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主流诗风，以及当时隐士的写作风格

东晋时期主流诗风，以及当时隐士的写作风格

看看下面文章也许对您有帮助 东晋的清谈风习与诗风的徘徊 谢氏家族的发迹在西晋，兴盛则在东晋时期。西晋社会风俗的易移，虽有魏晋清谈玄理的遗风，但很明显的是士人生活趋于实际的功利和享乐。从晋武帝一直到豪门贵族之家莫不如此，这无疑削弱了社会的根基，而愚笨不堪朝政的晋惠帝导致贾后干政和“八王之乱”，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衰微和灭亡。 晋怀帝当初为豫彰郡王时，正值“八王之乱”，他“冲素自守，门绝宾客，不交世事，专玩史籍”[30]还可以理解，但他即位以后，仍然依循好玩史籍的习惯，不是重振朝纲，而是讲论书籍，且他在位不足七年。晋愍帝继位只有五年，西晋就在奉匈奴刘渊为帝的石勒进攻之下灭亡了。 这时魏晋之际名...全部

  看看下面文章也许对您有帮助 东晋的清谈风习与诗风的徘徊 谢氏家族的发迹在西晋，兴盛则在东晋时期。西晋社会风俗的易移，虽有魏晋清谈玄理的遗风，但很明显的是士人生活趋于实际的功利和享乐。从晋武帝一直到豪门贵族之家莫不如此，这无疑削弱了社会的根基，而愚笨不堪朝政的晋惠帝导致贾后干政和“八王之乱”，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衰微和灭亡。
  晋怀帝当初为豫彰郡王时，正值“八王之乱”，他“冲素自守，门绝宾客，不交世事，专玩史籍”[30]还可以理解，但他即位以后，仍然依循好玩史籍的习惯，不是重振朝纲，而是讲论书籍，且他在位不足七年。晋愍帝继位只有五年，西晋就在奉匈奴刘渊为帝的石勒进攻之下灭亡了。
  这时魏晋之际名士风流的影响充分显示了它们的深刻性和长远性，前面曾提到的“竹林七贤”好酒放达的名士风范一直影响到东晋，一些人正是步了阮籍的后尘，以好酒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感到生命的存在给人岁月迁逝、国家兴亡的忧思，却也有享受生活的快慰。
  当时人们的放达不仅表现在饮酒上，还有其他的行为，如王导的次子王恬生性傲诞，不拘礼法。谢万曾经去拜访他，王恬稍坐片刻，即去洗发，然后披头散发而出，在庭院里靠着胡床晒发，神色傲慢，毫无宾主之礼。社会上的纵放风气激发尚刑名之学的王坦之写了《废庄论》，对“时俗放荡，不敦儒教”[31]进行批评。
  作为社会文化的建构及表现形式，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晋王室在东渡以后给士人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在西晋原本被淡化的清谈之风又兴盛起来。 　　 　　 　　 　　东晋出现很多名声很著的名士，如谢安、支道林、殷浩、许询，这些名士聚则为清谈之举，沉迷于清谈大有其人。
  有一则沉迷于清淡的典型例子：“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32]孙安国即博闻强识的孙盛，曾任过著作郎、浏阳令等职。
  殷中军即殷浩，曾任扬州刺史、中军将军。两人相辩彼此都不相服，“至莫（暮）忘食”，自然是清谈的沉醉。这种故事还有孙盛与殷浩辩《易》象，却也是彼此不相服。在东晋士人中，殷浩是一个很好清谈的人，曾与王导“清言”达三更，曾至刘尹处“清言”良久小屈而游辞不已，所以他与孙盛之辩最后进入强辩的阶段，和清谈之理没有大的关系。
  不过在这个故事中，清谈辩理一时间超越了生理上的需求，达到忘食的境界，也可以看出清谈的魅力。 　　 　　清谈所重的玄理，本于重天人之际的玄学，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它作为魏晋以来的哲学形态，有两种走向，一是哲学与社会政治的结合，“从哲学的高度论证社会政治思想，就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33]。
  一是人与自然的结合，“玄学所追求的是一种高远辽阔、澄明虚静、淡净冲和、超尘脱俗的理想境界。在此境界之中主体与自然、人心与道心、精神与物质似乎已经完全泯灭了界线，没有了世俗的纷争、没有了缠身的机务、没有了礼教的羁绊、没有了功名的追逐，留下的只是物我两忘、优游从容与超然自得”[34]。
  大而言之，儒、佛、道三家之说都可作玄远之论，三者本各有所说，却又不乏交叉说解的现象。如身为佛教徒的支道林解庄，阮修说老庄与儒学“将无同”而得了“三语椽”的雅号。三家之中，清谈者尤重的是老庄，以老庄之论为清谈的话题是常见的现象。
  他们秉承魏晋何晏、王弼玄学的老庄之本，虽不纯守老庄，却使老庄之学最为谈资。所谓“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35]出自殷仲堪的口，却是社会清谈风气的反映。谈庄子，上面提到谢安、支道林等人以《庄子酚娓浮肺?缸适且焕?Ｓ秩缣浮蹲?臃逍遥游》，以支道林最负盛名。
  支道林对《逍遥游》的领悟，使他在向秀、郭象之后独树一帜，王羲之开始不太瞧得起支道林，后来支道林遇到王羲之，请他稍留，说是与他小语，于是谈论《逍遥游》，支道林“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36]而才性论、言意论都是清谈的重要话题。东晋名士重才性，人的才学与性情二者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西晋时，钟会曾著《四本论》传世，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把才与性的对立与融合用四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东晋，最擅长才性之辩的是殷浩。他“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37]。一次，支道林和殷浩在相王府，时为相王的司马昱以才性辩。司马昱提醒支道林，才性论是殷浩的崤函之固，要支道林加以提防。
  本来就极会论辩的支道林，与殷浩辩起才性来，才四个回合，就入了殷浩的圈套，败下阵来。司马昱哈哈大笑，说这是殷浩的胜场，怎么能够和他争锋呢？东晋名士的言意论，本源于庄子的意不可言传和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
  　　东晋的玄言风气深刻影响了诗坛，相应产生了玄言诗。对此，前人也有评说。沈约《宋书沸涣樵舜?邸罚?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殚）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数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
   　　 　　刘勰《文心雕龙肥毙颉罚?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钟嵘《诗品序》：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这三则治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的人通常都引述的文字共同阐明：东晋的玄言诗是在玄言风习下形成的，深得老庄理趣，它们对传统诗风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建安风力尽矣”，揭?琳馐钡氖枭ナЯ私ò彩璞硐稚缁峥嗄押褪丝犊怪镜木瘛６恰板倮鲋牵尬叛啥彼硐殖隼吹亩枭崞宋鹘幕朗纭Ｔ诙飧鍪贝厥獾氖恰笆兰??，而辞意夷泰”，诗人不以诗歌表现社会正在遭受的艰难，反而以谈玄的诗意平和彰扬了一种独特的消闲心态。
  这里的情形是复杂的，上面提到的谢安、王导、周伯仁都表现出性格的双重性，一方面好清谈以消遣，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社会的责任。这是东晋时代特有的名士情结所致，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疏离政治或者说一度疏离政治，却不愿疏离玄言，影响诗歌走近了清谈的玄理，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情韵以及言志传统下蕴含的社会责任。
  沈约、刘勰和钟嵘对这些诗歌猛烈的批评，既看到了诗歌风格的演化，又看到了一种新的诗体出现。显然，沈约、刘勰和钟嵘在玄言诗的兴衰分期上有不同的意见，沈约和刘勰认为玄言诗盛于东晋，钟嵘则认为玄言诗兴于西晋，衰于东晋。
  实际上说玄言诗兴于西晋并不错，诗歌发展规律的本身，不需讳言任何新的诗歌风格都有萌生、兴盛及衰微的过程。王锺陵论及玄言诗的兴起时，就说到西晋孙楚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是一首玄言诗，除此还有张载、潘尼等人的诗间或有玄言的意味。
  同时王锺陵还引了沈约、刘勰、钟嵘以及檀道鸾等人对两晋诗风的论断，认为“严格地说，玄言诗阶段应从过江以后算起，宽泛一些说，从西晋末年永嘉之时开始，也是正确的。”[39]不过，钟嵘说东晋玄言诗只有“微波尚传”则是不太妥当的。
   　　 　　东晋公认的玄言诗人是孙绰、许询。孙绰（320~377），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佐著作郎、征西将军参军、太学博士、散骑常侍、廷尉卿等职。著至人高士传赞、列仙传赞、名德沙门赞，对儒、道、释三家学说各有所宗。
  他既说“肆观周孔之迹，谓至德穷于尧、舜，微言尽乎老、易，焉复睹方外之妙趣”；又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40]，视儒、道、释三教为一而抹去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界限，这就原始的儒、道、释之学来说，是不妥当的。
  它却适合魏晋以来的玄学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如是的孙绰同时是一个诗人，以玄远之思形诸诗歌是很自然的，这就有了所谓的玄言诗。与孙绰齐名的许询，字玄度，高阳（今属河北）人，生卒年不详。当与孙绰同时而稍晚，孙绰有诗可证：“孔父有言，后生可畏。
  灼灼许子，挺奇拔萃。方玉比莹，拟兰等蔚。寄怀大匠，仰希遐致。将隆千仞，岂限一匮。”（《答许询诗九章》其五）他称许询为“后生可畏”，说明许询年少于他。他还特别赞美许询“挺奇拔萃”的才华，希望他不断的积累而有大成。
  许询的玄言诗曾获很高的评价，晋简文帝就说：“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41]。其下注引《续晋阳秋》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
  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这里勾勒出许询、孙绰玄言诗的来龙去脉，标榜在当时佛理兴盛的时候，有郭璞以道家之言入诗开了先路。
  郭璞传诗不多，主要以《游仙诗》19首名世。它这里说的“道家之言”，其实更应该说是道教的神仙之言，与玄言诗中的道家理论是不相同的。孙绰、许询的玄言诗崇尚的是老庄之道，且有诗骚精神，相应地，他们诗歌里的玄言是儒、道思想的合一。
   　　 　　孙、许玄言诗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许询的诗今传的只有三首，其中有两首是残篇，完整的篇章是《竹扇诗》：“良工眇芳林，妙思触物骋。篾疑秋蝉翼，团取望舍景。”这首诗状竹扇既说良工思妙手巧，又说竹扇精妙，轻盈而有韵致，无一点玄言的意味，根本不能够视为许询玄言诗的代表作。
  王羲之有《答许询诗》，是寄情山水之作：“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松。”用它作比照思考许询之诗，多少可以说明许询有纵情山水的雅趣。孙绰在《答许询诗》九章其八里评价了许询所赠之诗，他说道：“贻我新诗，韵灵旨清。
  粲如挥锦，琅若叩琼。既欣梦解，独愧未冥。愠在有身，乐在忘生。余则异矣，无往不平。理苟皆是，何累如情。”从这里反思许询失传的玄言之作，孙绰的褒奖多少可以说明许询诗语言和理论的精美。他们所持的玄理有所不同，许询主张“忘生”，孙绰主张“无往不平”的视万物为一体。
  孙绰“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42]；长则沉浸山林田园之间。他在兰亭宴上，许多人咏玄理，他的《兰亭诗二首》则是状景抒怀之作，陶醉于山光水色，甚至说道“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藉以表现自己的愉悦之情。
  孙绰的《赠温峤诗》五章、《与庾冰诗》十三章、《答许询诗》九章玄言味都很浓，如《赠温峤诗》五章其一： 　　 　　大朴无象，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 　　 　　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
   　　 　　又如《答许询诗》九章其一：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这样的诗真的可当刘勰、钟嵘所论，诗以玄理胜而情韵寡。
  它们所用的四言形式以及语言的凝炼，使诗显得板滞而又因玄理时露机锋。前者的“大朴无象”出自老子的“大象无形”论，体现出老子“无”的哲学，在他看来，社会上倡玄风的人其实研究甚少，以致老子的精微思想后人难知。
  而温峤能用心于玄理，让他有“谁谓道辽，得之无远”的赞叹。温峤生于西晋武帝时期，卒于东晋，历仕数朝，官至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等，封始安郡公。有《回文虚言诗》残篇传世，惜只有两句：“宁神静泊，损有崇无”，就此多少可以看出他所好的玄理为老庄之学。
  后者则仰观自然万物，叙说机患、吉凶、智利、识情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孙绰在《答许询》的另八章中，还说“遗荣荣在，外身身全”；“散以玄风，涤以清川”（其三）；“戒以古人，邈彼巢皓。千载绝尘，山栖嘉遁”（其九）一类的话，把好道与好隐结合在一起了，这在实际上是玄学的新气象，说明孙绰好玄意趣的特质。
   　　王羲之与众名士聚集兰亭，喝酒赋诗，于是有一大批“兰亭诗”同时问世，由“风骨清举”的王羲之作《兰亭集序》以传其事。王羲之是这样写道的：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集序》虽然说了“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样的话[44]，但不再有古人那样的伤感，甚至可以说，从东汉末年以来的生命感伤情绪到这时候开始趋于淡化，对生死的认识更理性化了。
  这与日益滋长的玄学内蕴的庄子生命观相联系，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否定的庄子一死生和齐彭殇之论，分别出自庄子的“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45]的生死论和“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46]的相对论。
  他以庄子之说为谈资，并不绝对以庄子之说为是非，固然是在正视人的生命存在以及人生命消亡的不可避免，清晰地表现出他自己的人生观。 　　 　　然而，众多的《兰亭诗》不是如此。“兰亭诗集”今无传，逯钦立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收集了兰亭集会26位诗人的“兰亭诗”37首，这些诗人是：王羲之、孙绰、谢安、谢万、孙统、孙嗣、郗昙、庾友、庾蕴、曹茂之、华茂、桓伟、袁峤之、王玄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涣之、王彬之、王蕴之、王丰之、魏滂、虞说、谢绎、徐丰之、曹华。
  这些诗歌同题为“兰亭诗”，其中有11位诗人作诗两首，作两首的都是四言体、五言体各一，这种统一的形式和表现风格，表明当时作诗存在着彼此约定或者说诗人的共同趣味。其创作最为直接的动因是兰亭之会里的酒兴诗趣所致的各言其志，桓伟在《兰亭诗》里就说：“宣尼遨沂津，萧然心神王。
  数子各言志，曾生发清唱。今我欣斯欢，愠情亦暂畅。”他用《论语》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孔子坐的故事，暗示兰亭诗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一理念之下，人们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思想个性。
   　　 　　这些诗各有特色，总体上演化庄子思想的痕迹很深，一是庄子万物齐同的思想，如“大哉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王羲之）；“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谢安）；“超迹修独往，真契齐古今”（王涣之）。
  这里有万物的齐同，万理的齐同，人既在万物之中，就可以超然于形骸之外了。与庄子“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i??怪，道通为一”[47]的思想紧紧相承。
  二是庄子全性保真、逍遥自然的思想。如“神散宇宙内，形浪濠梁津。寄畅须臾欢，尚想味古人”（虞说）；“愿与达人游，解结遨濠梁。狂吟任所适，浪流无何乡”（曹华）。实际上，仔细地审视《兰亭诗》就可以发现，在庄子万物齐同、全性保真的思想下，生与死的界限模糊了，生为自然，死也为自然，就像庄子曾说过的一样，人的生命运行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从而也就无所谓生死了。
  至于佛教对人死亡恐惧的消解在这时还没有庄子影响的深刻和广泛。 　　 　　不是偶然，在创作了两首兰亭诗的诗人中，往往一首说玄理，一首纪游状景，可以看下面的例子，孙统《兰亭诗二首》： 　　 　　茫茫大造，万化齐轨。
  罔悟玄同，竞异?恐浮Ｆ讲四保歧惨浮７参已鱿＃谏狡谒? 　　 　　地主观山水，仰寻幽人踪。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因流转轻觞，冷风飘落松。时禽吟长涧，万籁吹连峰。 　　 　　王凝之《兰亭诗二首》： 　　 　　庄浪濠津，巢步颍湄。
  冥心真寄，千载同归。 　　 　　 烟?比岱缟龋踱推尽＜菅杂胧庇危幸Ｓ惩ń颉? 　　 　　王徽之《兰亭诗二首》： 　　 　　 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秀薄粲颖，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
  归目寄欢，心冥二奇。 　　 　　 先师有冥藏，安用羁世罗。未若保冲真，齐契箕山阿。 　　 　　这些诗人说理状景的形式有所不同，或以四言诗状景，或以五言诗状景，说理亦然。他们所谈的玄理仍然是以庄子思想或庄子的人生精神为旨归，于是人们可以看到的是“茫茫大造，万化齐轨”的万物齐同，在这一本源于庄子的思想指导下，对于人生的态度应该是自然而自由的。
  他们把庄子的人生视为隐士人生，表现出至为仰慕之情。其实是他们内心世界、自我性情的写照。孙统性好山水，诞任不羁。为鄞令、吴宁令时，不关心政务，而纵意游肆名山胜川。王凝之、王徽之是王羲之的次子和第三子，凝之笃信五斗米道，任会稽内史时遇孙恩攻会稽，荒唐到祈祷求鬼兵破敌而不作防备，结果为孙恩所杀。
  王徽之性情也是卓荦不羁，好竹，有“何可一日无此君也”的名言；在会稽时，雪夜访戴逵，经宿方至，造门而返，称“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传扬一时。他们对庄子的追寻，无疑是自我的人生意趣所至。
  与他们同时的孙放作《咏庄子》，其中也说“巨细同一马，物化无常归”，足见所谓的万物齐同思想在当时社会上的流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从这里立论与众人的思想唱了反调。庄子思想促成人们寻求心性的自然，从而使他们易于陶醉山水，并像以诗叙说玄理一样，也以诗叙说自然的美丽及自我从中获得的愉悦。
  所谓“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烟?比岱缟龋踱推尽保弧坝斡鹕认觯墼厩宄亍保淙辉谟镅缘谋硐稚瞎首鞯褡粒惺ё匀唬站炕故窃诒硐肿匀簧剿锷庥胨且允溆泶筇逡恢拢诓煌姆矫嬗跋炝耸拿骺斐┐铮床挥跋炖纪な腔苍谛杂肷剿洌佣怪髁搜粝陌诵皇绲南惹? 　　 　　同时，还应该提到的是东晋另一位名士陶渊明，虽然没有资料表明东晋的谢氏家族或者是谢氏中人和陶渊明之间的关系，也看不到陶渊明的诗歌风格与阳夏八谢诗歌风格的相互影响，但陶渊明以其田园生活和田园诗昭示了东晋诗坛的另一种面貌，人们常把他和谢灵运相提并论，南宋严羽说：“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
  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49]陶渊明与诸谢处在同一个时代，他略小于谢混，而长于谢灵运、谢惠连等人。他与诸谢有不同的生活取向，诸谢人生的得意或失意，都表现出对仕途的兴趣，好山水而且没有真正地隐于山水。
  陶渊明虽然隐于田园时有骋志于仕途之想，但终究是静穆于田园，乐于躬耕而不谋求以禄代耕。 　　 　　严羽论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的优劣，诸如此类的评说甚多，其中不乏有人认为从陶渊明到阳夏八谢中的重要人物谢灵运，诗歌风格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今人孟二冬把陶渊明与谢灵运的诗歌风格作了比较,认为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从写意到摹象,从启示性到写实性。然后他说：“从陶渊明到谢灵运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
  在谢灵运的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
  这新的特征成为‘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50]这一说法受到袁行霈《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的影响，有些道理的，但应加以辨析。至少应该注意两点，一是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表现出好酒与有玄言，与东晋的社会风习相吻合，他的诗歌可以说集了田园诗的大成，却不能说集了这一个时代诗歌的大成；他身处田园，不仅不关注社会生活，也不关注诗坛的状态和发展，而是自我的吟咏，诗歌风格与当时诗坛的诗歌风格明显不同，成为当时诗坛的另类，这正是诗歌个性化的结果。
  二是谢灵运在谢氏家族诗人中，不是第一个写山水的诗人,他的族叔谢混的《游西池》就有山水的描写，而在谢混以前，又有谢安、谢万在《兰亭诗》里写山水。况且在兰亭集会上产生的众多山水诗，都是谢灵运山水诗的先导，那么山水诗的开创之功当不归谢灵运，只说是谢灵运在当时山水诗的创作中被人们认为成就最高。
  对此则是可以认同的。 　　 　　这些让人在论说阳夏诸谢时不可能无视陶渊明。那么，先略论陶渊明再探讨阳夏八谢之诗吧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