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麽美国人轻轻松松的学习，而后
我同意很多回答者的回答，正是学习的境界的问题。做想做而且能做的自然轻松，不然就难了。不过美国的小孩子在家长的这种理念下很早就明白了，而我们的则需要很久之后思考了才可能知道。所以就是这样了。这种现象是急需改革的。
最近有本书很好的，王宏甲写的，其中报告文学《走向新教育》应该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这是部分内容：
第一章
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
1．带着一个谜出发
北京市打算在2003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邀请我采写。 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最多师生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全部
我同意很多回答者的回答，正是学习的境界的问题。做想做而且能做的自然轻松，不然就难了。不过美国的小孩子在家长的这种理念下很早就明白了，而我们的则需要很久之后思考了才可能知道。所以就是这样了。这种现象是急需改革的。
最近有本书很好的，王宏甲写的，其中报告文学《走向新教育》应该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这是部分内容：
第一章
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
1．带着一个谜出发
北京市打算在2003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邀请我采写。
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最多师生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先去访问。
这是2003年春。出发那天，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冯刚处长开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感激也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这邀请包含着一种信任，焉能不感激！说带着一个“谜”，则因为北京最富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实验中学等，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就来到了石景山区委教育工委所在的大院。
我开始接触这个“世界”，首次接触的是一个座谈会，我们到那儿时，那儿的人们都已经坐好了。“这就是王能智老师。
”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训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
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
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2．自信心和成功感比知识更重要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
2003年2月张逸民访问新西兰，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很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尝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
由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我们的学生承受那么大的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
张院长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
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近学。我们的教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
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接下来我说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
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
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3．你可知何谓“正螺旋状态”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曾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
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
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我们家搬到水库工地。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
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他写道：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
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
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
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成功的轨道。
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遭到嘲笑和批评，如果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遭受批评，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
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
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4．我与孩子
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
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如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点借鉴价值，也算是有点益处吧。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们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脑海。
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第一个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我们觉得：行！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
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全对了，有一个字漏了一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我们知道孩子的及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
好吧，我们配合培养他“认真”。但孩子被罚50遍漏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
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
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
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
我说，那还怎么听课？
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
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
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
他说，他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他扫地。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
他说，黑板上的作业他还没抄完。
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投抄完？
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
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跟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连环画基本看完。后来“文革”，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
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
现在看来，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
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位初一女生自己积钱想买一部《哈里波特》，快积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里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动，而是说：“没劲透了！”从此拒绝看《哈里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里波特》，这多合适呀！可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与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为此已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的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是在他的精神深处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
“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每天清晨，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是进不了高中了。
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
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儿子说：“爸，我会！”这一年，他15岁了。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