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先生有哪些著作？

    朱启钤先生著有： 《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埂工程呈》 《中国营造学社缘起》 《中国营造学开会演讲词》 明·计成著 《园冶》朱启钤校释 元·薛京著 《梓人遗制》 朱启钤 刘敦桢校译 《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 《哲匠录》 朱启钤 刘敦桢 《存素堂丝绣录》 《李仲明营造法式》 《蠖园文存》 《女红传征略》 《丝绣笔记》 《芋香录诗》 《清内府刻丝书画考》 《清内府刺绣书画考》 《漆书》 《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朱启钤等校注 《王府井大街之今昔》 《朱氏家乘》 《开州志补集》 《黔南游宦诗文征》 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工段营造录》、 《元大都宫苑图考》、 《营造算例》、 《牌楼算例》、 《清式营造则例》、 《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 《髹饰录》 著名实业家、古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传奇人物，也是我国近现代政治和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中国上个世纪前半叶的动荡政局中，朱启钤留下了不同凡响的人生履历，先后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5个历史时期，曾出任北洋政府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一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并开办中兴煤矿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
  新中国成立后，朱启钤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全国政协二、三届委员。   朱启钤一生离奇曲折，沉浮宦海，毁誉交织，但他不恋权势，朗哲睿智，生平事迹遍传京、津、沪各地。
  如今，朱启钤的身影，在一次次的身份更换中变得日益模糊，然而依旧清晰的是他呕心沥血创下的为人称道的“累累实业”。 科学规划 改造京城 朱启钤热心公益事业，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对北京旧城作了科学规划，并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造，为北京的市政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被尊为北京城近代化的开创者。
     1913年，隆裕皇太后去世，国民政府决定在太和殿公祭3天，时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受命负责天安门内外指挥等事宜。当朱启钤走进社稷坛时，发现这座园林已经完全荒废，坛内草莽丛生，蛇鼠为患，于是他萌发了要把这块“地望清华，景物巨丽”的宝地，开辟为北京第一座公园的想法。
     社稷坛是明初永乐皇帝在修建紫禁城时，遵循“左祖右社”的规制，所建造的祭奉列祖列宗的太庙和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社稷坛。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决定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对外开放，以方便民间开展各项文化娱乐活动，并把它命名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又名“稷园”，创设董事会，出任董事长。
    随后，朱启钤把改建正阳门时拆除天安门对面千步廊的木料用于公园建设，还亲自规划指挥，不仅节约了开支，更使旧料得到充分利用。朱启钤对园中的千年古柏爱护有加，逐一造册登记，并安排人员对它们进行妥善管理，这些古柏至今仍郁郁葱葱，成为公园中著名的一大景观。
  据考证，中央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一所公园，此后对外开放的有北海、景山、颐和园、故宫等名胜古迹。  当时，中央公园内建设的主要景点包括: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园中还有一副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
  如今，它们仍然是中山公园的主要景点。 与此同时，朱启钤清醒地认识到有必要对北京旧城进行一次全面的科学改造。  他向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递交了《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埂工程呈》，当这一建议获得批准后，朱启钤立即在内务部设立京都市政公所，亲自兼任市政督办，主管城市建设和规划。
  1915年，在修筑有轨电车道，并且在改造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以及拆毁阻碍交通的瓮城时，由于遭到思想保守的封建卫道士和风水师的强烈反对，朱启钤找袁世凯商议。  袁世凯不仅表示支持，而且授予他一把银镐。
  6月16日，由朱启钤主持的正阳门改造工程冒雨正式启动，朱启钤在开工典礼上，手持大总统颁发的特制银镐(重约30两，红木手柄上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受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使交通永便”。
    这把银镐作为北京首次旧城改造的历史见证，现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图书馆内)刨下了第一块城砖。正阳门改造工程打通了北京城的中西轴线，为今天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改造北京旧城时，朱启钤稳健干练，事必果行，他经过科学论证后，有计划地进行各项市政工程建设，先后主持完成了辟北京西苑为新华门，拆旧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拆皇城城垣，改造与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与南北池子大街，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建北京环城铁路及东西火车站，改造前门城垣，推进南城香厂新市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工程。
    在大规模改造北京城的同时，作为贵州人的朱启钤还自筹经费，将周渔璜宅第改建为贵州会馆，使贵州人在北京有了议事和吃住的地方。正是由于朱启钤大刀阔斧地对北京旧城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市政改造和建设，因此人们赞誉朱启钤是北京旧城规划并使其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第一人。
   朱启钤在主持北京旧城改造时，还率先提出了古建筑“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制定古建筑文物测绘方案时，更是严格执行这一修复原则。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朱启钤担心日军溃败时破坏北京古建筑，为保证万一毁坏后能按“修旧如旧”原则修复，他曾筹措资金对紫禁城等进行实测，委托梁思成的弟子张铺率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生对南起前门，北至钟楼，包括天安门、端门、紫禁城四门、角楼、故宫三大殿、钦安殿和鼓楼等北京中轴线上主要建筑，及太庙和社稷坛两组古建筑群进行了精密测绘，制成数百幅精密图纸，为北京留下了首批珍贵的古建筑实测资料。
    如今，“修旧如旧”仍然是我国文物保护修缮的经典原则。 而在规划、改造北京旧城的同时，朱启钤为保存国宝，还创意成立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古物陈列所。1914年1月，朱启钤呈报大总统批准，决定开办“古物陈列所”，藉以保存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国宝文物，并派治格前往沈阳和承德办理。
    治格奉命把运来的文物在故宫外朝太和殿、中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展出。随后，朱启钤又争取到美国庚子退款20万元，在故宫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这样，古物陈列所基本具备了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雏形。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北京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并筹备成立博物院。  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宫内廷展示北京故宫文物。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
   创办学社 奠定基石 朱启钤热爱古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理论的奠基人。1930年，由他创办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将他的筹划与组织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早在1915年朱启钤担任内政部长时，他就受命修缮北京的皇宫，并恢复城门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监督这些工程时，朱启钤从那些一辈子维修皇家建筑的工匠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并且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他编印书刊，创建学社，对古建筑研究倾注了许多财力和心血。  他深感中国古建筑文献亟须有识之士发掘弘扬，否则大有绝灭之虞，诚如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所写的:“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
  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1919年，朱启钤路过南京，意外地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嘉惠堂丁氏影宋本的建筑典籍《营造法式》(宋代李诫著述)手抄本(即“丁本”)，随即缩小影印，次年又交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石印本印行。
     然而，由于“丁本”《营造法式》系辗转传抄“绍兴本”《营造法式》三次以上，错漏之处很多，影绘原图较为粗陋，而“崇宁本”失传已久。于是，朱启钤邀请挚友陶湘等人广搜公私传本，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进行校勘，并参考了民间各类《营造法式》抄本与引述过《营造法式》的书文，旁求博采，补所未备，参互考证；并且对书中建筑术语援引经史、分类解释；还按书中原注，访求清末工部老吏、旧匠师、样房和算房专家多人，收购各种建筑烫样、模型和图纸等，又请几位老匠师参与精心补绘了彩色附图，为古建筑研究人员和建筑工匠提供了形象的感性认识材料，从而将此“一线绝学”发扬光大。
    当时，参校者有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世五、阚铎、吴昌绶、吕铸、章钰、陶珙、陶洙、陶祖毅等众多名家。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以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该书后来成为中外公认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范本，不仅在内容上最大限度地校勘考订得准确完备，而且在版式印制等方面也非常精致考究，尤其在彩色套印方面精益求精，在中国古籍版本研究方面富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家及汉学家的极大重视。
    之后，朱启钤又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 1925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倡议成立“营造学会”，他私人出资，以他在北京的寓所为学社社址，旨在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
  1930年2月，“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发行《营造学社汇刊》，朱启钤亲自担任社长，并在故宫内废弃的一角，找了十几间西庑旧朝房作为研究所总部。  为支持研究，营造学社申请了中美及中英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经费。
  不久，朱启钤请学社成员、清华老校长周贻春专程赴沈阳，动员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加入学社。1931年秋，梁思成夫妇回京，正式加盟营造学社。此外，包括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以及许多财界和政界人士也先后加入营造学社，支持学社的研究工作。
    一时，营造学社群贤毕至，蔚然大观。 1932年，朱启钤请来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任学社文献部主任，主要负责搜集、校勘和编辑中国历代的建筑史籍，偏重文献研究。
  梁思成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建筑实证研究，重在实地考察，他先后或自己或派员深入华北、华中、东北及西南、浙江等地190多个县调查古建文物2730多座，确认隋代赵州桥、应县木塔、唐代佛光寺等众多闻名世界的古建筑，为我国文物保护修缮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批实测资料。
    梁思成晚年回忆，那时国内社会治安很差，每次野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总是事先通过社员中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处，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一帮文弱书生”，并派员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
  据统计，截至1937年，由梁思成担纲的营造学社法式部，除测绘故宫的重要建筑60余处及北平市内的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外，还离开北平调查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野外实地详细测绘的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林洙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探索出了一整套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科学方法，为撰写中国建筑史构建了扎实的科学体系。
     在营造学社，刘敦桢和梁思成潜心研究，分别主编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纲》和《中国建筑史》，与朱启钤出版的“陶本”《营造法式》共同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之作。
  此外，营造学社还培养和造就了瞿宣颖、林徽因、刘士能、陈明达、祁英涛、罗哲文等一大批一流的古建筑专家。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非常感激朱启钤这位伯乐，梁思成在1934年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序言中不无感慨地表示:“若没有先生(指朱启钤)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
  ”话是梁思成所说，实为夫妇俩共同的心声。   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因北平沦陷而停办。然而，此前的营造学社，不仅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我国古建筑书刊、专著30多种，在国内建筑学界和古建筑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实际有效的工作，对我国古代建筑结构、布局、用料、设置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使中国有了专门研究古建筑的组织，还培养了梁思成、刘敦祯等一批古建筑人才，推动了国内建筑业的发展，为国内外学者称道。
    诚如朱启钤自己所评价的:“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因此，有建筑史家这样评价朱启钤:“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
  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  ”并称誉朱启钤是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