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何许人也
王 守 仁
王守仁是明朝中叶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生活的年代是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衰败的转变时期，也是程朱理学日趋僵化和空虚的时期，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哲学、教育思想，形成了与程朱理学相径庭的“心学”体系，对封建社会后期以至近代的教育思潮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21岁浙江乡试中举，28岁举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上疏援救戴铣等而得罪宦官刘瑾，被滴为贵州龙场驿丞。 刘瑾被洙后，王守仁先后任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正德十一年（15...全部
王 守 仁
王守仁是明朝中叶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生活的年代是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衰败的转变时期，也是程朱理学日趋僵化和空虚的时期，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哲学、教育思想，形成了与程朱理学相径庭的“心学”体系，对封建社会后期以至近代的教育思潮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21岁浙江乡试中举，28岁举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上疏援救戴铣等而得罪宦官刘瑾，被滴为贵州龙场驿丞。
刘瑾被洙后，王守仁先后任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二年（1517年），他在江西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职镇压农民起义。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率兵平息宁王朱辰濠在江西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职镇压农世起义。
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率兵平息宁王朱辰濠在江西南昌发动的叛乱。十六年（1521年），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属闲职），受封“新建伯”。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镇压了瑶族和僮族的少数民族起义。
次年（1528年），王守仁在归途中病死于南安舟中。
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题，创立了朱理学相径庭的“阳明学派”（亦称“姚江字派”、“王学”、“心学”）。
其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曾广泛流行，并曾流传到日本，对明治维新发生积极影响。
王守仁是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从34岁起他开始从事讲学活动，直至去世，历时23年。其中除6年（1522-1527年）是专让从事讲学之外，其余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
他所到之处，讲学活动不断，并热心建书院，设社学办学校。此外，他还不拘形式，随处讲学。王守仁如此热心设学、讲学、其目的一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二是为了对民众加强封建伦理道德教化，即所谓“破心中贼”。
但在客观上，对于明中叶以后书院的发展、讲学之风兴起，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守仁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38卷，主要教育著作《答顾东桥书》、《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等。
二、主要教育思想
（一）、关于“心学”思想
王守仁的教育学说，带有明显的哲学色彩，哲学思想是指导他的教育活动的一般理论，而教育学说又是其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挥，在他的教育学说中贯穿了他的思想的基本原理。
把他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考察，能够更好地把握他的教育思想。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挥了孟轲“万物皆备于我”（1），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2）与“心即理”（3）的思想，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
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4） 就是说，“心”是世界万物的本质，世界万物及其规律，以至人类社会的各种道德规范都是由“心”派生出来的，是“意之所用”。有一次，王守仁与友人同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守仁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5）他对自己哲学思想的简明概括是：“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6）这种把客观事物说成是人的意念活动，离开了人的意识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存在的观点，不仅抹煞了客观事物的实在性，又否定了事物规律的客观性，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所以人们又称他的哲学为“心学”。
他在《象山文集序》开头说：“圣人之学，心学也。”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于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他是用“心学”的观点来阐明这一思想的。
王守仁不同意朱熹将“心”“理”区分为二，认为“理”存在于“心”中，“心即理’同时他又继承和发展了孟轲的“良知”学说，认为“良知即是天理”，即是“心之本体”。良知不仅是宇宙的造化者，而且也是伦理道德观念。
他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7）王守仁认为良知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与生俱来，不学自能，不教自会；其次，它为人人所具有，不分圣愚；再次，它不会泯灭，也不消失。
不过，“良知”也有致命的弱点，即在外物接触中，由于受物欲的引诱，会受昏蔽。所以基于此，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的学习论，并且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致良知”而去除物欲对于“良知”的昏蔽还是“明其心”，其实质是相同的，即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基于此，他认为用功求学受教育，并不是为了增加什么新内容，而是为了“日减人欲”。他说：“吾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更是复得一分天理。”（９）
尽管王守仁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心学”基础上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某些积极的内容。
他认为“良知”人人都有，因此人人都有受教育的天赋条件，圣愚的区别仅在于能不能“致良知”；由于“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研”，总要受到物欲的引诱，所以人人都应该受教育；教育是为了去除物欲对“良知”的昏蔽，因此它“不假外求”，而重在“内求”，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自觉“胜私复理，去恶为善。
”王守仁教育作用思想中所包含的这些合理因素，是值得注意的。
（三）“致良知”的学习论
“致良知”是王守仁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他的学习论。在王守仁的学说中，“良知”既是宇宙的本体，也是认识本体，道德修养的本体。
“致良知”既是认识过程，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
王守仁把“致良知”看作是“圣学之的传”（１０）“学问大兴脑”；（１１）他反复强调学习就是“致良知”。如何“致良知”呢？一方面，要“存其心”、“求其心”。
就是说对先天固有的“良知”要保存它、培养它，不可使它丧失。另一方面，就是要“去人欲”，“去蔽与害”，是对人欲“省察克治”的修养功夫。他强调“去人欲”应象“去盗贼”、“猫捕鼠”那样斩钉截铁，追根究底，达到“扫除廓清”。
所以他的学习论，不是扩充知识，而是“日减人欲”。所谓“人欲”，指的是一切违背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其中主要是指劳动人民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和他们的反抗意识。所谓“天理”指的是封建的等级制度。
以及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规范。
王守仁批评朱熹的学习论是“支离”，标榜自己的“致良知”学习论是一种“简易”、“轻快脱洒”之教，实际上是以内心的直觉体验来代替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否定人们向外界学习的重性要，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学习论。
这种学习论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学以去其昏蔽，”从而达到“灭人欲，存天理”，这又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异途而同归，所不同的是，朱熹提倡通过读圣贤之书来达到，而王守仁则强调通过自我体验来实现。
但王守仁“致良知”的学习论，也包含了一些富有意义的见解。第一，他反对盲从《六经》，提倡“自知”、“自得”，认为学习不能死抠典籍，盲从典籍，为典籍所束缚，而是要“自知”、“自得”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第二，他反对迷信古圣先贤，提倡“惟是之从”,肯定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三，反对道学教育对个性的束缚，提倡“点化”、“解化”和“谏师”。所谓“点化”，指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指点和开导，朋友之间的砥砺和切磋；“解化”指发生独立思维解决问题，认为这才是“一子百当”的功夫；所谓“谏师”是指在师生关系上，主张师生之间应以朋友之道相待、提倡师生之间直谏。
上述这些见解对今天的教育来说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四）、论道德教育
王守仁坚持了我国古代儒家教育的传统，把道德教育与修养放在首要地位。他认为培养学生形成优良的品德是学校中最重要的任务。
同时在此基础上，也使学生的各种才能得到发展，日臻精熟。
王守仁所要培养学生形成的优良品德，具体说，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因此，他反“明人伦”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
（１２）所谓有“人伦”，在王守仁看来，即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他甚至还认为，明人伦之外无学。此外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伯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词；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正是基于让述认识，他猛烈抨击当时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的学校教育，认为当时的学校虽然仍以“明伦”名堂，但实际上由于受科举的影响，为了追逐“功利”，老师所教，学生所学，都全失去了“明人伦”的立学本意。
由此可见，王守仁“明人伦”的道德教育目的论，虽然并没有超出儒家思孟学派的一贯主张。然而，他在当时士人“皆驰于记诵辞章”，重功利而轻修养的社会风气中，重新强调人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关于道德修养的方法，王守仁提出四个基本主张。
静处体司
这是王守仁早年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他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任务是“去蔽明心”，即去除物欲的昏蔽，发明本心所具有的“良知”。
因而，道德修养无须“外求”，而只要做静处体悟的功夫。虽然王守仁曾表白他据说的静坐与佛教的“坐禅入定”不是一回事，然而，所谓“静处体悟”，实际上就是叫人静坐澄心，摈去一切私虑杂念，体认本心。这是对陆九渊“自存本心”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与佛教禅宗的面壁静坐，“明心见性”的修养功夫，也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事上磨炼
这是王守仁晚年提出的道德修养方法。他认识到一味强调静坐澄心，会产生各种弊病，容易使人“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甚至使人变成“沉空守寂”的痴呆汉。因此，他改而提倡道德修养必须在“事上磨炼”。
所谓有在“事上磨炼”，即是结合具体事物，体究践履，实地用功，他举例说：“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布景胃之学，岂徒县空口耳讲说，可以谓之学孝乎！”（１３）很显然，王守仁晚年重视“在事上磨炼”，是他“知行合一”思想在道德修养方法上的反映。
3、 省察克治
王守仁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闻。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主张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检察，自觉克制各种私欲。
很清楚，这是对儒家传统的“内省”、“克已”修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其中的包含的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合理因素，是可以批判地吸取的。
贵于改过
王守仁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一些违反伦理道德规范的过错，即是大贤人，也难以避免，因此，在道德修养中不贵无过，而贵改过。
要能改过，首先必须对过错要有认识，表示悔悟，但悔悟并不就是改过。所以他说：“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１４）这种“贵于改过”的主张，体现了王守仁在道德教育中的求实精神和向前看的态度，是可取的。
王守仁道德教育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但他对于道德教育的某些主张，反映了教育和道德修养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五）、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
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比较集中地了他的儿童教育思想。
现简述如下：
揭露和批判传统儿童教育不顾儿童身心特点的弊端
王守仁说：“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囚。”（１５）他认为这种儿童教育教育的结果，与施教育的相反。
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常常借故逃学，“以肆其顽鄙”，“以遂其嬉游”，放肆地从事各种顽劣活动，达到嬉游的目的。久而久之，“偷薄庸劣，日趋下流。”因而，他深刻地揭露到：“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不顾儿童的身心特点，把他们当作小大人，这是传统儿童教育的致命弱点。
王守仁的揭露和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切中时弊。
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
王守仁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牙，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16）因而，他主张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身心特点，以诱导、启发、讽劝的方法代替“督”、“责”、“罚”的方法，使他们“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这样儿童自然就能不断长进，就好比时雨风滋润草木一样，日长月化，生意盎然，而不是如冰霜剥落，生意萧索。
儿童教育的内容，“歌诗”、“习礼”、和“读书”，具有促进情感和身体发育的作用。
王守仁认为，对儿童进行“歌诗”、“习礼”、和“读书“教育，是为了顺导儿童的意志，调理他们的性情，在潜移默化中消除其鄙吝，化除其粗顽，让他们日渐礼义而不觉其苦，进入中和而不知其故，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诸方面都得到发展。
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王守仁认为儿童时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儿童的精力、身体、智力等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即所谓“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因此，儿童教学必须考虑到这个特点，儿童的接受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便就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不可躐等。
他把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概括为“随人分限所及”。他认为，如果不顾及儿童的实际能力，把大量高深地知识灌输给他们，就像用一桶水倾注在幼芽上把它浸坏一样，对儿童毫无益处。
同时，王守仁还认为儿童教学“授收不在徒多，但贵精熟。
”因此，教学应该留有余地，“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使儿童“精神力量有科”，这样他们就“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不会因为学习艰苦而耒学，而乐于接受教育。
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虽其目的是为了向儿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即所谓“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
但他反对“小大人”式的传统儿童教育方法和粗暴的体罚等教育手段，要求顺应儿童性情，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施教，使他们在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诸多方面都得到发展等主张，充分反映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这在十五、十六世纪就已提出，确是难能可贵的。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