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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03
古代人写字为什么要从右边开始？古代人写
以下是敝人对该问题的研究，提供给网友参考，欢迎批评。
古代汉字书写行款考辨
杨秋生
[提要] 汉字书写行款习惯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虽然明显违背人的视觉规律，但是却延续几千年，并成为古代典籍通行的版式。 本文试图依据考古材料与相关的文献资料，探索这种书写形式的形成原因。本文认为，从目前考古材料看，自上而下单行款式最迟形成于殷商，受甲骨文、简牍书写材质的限制，款式呈自上而下形式；自右而左全篇款式最迟在西周初年已经成为通例，最早受金文铸造时模范制作的限制，铸成的铭文呈自右而左款式，同时因简策连缀成卷、阅读点校的需要，便逐渐形成自右而左的全篇款式。 其产生，最初有其合理性的阶段。但随着书写材...全部
以下是敝人对该问题的研究，提供给网友参考，欢迎批评。
古代汉字书写行款考辨
杨秋生
[提要] 汉字书写行款习惯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虽然明显违背人的视觉规律，但是却延续几千年，并成为古代典籍通行的版式。
本文试图依据考古材料与相关的文献资料，探索这种书写形式的形成原因。本文认为，从目前考古材料看，自上而下单行款式最迟形成于殷商，受甲骨文、简牍书写材质的限制，款式呈自上而下形式；自右而左全篇款式最迟在西周初年已经成为通例，最早受金文铸造时模范制作的限制，铸成的铭文呈自右而左款式，同时因简策连缀成卷、阅读点校的需要，便逐渐形成自右而左的全篇款式。
其产生，最初有其合理性的阶段。但随着书写材料的变化，其不合理性便凸现出来。然而习惯既然形成，崇古的文化心理抑制人们对已经不合时宜的书写方式的改革，于是固化成为通行的书写款式。
[关键词] 汉字；书写行款 ；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书写材料；
引 论
古汉字的书写行款习惯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这一习惯延续了几千年，直到近几十年来横式排印普遍被接受才终止。
但书法创作或古籍刊印人们仍乐意绍秉古典。就科学性而言，自上而下书写使手和纸移动的幅度较大，书写速度就慢点；而从阅读的角度说，人的眼睛是横列的，视野呈左右宽阔，上下窄小，自上而下阅读移动视线要较自左而右（或）自右而左幅度大，阅读速度相对就慢。
在书写上，自右而左也有很多弊病：一、大多数人用右手执笔，自右行而左行书写，容易将右边已写好的字迹抹拭（毛笔书写）；二、自右而左书写时，右边书写的内容被右手遮挡，不利书写者边写边参照；三、如果书写的材料是预先装钉好的簿本，自右而左书写，不利于翻页（自左而右），翻过的纸张一多，就妨碍右手的书写，书写效率低。
既然古代汉字书写习惯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但为什么它能延续几千年呢？笔者认为影响这一习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一习惯的形成和固化既有书写的物质材料的原因，也有深层的文化心理的因素。
一、汉字书写自上而下行款习惯的成因
自上而下的写法也叫做“直行”写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
今天所见甲骨文、钟鼎文一概直行写法，可见直行写法在殷商已成定格。影响直行写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单字的构成习惯是影响直行的最基本的因素。
最早的汉字有两类：一为数字；一为表图腾的象形文字。
根据对这两类字的考察，我们发现其排列都是采用迭加式，如一至四的数，分别用迭加来表示数的增加。这和先民的技术材料分不开，先民计数时，采用诸如蓍草或竹条之类的筹策工具。《广韵》：“策，筹也。”《集韵》：“策，蓍也。
”《说文》：“策，马棰也。”段注：“计谋曰筹策者，策犹筹。”明先民以筹策帮助计数。数字虽属抽象，但筹策为具象，计数用筹策迭加的方式也影响到其它类似的表达方式。如卦象的排列，如象形字的造型。现今发现原始的商周卦符，也是用类似的迭加方式来表示[1]，其形式呈纵向。
《周易》八卦每三爻迭成一卦，每六爻迭成重卦，也是纵向迭加，其顺序是由下而上，正好印证计数筹策迭加的方式。从商周文化中，我们了解到，在先民的心目中，占筮具有神圣意义。那么，这种采用纵向排列卦象的方式也理所当然被视为书写用于祝神的文字的书写方式。
最初它决定单字的迭加方式，以后便形成整行纵向写法。族徽属于图画文字，它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字，但它是文字的滥觞，因为它已具有固定的意义。虽然这一意义可能是一个含糊的神灵的象征。族徽的书写方式也是以下方作为重心方向。
如果组成族徽的是两个以上的图形，则多数仍以下方为重心方向，纵向迭加。如父乙簋[2]、父乙?衃2]（1023）、妣辛簋[2]（1024）。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族徽的动物形象以客观现实为依据，有的则加以变形，纵向迭加，如以鸟为例，父癸鼎[2]（1074）、父乙簋[2]（1075）等按鸟的正常形象描绘，而父甲卣[2]（1074）则纵变。
犬的形象，父乙爵、父丙鼎呈四脚在地的正常状态，而亚觯、子自卣则纵变[2]（1078）。甲骨文也有类似现象，但以纵变为多。如麋以常态为多，而其它的如兔、犬以纵变为多[3]。法国东亚语言研究中心的游顺钊先生认为这类动物形象纵变乃因初民扮演他们的图腾，所以原先常态的形象便变为纵向，实则是拟人化的动物想象[4]。
总之，无论是数字或图腾文字，在殷商时代，单个汉字已初步形成纵列向写法的习惯。在早期的金文，虽然寥寥几字，但都是纵向成行。如商虎首彝铭文“作宝彝”、商世母辛卣铭文“世母辛”（宋•王俅．《啸堂集古录》）[5]等。
甲骨卜辞更是如此。
（二）书写工具、材料是影响直行的物质因素。
人类文化的生成、传播、变迁总是离不开物质条件的制约。汉字纵向写法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书写工具与材料的影响或许更为重要。很多专家认为，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出发，甲骨文、金文产生在前，竹帛文字在后。
其实，竹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应早于甲骨（参见游顺钊文）。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游顺钊先生的观点。“册”字在甲骨文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而“册”的本义象编简，足以说明书简在商代的普及性，只是竹简容易腐烂，故今人不及见。
据有关的地质学的研究，中原地带在殷商时期比现在温湿，竺可桢对我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道：“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6]。
这一点也可以从卜辞习见蛇、长颈鹿、斑马、象等动物得到佐证。因此，可以想见作为简便的书写材料，竹子在殷商十分盛多，这为书写提供无穷的材料。又根据考古发现，卜辞大多先用毛笔书写在契刻。董作宾在《殷虚文字乙编•序》中说：“毛笔书写的字迹，在甲骨中，但经书写而没有契刻的文字，《甲编》里已著录过三版（870、2636、2940）。
因而我们可以推断殷代已有毛笔的使用，甲骨文字是先写后刻的”[7]。由于殷商时期还没有出现桌子之类可供书写依托的家具。所以，用毛笔在竹简上书写，必须一手执笔一手执简。简的宽度有限，仅一厘米左右（也有较宽的达四厘米），而长度则多在30厘米左右。
晋汲冢所出土的简书《穆天子传》，据荀勖序：“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8]合今约50厘米。《尚书正义•尚书序》：“更以竹简写之”，孔颖达疏曰：“顾氏云：策长二尺四寸，简长一尺二寸。
”[9]《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大事书之以策，小事简帛而已。”《疏》曰：“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诀》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9]（P1704）居延汉简比较习见的为长23厘米，长者可达38厘米，宽1－1。
5，如《塞上烽火品约》简[10]。竹简形制大抵如此，如果横写，不但宽度不够，且不方便。游顺钊先生推论：“写简的人是一手拈着竹简的顶端，另一端则顶着腹部或腹胸之间，一手提笔从简的顶端向己方写下去。
”“这样的持简法也说明为什么好些战国的竹简还保存有天地头（平均1。4cm）天头是手拈着的一端，地头是顶着身体的另一端，都是无法下笔的地方。”游先生的推论是很有道理的，从社会形态来看，殷商实则刚由游牧向农耕过渡，游牧文化的残余仍很明显，如大量的杀牲，嗜血。
从文化语言学来看，车、居同一语源，《释名•释车》：“车，古者曰车，声如居，言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礼记•礼运》：“天子以德为车。”郑玄注：“车或为居。
”《庄子•徐无鬼》：“若乘日之车。”《释文》：“车，元嘉本作居。”《诗经•北风》：“惠而好我，携手同车。”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的汉简《诗经》作：“惠然好我，携手同居。”[11]车、居同源混用可作为游牧向农耕进化的佐证。
殷人不设几案与游牧余习有关。既无几案，书写竹简只好用上述方式。天长日久，自上而下（纵向）的行款便成为一种习惯。甲骨文采用自上而下的写法便是依样移植，所以今日所见甲骨文皆为纵向书写。
（三）占筮方式也是影响汉字纵向书写的一个因素。
从大量的卜辞体式来分析，殷人已具有十分明确的正反观念。所以，每遇占卜，总是提出问题的正反可能性，并把占辞分刻于“钻凿”的两旁（左右）再经灼烧，以断吉凶[12]。由于龟甲和牛胛骨的特殊形状，卜辞只能纵向左右排列。
从已发现的甲骨卜辞契刻的情况分析，我们发现甲骨的契刻也和竹简的书写方式相同，即持刀在手，刀刃向内，逆入下行，既省力又易深刻。有时为了节省时间，逆刀向内，先把整行（版）的竖笔先刻，再横过来也用逆刀向内刻横笔。
如《殷契萃编》第114片，《卜辞通纂》第6片，都是先刻竖笔，而缺横笔（盖因某种原因而未刻就）。无论是竹简的书写还是卜辞的契刻，翁闿运认为：“由于直画先刻，顺势而下，造成汉字顺序，从上到下直行书（写）的根本原因。
” [13]甲骨卜辞为何左右分列呢？这里既有竹简写法的影响，但也有人的思维意识问题。殷人既认为每一件事正反可能性都存在，在占筮时往往贞问正反两方面。如问雨则曰“某日其雨”、“某日其不雨”，并把问辞刻于“凿”之左右，经灼烧再据裂痕来判断正反哪一种可能性大。
那么，如果将正反贞问上下排列，上为尊位、下为卑位，显然有所偏袒，还用贞问？只有左右分列，才符合客观现实。由于占卜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殷人几乎每做一件事速要占卜），占卜被看成一种神圣的活动，卜辞的排列法则也被看成神圣的方式被部族每一成员接受。
于是，纵向写法也就在不知不觉固化为一种习惯被传承下来。汉字纵向写法可以说在殷商时期已成为定格。但左行的写法形成的原因就显得较为复杂。
二、汉字书写行款自右而左行的成因
有些卜辞虽然按正反排列，但其行文有“近兆卜辞”与“顺兆卜辞”之别，左行、右行无定例。
多数贞问，右边左行，左边右行。左问正，右问反，也有一概左行的。如《殷虚书契前编》（五•二六•四）：问正的为“庚子卜逆贞，翌辛丑雨”，左行；问反的为“贞，翌辛丑不其雨”，右行。
卜辞这种行文格式主要为了便于书写，其左右无定例乃书写的材质不同之故。龟腹甲卜兆内向对称右边的卜兆向左，卜辞右行。左边的卜兆向右，故卜辞向左。至于材料若是牛胛骨，右骨的卜兆祥右，卜辞左行，左骨的卜兆向左，所以卜辞就右行[12] （P90）。
但是在殷商时期，卜辞的行款无定例情况下，青铜器铭文中几乎是左行的，极少右行。这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影响汉字左行的原因是多元的，以下几种因素可能交叉或先后影响左行书写习惯。
（一）青铜器陶范铭文的制作的需要。
青铜器铭文之所以左行，是因为铭文陶范刻制与器形范制作方式不一样。一般情况，青铜器在浇制之前要先制作一个母模，再由模翻制成范。范分内外范。一般浇口在圈足上，所以范要倒置。内范因其为内壁，少雕饰，所以不必先制模，而是直接制成实心的范，铭文就留在倒置的内范的顶部，是由人工直接刻制烧成陶质。
因其为镜像字，由于泥土较软，又要刻成阳字，为了防止在刻制的过程中损伤铭范，必须采用右行法，即左边一行刻好，再向右边挪动另起一行，这样右手就不易压坏左边已刻好的铭文。那么，铸成的铭文便是左行的。
所见铭文多见于器底便是这个原因[14]。由于青铜器的神祇性，铭文排列形式也逐渐被人们遵循，成为日常书写惯例，其字体被视为正体，而甲骨文则被视为俗体 [1]（P63）。所以，金文更具有 “权威性”。
但由于商代青铜器铭文大多简略，或为族徽，或为一行字，因而早期金文的行款对甲骨文的行款的影响力有限，甲骨文行款依然随意性较大。较长铭文是产生于西周初年，这也约束了西周甲骨文的行文款式。周原的西周卜辞其惯例几乎定格为下行而右。
根据王宇信先生的研究，“在没有争议的较为典型的西周中(无论是在周原，还是在几千里外的邢台)，其刻辞行款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自右向左行。”[15]可见，汉字书写自右而左行的格式在西周初年已经形成习惯。
（二）简牍的大量运用，卷册、阅读、点校的需要。
从书写材料史角度来看，简书早于甲骨得到运用。只是因为竹简易于朽烂，因此殷周时期的竹简没有能保留至今。但竹简真正大量运用，编订成册的是始于社会生活日益丰富、文献积累日益增多的周代。
有些学者从古代遗简编结处放空白推测竹简是先编成册而后书写的（见翁闿运文）。但也有些学者认为是先写成单简后再编成册的，这才会产生诸如错简之类的现象（见游顺钊文）。从江陵汉简、《永元器物簿》等出土简策来看，均有编绳遮盖简策上文字的现象，说明这些简策是先写后编的。
武威汉简《仪礼》编绳处空白无字，说明是先编后写的。从考古发掘和情理而言一般长篇著作应多是先编好再写，否则，写好再编，一是容易错简，二是容易遮盖简上文字，不便阅读[16]。不管怎样，从书写与阅读的角度出发，整卷（册）竹简左行利于书写，也利于翻阅：一般情况下，左手负责展简，右手主书写；从阅读的角度，左行利于左手展简，右手拉简，且可执笔圈点或誊写。
右行则诸多不便。根据刘志基先生的统计，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一书所收的带 “册”的卜辞中，简册韦编自右向左断开的有67例，自右向左者2例，韦编左右没有断口（难以判断左行还是右行）38例[17]。
由此足见竹简左行的习惯在殷商时期已成主要趋势，但还没有成为通例。
从周到东汉一千多年时间内、竹简是运用得最普遍的书写材料，甚至在纸发明以后，简牍仍继续用作书写材料，与纸并行约300年。[18]周代甚至连册命这样庄重的文书都使用简书：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
”郑玄注：“策，谓以简策书王命”[9]（P820）《左传•禧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9]（P1825）即使是历史纪年也采用竹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闻既书矣，乃还。”[9]（P1984）《隐公十一年》：“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9](P1737)记载国史，竹简还是主要书写材料，所以人们言之凿凿。《太平御览•文部二十二》卷606“简、策”条引《风俗通》云：“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
新竹有汁善朽蠧，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后汉书•卷九十四•吴佑传》：“吴祐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祐谏曰…”唐•李贤注：“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蠧，谓之杀青。
亦谓汗简。义见刘向《别录》也。”[19]
王充《论衡•量知篇》也说：“夫竹生於山，木长於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20]
至公元100年左右，纸的发明，竹简的地位才被动摇，大约到五世纪404年，东晋豪族桓玄废晋安帝，下令废止简牍，采用黄纸，竹简才退出历史舞台[21]。如果以《尚书•多士》所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算起，竹简使用时间至少达两千年，在这么漫长时间内自右左行已养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三）汉先民重典籍的崇古文化心理使纸张出现及印刷术发明后依然保留古典书写款式。
世界上没有那个民族象中华民族那样保留着完整的古代典籍，这足以说明先民重视典籍的文化心理。在纸张产生之前，类似纸张的材料——帛就已经使用于书写上。
帛书盛行于战国至东汉，和简杂用，其书写虽不必如简那样韦编成册，且容量也较大，但其书写形式仍因袭竹简，每片帛书写成后仍象竹简卷成筒状，且于几案书桌上展读也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纸的出现在书写材料上是一次革新，早期以纸为书写材料的书籍，文案仍沿用帛的方式，把纸张连接成长卷，用棒作轴，粘于最后一幅纸上，以此为中心卷成一束，称为卷轴。
每张纸上要画上边栏和界行，以便于书写，因其用色而有乌丝栏和朱丝栏之分，这便是后世线装书籍界栏之滥觞[22]。现存最早的东晋人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1924年新疆鄯善县出土）即是长卷有界行的形式[23]。
从今天敦煌出土的写本来看，皆为长卷形式，长者二、三丈，短者仅二、三尺。长卷由十几或几十幅纸粘接而成，每张纸上下有边栏，每卷起首空两行，乃“赘简”之遗风，用于写全书总名，也有在卷末再写篇次的。每卷右端常接上一张较坚韧的不写字的纸，或用罗、绢、锦等丝织品，称“褾”。
卷头有一根带，用以捆缚卷。这种卷子书由卷、轴、褾、带四部分组成，便是六朝隋唐书籍之通例。展读自右而左，书写也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和简册无异。唐末又把长卷改装成“经折装”、“旋风装”，实际上它已象后代的册叶，只是外形还保留着卷子的形式。
雕版印刷刻板类似青铜器模范制作，虽然所用的材质为坚硬、细密的梨木居多，自右而左雕刻不存在损坏已经刻成的汉字，但从雕刻的角度看，自右而左更利于雕工雕刻，因为大多数人右手执刀，左手辅助雕刻。这也是使自上而下、自右而左行款观念更加坚牢的原因之一。
雕版印刷出版以后，就采用册叶装形式，逐渐形成后世的线装书形式。但早期的印刷物仍以长卷形式为主，如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刻本《金刚经》，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吴越国王钱?m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陁罗尼经》[24]。
可见，从纸出现后几百年时间内，汉字书写形式仍然沿用竹简左行习惯。即使是发展到册叶装的时代，书写完全可以采用自左而右、自上行而下行的更合理的书写习惯，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沿用自上而下，自右行而左行的写法。
这主要是崇古思想和因循守旧思想所决定的。唐人早已意识到自上而下、自右行而左行的书写形式的不合理，所以历史上也出现了力图冲破左行的藩篱的写法，如石刻焦山《痊鹤铭》、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等皆自上而下自左而右。
可惜这些创举都未能打破强有力的传统习惯的束缚而被人们所接受。汉字这种弊病多端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方式便因以上原因沿用二千多年，直到现代才被自左而右、自上行而下行的横写法取代。
综上所述：汉字自上而下、自右行而左行的书写形式的形成年代最迟至西周已成定例，它的最初的形式是因书写方式、书写材料所决定的，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索。
它的形成既有客观材料的限制，也有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但是到纸张出现及印刷术发明后，这种书写方式仍被奉为圭臬加以沿用，那主要是人们崇古的文化传统，因循思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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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讯：
362000 福建省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 杨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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