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台湾孔子的诞辰年与大陆不同台
1999年，江晓原先生根据《谷梁传》的记载，提出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科技日报》1999年9月6日以《揭开孔子诞辰之谜》为题作了报道，江先生此说也见于《世界科学》2000年5期的《天文历史年代学初论》一文。 值得质疑的是，江先生的推算采用的是儒略历，而不是格里历。
另一方面，传统的祭孔日期定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据说出自孔氏家谱。孔氏家谱这一日期应该是来自是《史记》，而《史记》不及《谷梁传》可靠。 不过，国民政府曾据此定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作为教师节，后来又邀请历法及考据专家把孔子诞辰换算为公历9月28日，并以这天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所邀请的历法专家得出9...全部
1999年，江晓原先生根据《谷梁传》的记载，提出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科技日报》1999年9月6日以《揭开孔子诞辰之谜》为题作了报道，江先生此说也见于《世界科学》2000年5期的《天文历史年代学初论》一文。
值得质疑的是，江先生的推算采用的是儒略历，而不是格里历。
另一方面，传统的祭孔日期定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据说出自孔氏家谱。孔氏家谱这一日期应该是来自是《史记》，而《史记》不及《谷梁传》可靠。
不过，国民政府曾据此定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作为教师节，后来又邀请历法及考据专家把孔子诞辰换算为公历9月28日，并以这天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所邀请的历法专家得出9月28日，是采用格里历推算的。
我认为在没有发现更多史料的情况下，孔子诞辰应以《谷梁传》为依据，而运用格里历推算，那么孔子诞辰合理的日期应该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
孔子的诞辰争论的史料
关于孔子诞辰的早期记载，见于《公羊传》、《谷梁传》和《史记》。
《公羊传》：“（鲁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
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关于《公羊传》的“十有一月，庚子”，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曰：“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长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无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齐召南说。”说明前人已经认定《公羊传》有误了。
关于《史记》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记索隐》曰：“《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司马贞试图从三正的角度为调和二说。
梁玉绳以之为大谬：“从来三正推法，只以后月属前月，并无以前月属后月。周正十一月第能为夏正九月，未闻倒而为夏正之正月者。”[1]
历史上，认同“襄公二十一年”的主要有贾逵、何休、刘恕、马端临、宋濂、崔述、钱大昕等，认同“襄公二十二年”的则有杜预、袁枢、郑樵、朱熹、黄宗羲、阎若璩、梁玉绳、崔适等[2]，可谓旗鼓相当。
宋濂专门写了一篇《孔子生卒岁月辨》，曰：“《公羊》《谷梁》二氏传经之家也，传经之家当有讲师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时又为甚近，其言必有据依。司马迁固良史，则后于《谷梁》《公羊》者也，吾则无征乎尔。
”[3]
梁玉绳《史记志疑》则曰：“从《公》、《谷》者，《索隐》、《外纪》、《黄氏外纪》及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之类也。从《史》者杜注《左传》、《拾遗记》、《续博物志》、《古史》、《大纪》、《路史》、朱子《论语序说》、《通鉴前编》、余姚黄氏宗羲《南雷文约》之类也。
”梁氏又曰：“二十一处是已酉，二十二年是庚，当从《史记》为的。其徵有三：襄二十一年日食，必非生圣人之岁，一也。《公》、《谷》皆口授，《公羊》著于汉景之刊，《谷梁》显于汉宣之代，历世既久，宁得无讹，二也。
杜注哀十六年传云‘仲尼至今七十三’。《五代史冯道传》，道卒年七十三，时人皆谓与孔子同寿，则非七十四可知，三也。《困学纪闻》两存其说，以为不可考。《索隐》深悼孔子生年莫定，致寿数不明，不然矣。若生月必当从谷梁在十月，以杜《长历》推之，是年十一月无庚子，况三《传》经文于十月既书庚辰朔，则庚子在十月，倘作十一月，则一月只二十日，大不可通。
且陆氏《公羊释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又本无此句。’是知《公羊》传写讹异，非灼然可据者。至生日必庚子无疑，不但《公羊》书之，《南齐书》臧荣绪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固确证也。
综而论之，年宜依《史记》，月宜用《谷梁》，日则庚子。《路史余论》定为八月廿七日孔子生，又引《五行书》谓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时，斯不足辨耳。”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争论材料。
现在看来，梁玉绳孔子二十二年生的理由没有一条是坚实的，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人，其实东汉以降诸人，无论持哪一说，均没有更多的理由。
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时候，以《谷梁传》为依据要合理一些。
《公羊》《谷梁》二传均有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频食的记载，《谷梁传》杨士勋疏曰：“据今历无有频食之理，但古或有之。”现代天文学证明，频食虽有，但鲁襄公21年即公元前552年没有，儒略历该年8月20日在曲阜可以看到一次食分达到0．7的日偏食，这一天的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公羊传》和《谷梁传》中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吻合，至于《公羊》《谷梁》二传所载该年十月庚辰朔日食无疑有误了。
孔子诞辰应定为10月3日
据报道，江晓原先生为了确定这次庚戌日食的公历日期，采用了“儒略日”。公元前552年发生日食的那个庚戌日的儒略日为1520037。而《谷梁传》中说庚子日孔子生，从庚戌到庚子是50天，儒略日1520037加上50天，即1520087，江先生换算后认为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此处的公元前552年8月20日和10月9日均是儒略历日期，而不是格里历日期，而儒略历是有相当误差的。
我国古代用干支纪日，今人读古籍时总想知道是几月几日。儒略日也不符合人们的使用习惯，所以儒略日也存在一个转换为通用日历的问题。
通用历日与儒略日的转换公式[4]是：
a = (14- month)/12
y = year + 4800 - a
m = month + 12a - 3
格里历的日期转换公式：
JD = day + (153m+2)/5 + 365y + y/4 –y/100 + y/400 –32045
儒略历的日期转换公式：
JD = day + (153m+2)/5 + 365y + y/4 – 32083
注：1。
公元纪元以前的年份要改为负数，如：10 BC = -9。
2。所有除法均为整除法，余数舍去。
我们把前552年8月20日分别代入上面公式，如果是格里历则JD=1520043，如果是儒略历则 JD=1520037。
我们把前552年10月9日分别代入上面公式，如果是格里历则JD=1520093，如果是儒略历则 JD=1520087。
足以说明，江先生的前552年8月20日、前552年10月9日均是儒略历日期。
如上所述，儒略历有较大误差。如果我们要纪念孔子诞辰若干周年，应该采用更精确的格里历来计算，那么孔子诞辰的儒略日1520087换算成格里历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
从回归年的长度来看，格里历1999年10月3日的儒略日是2451455，格里历1999年10月9日的儒略日是2451461
{1999―（―551）}*365。
2422＝2550*365。2422=931367。61
2451455-1520087=931368
2451461-1520087=931374
可以看出，格里历即公历1999年10月3日与孔子诞辰的儒略日1520087（格里历公元前552年10月3日，即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相差931368天，与2550个回归年的值931367。
61天相近,而格里历1999年10月9日与那一天相差931374天，比2550个回归年多出6天。那么1999年10月9日，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是有误了。
从太阳在黄道的位置来看也是如此，取曲阜地区的平均经度117°02'、纬度35°49'计算：
儒略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12时即格里历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12时，儒略日1520086。
67，太阳在黄经189°52'47"。
格里历公元1999年10月3日12时，儒略日2451454。67，太阳在黄经189°30'53"。
格里历公元1999年10月9日12时，儒略日2451460。
67，太阳在黄经195°25'47"。
显然10月3日太阳在黄道的位置更接近189°52'4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江先生认为的牧野之战日期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同样是儒略历的日期，如果用格里历来计算，应该是公元前1045年12月30日，日干甲子。
农历8月27的来源
晋明帝太宁三年诏四时祀孔子。据说以后历代加增，每年的祭孔活动大小有50多次。但以春秋两次大祭为主，尤以秋祭为重。将每年的大祭定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日，据说是出自出自孔氏家谱，国民政府曾据此定夏历八月二十七日作为教师节，后来又邀请历法及考据专家把它换算为公历９月２８日，值得注意的换算成是9月28日采用的是格里历。
下面，我们来分析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如何得来的及其可靠性：
如梁玉绳所述那样，把《史记》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和《谷梁传》的“十月庚子日”拉到一起，就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再根据“三正说”把周正“十月”改为夏正“八月”，把日干“庚子”换算成数字纪日“二十七”，“鲁襄公二十二年夏正八月二十七”就出来了。
但是，《史记》仅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无孔子生日的干支，而《谷梁传》的“十月庚子日”是“鲁襄公二十一年”，这样把两者给合起来，显然不合理的。
从历法发展来看，战国以前是干支纪日，“二十七日”这种数字纪日不大可能是西汉前期的记载。
殷墟甲骨刻辞采用干支纪日。
徐锡台先生说：“周原甲骨文中出‘既吉’，‘既魄’，‘既死’，说明在周文王时就已用月相补充殷的干支纪日方法”。[5]而《尚书》及出土铜器铭文中大量使用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来描述月相辅助纪日。
夏商周工程阶段性成果倾向于“月相四分”，并归纳出西周时期置闰规律：1。西周历法采用“朔”或“?F”为月首。认识朔以前，当以“?F”为月首。2。西周历法的建正多为建子、建丑。3。西周历法一般采用年终置闰。
这说明当时的历法水平还没达到“四分历”的程度。
《后汉书·律历志》贾逵论历曰：“以《太初历》考汉元尽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
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尽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汉书·五行志》：“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
”《后汉书·律历志》：“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
从西周和两汉历法水平来看，春秋时期当不能准确预推朔日，但春秋所记载的“日有食之”均在朔日，春秋中的朔日能与日食相吻合的原因何在？我们推测，春秋时期只能大体按一个月29天有余，30天不足定出朔日来进行“告朔”，并随时根据发生的日食来调整朔日，如《说文》所云“日蚀则朔，月蚀则望”。
《春秋》中与日食相关的“朔日”，并不是事前推算出来的，而是发生日食之后，把“日食”记载于日之“干支”之后，并书上“朔”，所以才有那么准确，也算是“事以系日”的内容之一吧。
朔日不定，也就无法用数字纪日。
数字纪日当在《历术甲子篇》所记载的“四分历”历法出现之后。利用四分历的“月朔旦甲子日法”才能比较准确地定出朔日及月的大小，此后数字纪日才流行开来。从存世文献看，我国以数字纪日大概当从西汉后期才开始，至魏晋才日见通行起来。
楚简中尚是干支纪日，疏勒河汉简中已有数字纪日，其年代一般认为是东汉，也有人认为“疏勒纪年简上下时限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37年”[6]，但也不会早于《谷梁》、《公羊》二传。孔氏家谱的“八月二十七”不大可能是于西汉前期的记载，当是后人的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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