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流氓我怕谁。
提到“流氓”一词，人们并不陌生，然而若要细究其实质却很难道明其所以然。即使检索一些辞书，也并不是轻易就能搞清楚的。有些辞书对此也未作收录，有的虽已收录，但却释义不详。所以，研究流氓文化，首先必须对流氓的定义作一番认真的探究。
从有关辞典的释义来看，对流氓所下的定义大致如下：一是指居所不定之流浪者。二是指所谓的莠民。如《中文大辞典》解释为：“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中文大辞典》第19册，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第205页)仅就这两种解释来看，其第一义是语源的阐释，属广义概念；第二义属社会学的诠释，当属狭义的定义。 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则对“流氓...全部
提到“流氓”一词，人们并不陌生，然而若要细究其实质却很难道明其所以然。即使检索一些辞书，也并不是轻易就能搞清楚的。有些辞书对此也未作收录，有的虽已收录，但却释义不详。所以，研究流氓文化，首先必须对流氓的定义作一番认真的探究。
从有关辞典的释义来看，对流氓所下的定义大致如下：一是指居所不定之流浪者。二是指所谓的莠民。如《中文大辞典》解释为：“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中文大辞典》第19册，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第205页)仅就这两种解释来看，其第一义是语源的阐释，属广义概念；第二义属社会学的诠释，当属狭义的定义。
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则对“流氓”一词作如下解释：一是本指无业游民，后用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泼等行为(《汉语大词典》第5册，第1263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
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1)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从上述辞书中的解释看，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的：一是在职业方面指“无业”；二是在行为方面指“不务正业，手段下流，为非作歹”。
以上仅仅是来自部分辞书的解释，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资料的解释。情况大体如下：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流氓”一词有所揭示。书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共产党宣言》还认为，在中世纪被反动派称许的流氓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页)。
马、恩对这一阶层的认识侧重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和行为特征等三个方面，即“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和“好勇斗狠”、“懒散怠惰”等方面。这是对流氓无产者的基本品质的深刻揭示。马、恩对“流氓无产阶级”品质的揭示带有其深刻的阶级特性，并更多地着力于这个社会阶层的政治特点，有其独到之处。
后来《不列颠百科全书》引入“流氓无产阶级”这一概念时，就基本以《共产党宣言》作为其解释的依据。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
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转引自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汇，即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
这里使用日语词汇，大概与此文先期刊发于日本有关，不过，除了“三百代言”一称外，其他如“无赖子”、“壮士”等称，中国自古即有之，也作流氓解。
此外，完颜绍元在其所著《流氓的变迁》一书中，对“流氓”一称作了如下界定：流氓“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中，又可包涵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
合而言之，大致可以把‘流氓’一词从词义上界定为：特指脱离生产不务正业而在社会上游荡，并以悖离传统道德文化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基本行为特征的不良分子。” (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从上述各种界定中不难看出，“流氓”一称包涵着三层含义：一是从职业方面看，基本属于无业或不务正业者。
这些人大都是“浮浪为事者，犹日本谓浪人，北京谓土混混，杭州谓光棍，扬州谓青皮。”(胡祖德：《沪谚外编·新词典》)这是胡祖德为流氓所下的定义。从胡的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流氓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无产无业”。
后来，徐珂在著《清稗类钞》一书时，也援引上述说法，即：“此类随地皆有，京师谓之混混，杭州谓之光棍，扬州谓之青皮，名虽各异，其实一也。”(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该书还说：“上海之流氓，即地棍也。
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横行于市，互相团结，脉络贯通，至少可有八千余人。平日皆无职业，专事游荡，设阱陷人。今试执其一而问之曰：‘何业？’则必嗫嚅而对曰：‘白相。’一若白相二字，为惟一之职业也者。”(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上海之地棍》)那么什么叫“白相”？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如果将上海之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鲁迅：《吃“白相饭”》，《鲁迅全集》第三卷)从以上几条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肯定了流氓无业与不务正业这一点。
又据同治二年(1863)收入《清实录》的清政府的公文所载，苏嘉地方由于“逆内有洋人施放开花炮，叠次向营轰打，白齐文又先带流氓洋匪二百余人投入苏贼。
虽我军尚能抵御，总须设法断其接济，方可制贼死命。即著李鸿章商令英法美各领事出示严禁，不准各国流民偷入济匪。”从前后文的意思看，这里所称的流氓与各国“流民”大体相同。“实录”既
是写苏嘉之事，因此这份文书，就有可能是当地官吏报送给上级的一份呈文，并且这份文书所言为上海之事，此称亦有可能属于上海方言。
在相同时期，天津地方有一个叫梅成栋的文人，他曾在一首诗中用过流氓一词：“清晨步街市，见有流氓在，褴褛行复行，菜色面庞改。肥人料已瘠，长人似亦矮。有妇抱幼儿，草标乞人买。垂泣告路旁，听之语可骇：‘家庄文安县，被淹死稻蟹；逃荒赴关东，数口小车载；鬻儿冀投生，免被奸徒拐；当此饥馑年，流离况苦海。
’”(张涛：《津门杂记》卷中《各善举·附诗》)从梅成栋诗中的意思看，流氓仅仅是指流亡者或游民。
从上述资料看，流氓原本是指游民，这一点是毋庸怀疑的。不过，由于游民无产业，不事劳作，到处游荡，所以有时为了谋生，必然会采取一些不择手段的方式以攫取生活必需品，这种行为方式的实施自然会枝节出“不务正业”等内涵。
二是从行为特征来看，流氓具有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的特点。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这较之原本意义上的流氓定义在外延上有所扩大，并且这种意义上的“流氓”较之前者要晚些。这种为非作歹意义上的流氓，在清代史料中已大量出现。
如清黄式权曾经说：“租界中无业游民群聚不逞，遇事生风，俗谓之‘拆梢’，亦谓之‘流氓’。”(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一)又徐珂除了如前面所见到的认为流氓就是游民之外，同时还认为流氓又是游民之中的为非作歹者，诸如“擦白党，与流氓同，专以引诱富贵妇女骗取财物为事。
女擦白党，女流氓也，专以引诱男子骗取财物为事。拆梢，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凡流氓惯以此为生涯。”(徐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再如，居于上海的清末贡生秦荣光，曾以短诗的形式，对流氓的行为特征作了形象的描写，诗中写道：“打降聚赌作营生，抢火拦丧党横行；敝俗总由明失政，转移风化仗官清。
”“六十年来更不堪，流氓游勇满淞南；三经兵燹三回变，俗益嚣凌试略谈。”(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风俗九》)
另有江苏松江的韩邦庆所作《海上花列传》也对流氓作了记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描写了流氓的嗜赌行为：“华铁眉道：‘乔老四搭我说，癞头鼋该埭来要办几个赌棍。
为仔前回癞头鼋同李鹤汀、乔老四三家头去赌。拨个大流氓合仔一淘赌棍倒脱靴，三家头输脱仔十几万跺。幸亏有两个小流氓分勿着洋钱，难末闹穿仔下来。癞头鼋定归要办。’”《海上花列传》用苏州方言写成，虽然这段话读来不如普通话上口，但所提到的流氓是非务正业还是可以一目了然了。
同样，漱六山房的《风月搂》中也作了类似的描述，如“设机关流氓传电报，卖风情名妓访萧郎”(一八回);“闯房间流氓横索诈，惩无理名士怒挥拳”，“那同来的一班流氓见了，一齐怒道：‘什么东西，竟敢这般可恶！我们大家上去，打他一顿！’”(八九回)“大观园流氓争口舌，乐仁里名士见秋娘”(一二三回)，等等。
上述诸段，所描述的基本都是为非作歹等行为特征方面的情况，通常人们对此称之为“流氓行为”或“流氓手段”。
三是从道德规范的角度看，流氓主要是以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法，诸如斗殴、猥亵强奸妇女等恶劣行为，或以此恶劣行为扰乱、破坏社会秩序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是流氓本义的那种无业、游荡等内涵已逐渐淡化，而不务正业、为非作歹，以低级下流手段等内涵作为流氓的特征已日益突出，进而上升为主要内容。那些有职业而惯行下流行为者也被称为流氓。
如《民主与法制》1991年9期《路边店扫描》：“1991年元月21日晚，以青工张建富为首的一伙小流氓，结伙窜至104国道，先后骚扰路边的‘靓玉楼’、‘姐妹’、‘金城’、‘长生’四家路边店，强讨硬要，调戏女店员，抢夺店内钱财，并打伤了前来劝阻的两名解放军战士和一外地顾客。
”这里将一个干了“坏事”的青年工人称之为“流氓”。这里的流氓就是以其行为特点而定的，并没有以有无职业为依据。
再如1992年的《民主与法制》报道：“海城市商业局副食品公司经理叶铁春耍流氓，随意殴打、迫害人，被称为流氓恶霸。
”(《民主与法制》1992年12月)这里所讲的流氓特征则是有违于社会规范的非正常行为，也并没有考虑有无职业这一点。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倾向，越是向当今靠近，流氓的内涵越是突出其行为特征。
这时既包含无产无业、专事游荡而又扰乱社会秩序者，同时也兼及有业有产却不务正业，在社会下层施展流氓手段为非作歹者，甚至还包括那些有某种劣迹的行为过失者。
这是今天人们看待流氓的一种尺度。在这衡量尺度之下，流氓概念的外延又进一步扩大，大致包括那些长期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给社会造成一定恶劣影响的人，流氓的组成成员已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甚至各种领域各种职业都有特点各异的流氓。
诸如：地痞流氓，政治流氓，流氓文痞，以及各种不同职业流氓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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