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观念在古希腊就有了吗
在西方精神中，古希腊精神乃其历史的重要渊源和起点，它作为西方古代精神的主体而代表着西方精神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总体而言，西方精神之库中的自然精神、浪漫精神、自由精神、神秘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思辨精神等，都可以在古希腊精神中找到其雏形和根源。 因此，古希腊精神也为西方宗教精神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资源，为基督教哲学的形成埋下了意义深远的精神伏笔。
首先，古希腊贤哲对“物”自体和“物”之上（或“物”之后）的反思及其推理逻辑，构成了西方宗教精神中的“理性”传统，铸就其特有的“宗教理性”。 这种“理性”对此后形成的基督教哲学至关重要。西方宗教中的神学之思亦直接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以“智...全部
在西方精神中，古希腊精神乃其历史的重要渊源和起点，它作为西方古代精神的主体而代表着西方精神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总体而言，西方精神之库中的自然精神、浪漫精神、自由精神、神秘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思辨精神等，都可以在古希腊精神中找到其雏形和根源。
因此，古希腊精神也为西方宗教精神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资源，为基督教哲学的形成埋下了意义深远的精神伏笔。
首先，古希腊贤哲对“物”自体和“物”之上（或“物”之后）的反思及其推理逻辑，构成了西方宗教精神中的“理性”传统，铸就其特有的“宗教理性”。
这种“理性”对此后形成的基督教哲学至关重要。西方宗教中的神学之思亦直接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以“智慧”和“思辨”为特色，体现出追寻“物”之“源”的深度和领悟“形”而“上”的高度。这种“自然之探”和“超然追求”使西方传统中的哲学与神学得以打通，其“现实”与“永恒”、“此在”与“终极”之关切及其意趣最终在基督教哲学上达到整合和统一。
“哲学”（philosophia）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之用，其原意乃“爱智”，表达了人们“趋向智慧的努力”。毕达哥拉斯强调寻找规律，通过推演而达到抽象，由此发展出一种既抽象又神秘的“数字主义”，为宗教理性的逻辑论证奠定了基础。
罗素认为，基督宗教中视基督为“道”，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加以逻辑证明，其思路正是受了毕达哥拉斯的启迪。这种在认识“物”上达到抽象化的进路被亚里士多德所延续，并被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亚氏在研究自然世界，即外在客体上创立了一种“形而上学”，从而使对“物”的认知达到了一种升华和超越。
“形而上学”（metaphysica）在古希腊文中有“在物理学之后”或“在物体之后”这两种解释，前者在形式上源自公元前1世纪安德罗尼柯在整理亚理士多德的著作时将这14卷著述集为一册而放在其《物理学》之后，故给人一种直观理解；后者则因这些著述乃讨论“作为有的有”、“有本身”等问题，关心的是“在物体之后”，故给人一种抽象理解。
这后一种思路正好与《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相吻合而被中译为“形而上学”。但在中国语境中，“形而上学”因被视为“玄学”而往往也被解释为一种僵化、僵死的理论学说。实际上，“形而上”或“形上学”在西方语境中并非负面词或否定义，而乃指对物自体认知和理解上的一种抽象性、本体性和整体性把握，即一种“本质洞观”。
而这种对世界事物的“本质洞观”在西方宗教精神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它说明人对物的认知要具有超越和升华。“形上学”在此实乃西方科学精神之魂，它使科学建构、体系化成为可能。西方科学体系主要由其形上学和方法论所构成。
与西方文化相比较，我觉得在上述认知上有必要为“形上学”正名，我们仍需要挖掘和发挥这种“形上”精神和“形上学”，在认知世界万物之“本质”及其“整体”上获得突破性进展。在西方传统中，也正是有了这种被视为“太初哲学”、“元哲学”或“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督教哲学的构建和发展才水到渠成。
其次，与对“物”的认知相并列的，在古希腊精神中亦包括其哲学家对“己”的认识。此乃西方思想传统中“主体精神”的萌芽。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留有“自知”（认识你自己）和“毋过”（不要过分）的古代遗训，颇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庸之道”之古风。
苏格拉底按此启示而提出“认识你自己”，并通过认知而深感“我知我无知”。这里，苏格拉底已从认识“自然”之“物”而转向认识“自我”之“己”，从“外在”转向“内在”，从“客体”转向“主体”，因而代表着西方精神史上“主体意识”、“主体哲学”的最早开端。
可以说，苏格拉底对“自我”有限的认识和其人生态度上的超越“自我”，为西方宗教的谦卑精神、超越精神、拯救精神和殉道精神提供了宝贵资源。
再次，通过对“物”对“己”的认知，以及体会到这种认知的有限，柏拉图进而在其世界观和认识论上创立了其“理念观”。
柏拉图对个别与整体、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现实与永恒、此在与彼岸等关系有过深入思考，他基于人的存在和认知的有限性而指出“理念”乃为独立于个别事物和人类意识之外的神秘实体，这种“理念”作为永恒不变的绝对存在而是个别事物的“模式”和“范型”，有限存在的个别事物乃为完善“理念”之不完善的“影子”和“摹本”。
一方面，二者相分相对，本质迥异，具有天壤之别。但另一方面，二者在“模式”、“层次”上却有着“形而上”意义上的关联。在柏拉图看来，人们存在的这个现实世界乃是不真、不全、虚幻多变的，而世人不可希冀的“理念”世界却是真实、完美、绝对不变的。
柏拉图依其“理念观”而将世界加以绝对与相对、彼岸与此岸、完美与破碎的二元分割，但在二者之间却构设了一种信仰意义上的关联，倡导一种对绝对实在的间接感知或认识。这样，柏拉图亦为西方宗教提供了理性宗教精神的多种因素。
正因为有柏拉图“理念观”意义上的演绎推测，才可能发展出此后亚里士多德“形上学”意义上的逻辑论证。
最后，古希腊的宗教神话亦为西方宗教精神提供了丰富资源和灵性积淀。正如中国古代文化的楚、汉之分，南、北之别那样，古希腊宗教神话中亦有奥林匹斯诸神与狄奥尼索斯的区别，构成其日神与酒神精神的鲜明对照和各自的独特个性。
在以宙斯为主神的奥林匹斯众神谱系中，日神阿波罗为古希腊宗教文化主流精神的象征。阿波罗作为太阳神和光明之神是对古希腊文化中“稳健、遵守秩序”、“自我肯定”、“自信、好强”等精神特性的“形象化想象”。
阿波罗的外观被塑造为驾着太阳车运行的青年英雄，英俊潇洒，并因其追逐达佛涅却遭拒绝的风流韵事而给人浪漫、执著之感。日神形象的外观“美”所表达的古希腊主文化精神乃是稳健、秩序和中庸，是一种“史诗”性的展示。
与之相对应，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则是古希腊亚文化传统中宗教情感、追求和精神的绝妙写照。集酒神、水果神、葡萄之神和狂欢之神于一身的狄奥尼索斯表现出古希腊精神的另一层面，即“热情、好幻想”、“自我否定”、“激昂、冲动、放纵”、“空灵、逍遥、无拘无束”，其最高境界在于其忘我之“醉”所表现的心醉神迷、如痴如狂状态。
酒神精神突出了在磨难中达到的解脱、在痛苦中感受的狂喜、在沉沦中经历的净化、在毁灭中获得的永生，因而揭示了“悲剧”性情怀的深沉、凝重和扣人心弦。酒神精神表达了消除灵与肉之间的张力、克服人与神之间的分离这样一种努力或尝试，但其展示的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其陶醉自我的颠狂之态却是一条通往神秘主义体验的幽径。
实际上，这种与狄奥尼索斯崇拜相关的酒神精神对此后西方宗教精神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具有古希腊宗教主文化地位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的成功及其传承，则主要体现在其表达的与神合一的沉醉、自我否定的苦行和向死而生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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