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纪年

西周纪年刘启益的《西周纪年》

媒体推荐 序 l922年冬，王国维先生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要求，为研究生提出研究题目，其中一条是“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他说： 《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厉王以前年祀无考。《鲁世家》别据鲁历，上讫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数，则未能上关周初也。 其诸公年数，亦与刘歆《三统历》所纪互有异同。《汲冢纪年》虽有夏商年纪，此太史公所谓不同乖异，不足取信者，今兹所传又非原本。自皇甫谧以下向壁虚造者，更无论已。然《周书》中《武成》、《召诰》、《顾命》诸篇颇具年月，如能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周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全部

  媒体推荐 序 l922年冬，王国维先生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要求，为研究生提出研究题目，其中一条是“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他说： 《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厉王以前年祀无考。《鲁世家》别据鲁历，上讫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数，则未能上关周初也。
  其诸公年数，亦与刘歆《三统历》所纪互有异同。《汲冢纪年》虽有夏商年纪，此太史公所谓不同乖异，不足取信者，今兹所传又非原本。自皇甫谧以下向壁虚造者，更无论已。然《周书》中《武成》、《召诰》、《顾命》诸篇颇具年月，如能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周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营洛之岁与成王在位年数或可得定欤? 据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所述，北宋吕大临《考古图》已以太初历推算青铜器年代，清代罗士琳、张穆以类似方法推断无专鼎、虢季子白盘历日，到刘师培作《周代吉金年月考》，所收达三十余器。
  不过他们的工作，主要目的是探求器物的年代。谈到以青铜器历日与《尚书》等文献参证，研究西周共和以前的年代，实以王国维先生上文的提议为嚆矢。后来，王氏弟子吴其昌先生著《金文历朔疏证》，应该就是继承着王氏的遗愿。
   在《金文历朔疏证》以后，海内外有许多学者致力于西周共和以前年代的研究，分别取得了种种有价值的成果。各家都以青铜器铭文历日为重要依据，然而所得结果有很 大出入，能折衷一是，详细情况在此无法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1998年出版的朱凤瀚、张荣明先生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一书。
   事实已经证明，以青铜器铭文历日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来构筑西周历谱的途径，是有效的。其所以长期没有达到理想结果的原因，我的体会有这样几点： 第一，对西周时期的历法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春秋》经传体现的春秋时期历法，王朝与诸侯国亦有歧异，早期尤有不甚明确之处。
  学者心目中的西周历法之发展程度，或失于过高，或失于过低。 第二，西周二百几十年间，历法必有若干改革变迁，未必前后一致。一定要以统一的法则通贯，难免有扦格不入的地方。 第三，青铜器铭文历日，年、月、分(月相)、日俱全的并不很多，几条历日同见一器，或能确切系联的为数更少，各器间的关系常常不易断定。
   第四，青铜器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学类型学的分析为基础，否则就会出现把西周早、中、晚段的器物混淆误分的现象，造成历谱的硬伤。 前三点有待发现更多的材料和深入的探索，最后一点则是现在我们便应当努力做到的。
  有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才能使研究正确前进。 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启益先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已五十年。在近二十几年中，他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倾全力于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成绩卓著。从他这方面第一篇大作开始，我都曾反复绎读，获益实非浅鲜。
  正如刘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他是力求“用考古学上划分类型的方法”，“对西周铜器的形态作一全面清理”，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西周年代，自然会得出超越前人的成果。 这部《西周纪年》就是刘启益先生积二十余年功力研究的结晶。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由复杂繁多的西周青铜器中，抽绎出分期标准，从而建立青铜器演进的体系；又怎样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共和以前的列王年代。范围之广阔，工作之繁重，实在令人惊叹。书中许多内容，在刘先生过去刊布的论文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尤其使我们钦服他的精神和毅力。
   科学总是不断发展的，可是我敢断言，今后对西周青铜器分期的研究，对共和以前年代的研究，均不能绕开刘启益先生这部《西周纪年》。我们应该感谢刘先生，也要感谢克服编辑出版方面各种困难印行这部书的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1O月6日夜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