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道歉态度的差别德日道歉态度的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同为侵略国、战败国，但战后两国在对待侵略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胜国对德日的占领方式不同决定了对两国法西斯清算的彻底性不同
德国，二战后初期由苏美法英四国分区占领。 由于战后初期四国充分合作，对德国法西斯的惩处是比较彻底的。首先，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是彻底的。在纽伦堡审判中，尽管美英对德国有一定的袒护，但在苏联的坚决要求下，终于使德国的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其次是战争赔款问题。50年代初德国就开始实施战争赔偿。前西德在1953年还通过了《战争受害者赔偿法》。截至1993年11月，德国战争赔偿已达1222．6亿马克。有关对犹太人和战时外...全部
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同为侵略国、战败国，但战后两国在对待侵略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战胜国对德日的占领方式不同决定了对两国法西斯清算的彻底性不同
德国，二战后初期由苏美法英四国分区占领。
由于战后初期四国充分合作，对德国法西斯的惩处是比较彻底的。首先，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是彻底的。在纽伦堡审判中，尽管美英对德国有一定的袒护，但在苏联的坚决要求下，终于使德国的战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其次是战争赔款问题。50年代初德国就开始实施战争赔偿。前西德在1953年还通过了《战争受害者赔偿法》。截至1993年11月，德国战争赔偿已达1222．6亿马克。有关对犹太人和战时外籍劳工的赔偿现在还在进行。
日本，二战后由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逐步改变了对日占领政策，极力扶植日本的右翼势力。“东京审判”就是在美国操纵下进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广大亚洲国家却几乎没有发言权。
结果，在甲级战犯中仅宣判25人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1950年以后，美国还擅自非法释放了刑期未满的各级战犯。对发动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天皇不但未予以起诉，反而被说成是“民主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
这样，东京审判对日本的惩戒作用就很有限了。在战争赔偿方面，由于复杂的国际背景和美国的操纵，战后多数亚洲国家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要求。1951年签署的《对日和平条约》（即《旧金山条约》），在排除中国参与、苏联不参加、完全由美国主导的情况下，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作出了对日本十分有利的规定。
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提供的赔款只有37．6亿美元。同时，日本却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得到12．5亿美元补偿。正是由于战后对日本战犯的惩处不力，对日本的赔款压力不够，使得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认真地接受历史教训、反省侵略战争。
二、战后两国建立的政权基础不同
在德国，由于纳粹主义和纳粹分子受到了较彻底的清除，所以战后的德国联邦政府都是反纳粹的，对战争的反省也是认真和诚恳的。如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阿登纳就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政治家，他在二战期间还因此遭到迫害，先后两次被捕入狱。
前总理勃兰特也曾因反纳粹而被迫流亡国外，战争结束后才得以回国。
而在日本方面，战后建立的政治基础是不利于认真反省侵略战争的。首先，它保留了天皇制。尽管天皇大权已被剥夺，但他的“日本国之象征”、“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日本新宪法语）的特殊地位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信仰没有根本破坏，既然对臣民和亚洲各国负罪的头号战犯（裕仁天皇），未有丝毫认罪表示，且依然巍巍在上，覥颜于世，又如何能消除日本国民的“皇国史观”和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呢。
其次，由于美国的包庇、扶持，一大批战犯摇身一变成了日本政坛要人。如甲级战犯岸信介释放后竟于1957年担任了内阁首相，他的内阁成员大多数也是战争余孽。他们构成了右翼保守势力，长期左右日本政局。当今的日本遗族会（由二战中阵亡军人的家属组成）拥有成员500万人，其许多主干成员还是日本参众两院的议员。
1981年4月，311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了“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该组织的宗旨就是要“告慰英灵，推动靖国神社的国营化，促成政府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否定侵略战争”，自民党党首自动成为该会会长。
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正是由于战后朝野右翼势力的存在、发展，使日本反省历史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
三、两国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
从历史上看，欧洲存在着带有“原罪”忏悔意识的基督教文化，这是战后德国反思战争罪责的精神基础，使他们能诚恳地对自己或自己的国家曾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和仟悔，以求得世人的宽恕和自己心灵的净化。
日本传统文化（武士文化）中有所谓“耻感”观念，这种“耻感”依附于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忠诚意识”上。有些日本政客曾扬言，如果承认侵略战争，就是给日本的历史“沾上污点”，就是对不起当年“为国捐躯者”。
正是这种“耻感”观念在战争年代曾驱使“日本鬼子”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并使今天的一些日本人始终不愿、也不敢认真反思他们祖辈曾进行的那场侵略战争。
四、在有关侵略战争的社会教育方面，两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德国政府一直坚持如实地将希特勒的野蛮残暴行径公之于众，并对纳粹分子的活动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
1994年9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新的反纳粹和刑事犯罪法案，除继续禁止使用纳粹党的标志、口号外，还明确规定，凡宣扬种族歧视及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大屠杀的人均为犯罪行为者。为了向青少年准确地说明希特勒的战争罪行，德国在编写学校教科书时，曾专门征求过波兰的意见。
而日本政府却长期向国民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只是强调日本“受害”意识，而忽略其“加害”意识。从1948年起，文部省就不断要求修改教科书中有关批评军国主义的内容。80年代以来又多次掀起修改中小学教科书的风波。
修改后的教科书在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方面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种错误的历史教育毒害了战后的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年，使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得以“代代相传”。
五、两国对其周边国家和人民的认同感不同
地处中欧的德国，二战后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重新融入欧洲社会。
阿登纳上台伊始，就向法国做诚恳的道歉并得到了法国人民的宽容、谅解。勃兰特访问波兰期间，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双膝跪下，为此震动了世界舆论。1994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访问波兰时再次表示：“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他这番沉重仟悔的话得到了在场波兰人热烈的掌声。今天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家庭中平等而又重要的一员。
日本对亚洲则缺少认同。战后几十年，从战争废墟中再次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韩国、东盟诸国的总和还多。随着经济的发展，战败国的压抑感被优越感所取代，而且越来越瞧不起亚洲国家和人民，“大和民族优秀论”、“脱亚论”甚嚣尘上。
使得日本不愿意，也不屑于反省历史，并未真正认真看待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融入亚洲社会。
六、两国战后所处的地缘政治因素不同
深受德国侵害的苏联、法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战后经济、国力强大，在严惩德国法西斯方面态度也一直十分强硬，即使德国已经深刻反省了战争罪责也是如此。
直到现在，以色列还在坚持要将那些隐姓埋名流亡世界各地多年的纳粹战犯引渡回国并绳之以法。
而在亚洲，深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还处在相对落后状态。而且，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国内政局很不稳定，如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抗法、抗美战争等。
此外，为了冷战的需要，美国战后一直在扶持日本。这些都被日本政府利用，使日本国内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大大减少，极右翼的法西斯势力便得以发展。
综上所述，德国和日本在反省战争罪责问题上的态度如此不同，不是偶然的，有着十分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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