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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4 18:15:02
上海市市长在人民广场报喜：复旦获得了人工胰岛素
北京市委指示北大：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
中科院有机所表态：一个星期内完成任务
“反右倾”运动...[展开]
上海市市长在人民广场报喜：复旦获得了人工胰岛素
北京市委指示北大：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
中科院有机所表态：一个星期内完成任务
“反右倾”运动开始了。
直接的后果是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1959年底，在新调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们固步自封、按部就班、奉行“爬行主义”、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把科研工作进行得“冷冷清清”等。
批判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改组：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等被迫靠边站，改由一位1958年才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主持业务工作；1960年4月，又有十多位被称为“革命动力”的学生提前3个月毕业，作为“会战组”党支部书记、委员等加入了领导班子。
他们统一接受系党总支书记的指挥。
在这个缺乏科研经验的新班子的指挥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和“科研的主力军”。
他们“遇到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
在这些人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不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
”于是，北京大学的进展奇快，于1960年4月22日“合成了A链”。
受北大化学系群众运动的激发，1960年1月下旬，“在整风反右倾的基础上”，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也开始大量抽调工作人员支援原有的两个研究小组。
经过几次“苦战十昼夜”，他们于4月20日“合成了B链30肽”。
就在北大化学系和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复旦大学生物系横空杀了进来。
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生物系某党支部委员组织了六七十个师生，开始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 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组织了120名师生———包括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4个年级所有的大约80名学生———边干边学、不舍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
其方法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所做的类似，都不对中间产物作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前赶。于是，复旦大学报出来的进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就“完成了B链30肽”。
1960年4月19日～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
会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先后向学部大会献了礼，分别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二链。北大的代表还乘飞机把自己合成的A链带到了会场。
与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领导异常兴奋，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于24日当晚在中苏友好大厦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
只留下生化所拆、合小组的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胰岛素A、B链的全合成工作，要求他们一出成果，马上敲锣打鼓去报喜。 聂荣臻也和大家一道等着全合成的好消息。新华社事先写好了报道稿———标题为“揭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
可直到那顿在大饥荒时期极其难得的宴会结束，杜雨苍和张友尚也没能离开实验室。
4天之后，拆、合小组仍没能合成人工胰岛素。复旦大学则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上海市市长随即在人民广场宣布了这件大喜事。
这个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中国那么大，搞两个胰岛素也不算多。要求北大单独合成胰岛素。于是，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成立了新的B链组，大搞B链的合成。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竞争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 为了在竞赛中胜过高等教育部，在中科院院党组正、副书记的亲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决定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大兵团作战”。
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用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 分院党委书记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有机所代所长汪猷接着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就这样，在有关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严厉要求下，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群众运动。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参加这项工作。
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战斗组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们改当组员；生化所一个肽组的组长甚至是个连多肽都未见过的进修生。
他们“采取了一日二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
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还有些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决定“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生化所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王芷涯后来回忆说：大兵团作战啊，疲劳得要命。 我们有个工序是摇瓶，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摇瓶。有个见习员，是个女的，她在三楼把手伸出窗户摇瓶，实在疲劳，打瞌睡了，烧瓶就掉下去了。
这个烧瓶里面装的是一个八肽，所以大家就传“八肽跳楼自杀了”。都惋惜得不得了。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尽管有“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和“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的命令和决心，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乃至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
50天后，人工合成的A、B链“正式进行会师”，“总的情况是‘人A人B’全合成没有出现活力”。随后的20天内，“合成A链进行三次‘人A天B’测定，均无活力”。
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一直不欣赏这种研究方式。
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说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 他的建议得到了认真的考虑，10月份时参加人数下降到了80人左右，到年底时生化所剩下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缴了上百万元昂贵的学费后，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终于偃旗息鼓。不久，北大也因经费耗尽、成果阙如而鸣金收兵。与中科院相比，他们的人员伤病要严重得多。 有3名学生在实验中严重烧伤，另有60多名学生因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而患上了肺结核。
复旦生物系同样因为经费等问题于1960年下半年停止了相关研究。
七八百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除有机所留了一点产物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的都被当成垃圾倒掉了。
“大兵团作战”的收获几乎是一场空。
聂荣臻明确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遭遇惨败后，国家进入了调整期。有机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要“敲锣打鼓”把这个课题“送还生化所”，而生化所的绝大部分参与者心灰意懒，希望下马这个课题。
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情况也类似。
1961年，聂荣臻到生化所视察，明确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几亿人口，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一点钱，为什么就不行？你们做，再大的责任我们承担，不打你们的屁股。
合成胰岛素工作最终持续了下来，队伍被精干到20多人，大多为早期的参与者，研究方式也恢复到了以前冷清而脚踏实地的状态。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酝酿合作。
为了避免上次的教训，他们约定：“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你的’胰岛素，不搞‘我的’胰岛素，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
1964年年初，在邢其毅教授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陆德培、李崇熙、施溥涛、季爱雪和叶蕴华等五位教师（后来又增添了研究生汤卡罗）奔赴上海，开始和有机所的汪猷、徐杰诚、张伟君、陈玲玲、钱瑞卿等不分彼此的协作。
他们共同负责胰岛素A链的合成。而生化所方面，在钮经义、龚岳亭等人继续合成胰岛素B链的同时，拆、合小组仍在为提高重组活性而努力。
他们于1964年8月、1965年5月先后拿到了B链和A链。
1965年年中，当A链积累到100毫克（此时B链已积累到了5克）时，杜雨苍等人开始做全合成实验。出人意料的是，注射了合成产物的小白鼠并没有因惊厥反应而跳起来。
对所剩不多的A链视如生命的有机所所长汪猷拒绝再提供A链，认为不是B链就是杜雨苍的结合方法有问题。
生化所当然不同意这种判断，双方争论了起来，争论逐渐升级，大家拍桌子，丢电话，连电话机也给摔碎了。如此争吵，逼着杜雨苍经过多次模拟实验，创造出了两次抽提、两次冻干法。汪猷这才又给了他60毫克A链。
1965年9月3日，杜雨苍等人再次做了人工A链与人工B链的全合成实验，并把产物放在冰箱里冷冻了14天。 9月17日清晨，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汇聚到了生化所。
这次会不会成功呢？
当杜雨苍从放有冰箱的那个小实验室走出来，手中高举着滴管，人们终于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成果———闪闪发光、晶莹透明的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那实在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30多年后，已八十高龄的邹承鲁先生依然饱含激情地回忆道。
经过6年零9个月的努力，中国科学家终于在世界上第一次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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