来，人们生存一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就是当今，人们为了进入知名外企需要竞争，为了进入政府部门需要竞争，为了升学需要竞争。即使是进入自己想去的地方，在企业中晋升需要竞争，在政府中谋得更好的职位需要竞争，在学术界出人投地也需要竞争。
生活因为竞争而变得丰富多彩，人们因为竞争而体味出生活的意义，并且在竞争中得到了能力的提高，获得了满足感和成就感。那么如何竞争才能取胜呢？如何使自己能够成为竞争的赢家呢？让我们以史为镜，照照这个问题吧。
中国古代中有三个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几个时代都是国家承平日久，皇帝文治武功相当了得，为中国开百年安定局面的朝代。如何传承自己的家业，让安定的局面世代长存，成为每个皇帝心中的最大问题。
这其中康熙皇帝面临的情况最为特殊。他在位六十一年，平三藩、收台湾、平定蒙古叛乱，稳定了中国的局面，为满人二百五十九年的统治开了一个好头。但康熙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传位给哪位皇子，由于康熙一生有十七个成人的儿子，而儿子又各个是能员干将，让康熙很是忧虑。
这里的嫡位竞争开始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二阿哥为头的太子党与以八阿哥为首的八爷党竞争，但由于太子是“非可琢之玉”，在竞争中落败。结果是几个阿哥都起了夺嫡野心。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四阿哥、八阿哥和十四阿哥。
最后，四阿哥胜出。当然历史中对雍正的夺嫡之路有很多的怀疑，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从清宫档案中分析的结果表明，雍正确实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胜出的。
那么作为一代圣主的康熙是怎么看上雍正这个人才，把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交给他了呢？从中央电视台拍的历史剧《雍正王朝》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或许不是全部，甚至只是“大象的一个尾巴”，但从这个角度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些“竞争之道”。
第一，雍正夺嫡之术。他的手段可以用雍正军师的一句话来概括：“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雍正信守这个道理，从来不觊觎太子的名位，最起码给康熙的印象是这个样子。他总是能够替康熙分忧解难：当黄河发大水，他主动请缨到南方筹集赈灾的物资；当国库由于官员的挪借而产生巨大亏空时，他挺身而出帮助康熙追缴欠款；当太子首次被废，朝廷政局大乱之时，他能够顾全大局，重新保举太子复位。
但他的所作所为在康熙心中自然已经发芽生根。
第二，雍正夺嫡之道。他的原则可以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雍正从为康熙办差开始，胸中就一直装有百姓和江山，以朝廷的大局为重，从来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
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野心。从不象别的阿哥那样在民间为自己聚敛钱财，而当国家有难，百姓受苦之时，他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在百姓中也有了很好的名声：“对官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爷叫回话；对百姓，天不惊地不惊就怕四爷掉回京。
”这样的胸襟和器宇当然能够得到康熙的赏识。
第三，雍正的夺嫡之行。他的行为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圣人教导的“禁口、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日常生活中，他能够身体力行的作到这些要点，时刻作到君子的修养。
使自己逐渐的具有了帝王之气。给众大臣和百姓的感觉，四王爷是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的君子。就连与他竞争最为激烈的对手八阿哥也不得不承认，雍正在人品上确实无可挑剔，走的正，行的正，正大光明。
这样的修养使雍正在众皇子中脱颖而出。
由此可见，竞争是有竞争的法门的，如果按照雍正“术、道、行”的战略去竞争，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在竞争中找到方向，增加成功的几率。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
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
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千年于兹矣。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
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
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
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
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
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
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
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
若遇王达三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特谕。
给出‘翻译’:
皇上谕旨：自古帝王取得天下，没有不是由于一心想保护百姓，恩惠遍施全国，而受到上天的宠信，并取得亿万百姓的欢心，才能统一全国，并将帝位一代代地传下去。
因为教养百姓的根本道理，就在于惟有仁德的圣人才有资格当天下的君王。这是使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从古到今，万世不变的规律，决不是平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靠同一乡里或地域的私谊浅见，可以随意拥护谁反对谁去做君王的。
《书经》里说：“上天是不讲亲疏情面的，只帮助有仁德的人取得天下。”
只有仁德够得上作君王的，上天才降恩保佑他成为君王。没有听说过不以仁德去取得上天的感动和信任，而仅靠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去保佑他做君王的道理。
又说：“抚育我的是我的君王，虐待我的是我的仇敌。这是民心拥护或反对的常情，没听说过受天下百姓拥护的君王，不是依靠他的仁德政绩，而是看他是什么地方人的道理。”
又说：“顺应天道的才能昌盛，背逆天道的一定灭亡。
”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顺应天道，上天赐给人的，又岂能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而便区别对待吗？我大清国创业于东北地方，几代圣人相继承袭帝位，保护了天下的安定，受到上天的深厚关怀，道德教化弘扬广大，恩惠遍及很远的地方，给百姓以应有的地位，受到中外的尊敬亲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
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
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
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
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
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向的，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诞生在内地；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的，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
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
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的私心，以地区界限来发泄忿懑和嫉妒其他地区的人，公然指责我朝，妄图顺遂他们抛弃伦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
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
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国外夷狄。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而且自古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责斥他们是夷狄。
比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代全盛的时期，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代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代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其地，所以有疆界的区分。
自我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讲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
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
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尽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样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
而且如中原的人，轻待边疆少数民族到中原继承国家大统的，其害处不过是狂妄地诽谤，盅惑一二个匪人而已，并不能损害是非的公正和伦理纲常的大义。倘若少数民族的君王到中原来继承国家大统，不把中国人当成赤子来爱护，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君主生活呢？况且能爱护百姓则百姓就尊其为王，虐待百姓则百姓便视其为仇寇，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爱护和抚育百姓，而百姓仍不承认其为君主，这是不合乎天理人情的。假使当君主的人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面的臣民，那么在下边的臣民能承受得了吗？作君王的还不能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边的臣民，难道下边的臣民倒可以把不合乎人情的事转加给君主吗？孔子说过：“正人君子住在他的国家里，不随便议论诽谤国家的大臣。
”
何况国家的君王呀！又说：“夷狄等边远地区的部落，也有他们的君王，而中原地区也有无君王的时候。”
拿春秋时来说，小的国家疆域不过百里大小，他的大臣还不允许随便诽谤。
何况我朝秉承天命开启国运，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而对君王还可以随便诽谤吗！而且孔圣人生在中国，还称夷狄也有君王，况我朝的臣民，亲自受到皇上的恩德教化，在国家荫庇抚育下生活，而还可以随便去说那些无父无君的论调吗？韩愈说过：“中原人如采用边远地区民族的夷礼，便把他当作夷人看待；边远地区的夷狄民族，如果采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当作中国人看待。
”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兽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兽，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兽的。
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
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
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
常见有些阴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
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王达三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
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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