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临洮路名称怎么来的
上海的街道名称的命名，有如下几种来由：
一、来自租界影响。
英租界开辟之初，路名随意而取。1862年，英美租界合成公共租界，为整顿租界内路名各持所见。最后双方妥协，决定用中国省名和城市分别命名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马路。 1862年5月5日，英国领事麦华陀发布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制定了凡南北走向的街道以各省的名称命名，东西走向的街道以城市名称命名的原则。第一批命名了19条马路，租界的执行官们为了纪念《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把派克弄命名为南京路，原来的领事馆路则被命名为中国首都的名字：北京路。
但上海人一度拒绝外国人定下的这些路名，把南京路叫大马路，而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全部
上海的街道名称的命名，有如下几种来由：
一、来自租界影响。
英租界开辟之初，路名随意而取。1862年，英美租界合成公共租界，为整顿租界内路名各持所见。最后双方妥协，决定用中国省名和城市分别命名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马路。
1862年5月5日，英国领事麦华陀发布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制定了凡南北走向的街道以各省的名称命名，东西走向的街道以城市名称命名的原则。第一批命名了19条马路，租界的执行官们为了纪念《南京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把派克弄命名为南京路，原来的领事馆路则被命名为中国首都的名字：北京路。
但上海人一度拒绝外国人定下的这些路名，把南京路叫大马路，而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则被依次唤做二、三、四、五马路，后又把较短的北海路叫做六马路。直到1949年后，才统一接受外国人定的上述路名。
其中有一个例外。广东路是东西向，却取了省名。因为当初起名时都用英文，这条路改为“CantanRoad”，此词在早期中外交往中既可理解为“广东路”，也可理解为“广州路”。初命名时本意是“广州路”，中国人则译成了“广东路”。
二、辛亥革命的产物。
上海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地区，市政建设也深受其影响。1912年修筑道路时则命名了汉中路、满洲路（今晋元路）、蒙古路、新疆路和西藏路。取意于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和的国家。
原“总统路”改为“共和路”，南川虹路沿苏洲河一段改为“光复路”，东段改为“国庆路”，新闸桥改为“大统路”。
三、民族资本兴旺时期的产物。
民国初期，上海的民族资本发展很快，又较多地聚集在闸北地区，为了表达振兴中华、民族昌盛的愿望，则把新辟道路命名为中心路、永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华盛路、华昌路、民立路、民德路等等。
四、“大上海计划”的产物。
现在上海五角厂和江湾一带的路多以“民”、“国”两字当头。因为民国时期有一个“大上海计划”，在道路建设上规划以五角厂为中心，成放射状向四周修建五条主干道，各干道间有支路相通。
其中凡与淞沪路、黄兴路平行的，均用“民”和“国”字为路名第一字，如：民庆路、民约路、民彝路、民壮路、民府路、国和路、国京路、国济路等；凡与翔殷路平行的，用“政”和“府”取路名第一字，如：政纪路、政法路、政本路、政熙路等。
后因日本人入侵上海，“大上海计划”停止了，“府”字头的路一条也未修成。
五、国民党市政府的少量调整和更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复兴”、“建国”、“中正”等名用于路名：为了纪念民国功臣，还以“林森”、“其美”、“英士”等人名命名了一些道路。
六、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政府仅对少数道路名称作了更改，仍沿用以约定俗成的地名命名的准则。
1979年，上海建立了市和区县两级地名管理机构，进行了地名普查和命名工作，作了很大的修改。
主要是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把原来的一些路取消了，又增加了一些新路；同时，由于浦东新区和其他开发区的建设，新增加了几百个居民区，道路数量迅速增加。这些道路都以有新时代气息的名称命名。
综观上海地名命名历史，可见四条经验：1、尊重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让地名成为各时期的鲜明纪念；2、尊重“洋人”的参与，不完全否定外国人留下的地名；3、以约定俗成的地名命名为主，也不排斥适当用一些人名做地名；4、改革时期一定要有体现改革精神的新地名。
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市区面积扩大速度惊人。路名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就只能以一个大概的原则而行。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以国内的地名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应该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时不影响原有的主要道路。
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市区边缘出现了地区路名集群这样一个有趣状况，同省的地名在地图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现“钦州路”、“柳州路”等（分别都是广西地名），东北角则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正北方则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事实上这一规则在上海沿用时间很长，但是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大该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时新的命名又要考虑到不影响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区在地图上离得很近，而在上海又离得很远，出现了多个东北集群等有趣状况。
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区的赤峰路、多伦路等原上海市区的东北角，现在基本处于应该叫“上海路”或者“连云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为据向上海市图书馆提问：为什么在上海没有一条安徽路呢？振振有词的。
这个问题让上海图书馆的同志有些为难，我的主观臆测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没有出现一条需要命名的马路。要知道考证为什么没有“安徽路”，比考证为什么有条路叫“安徽路”更难。
实际上，起名字总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哪条马路是生来就一定要叫某个名字不可的，而用来命名马路的省名，也不是只缺了安徽一个。
浦东开发后最受益的当属陆家嘴一带（陆家嘴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的原籍所在），一些并不出名，经济也不很发达的山东地名成了上海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比如博山、乳山等。
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然让人们发现路名原来可以是一种无形财富。
上海市地名办的负责人说，上海本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动申请命名的，宁夏的广夏集团、宁夏枸杞等著名品牌企业和特色产品也就顺理成章的进驻了宁夏路，为在上海市场大展手脚打开突破口。
在云南开远市的要求下，又有了开远路。
市地名办的人士说，现在一套崭新的路名命名办法正在实施之中。一些路名开始披上炫目的时代色彩：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张江高科技园区出现了一批李时珍路、牛顿路等科学家的纪念路，似乎标志着这个地区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而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地名标识出一个个个体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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