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方孔钱

    货泉钱究竟始铸于何时？它的铸行时间又究竟延续多久？ 　　关于这个问题，由于《汉书·食货志》和《汉书·王莽传》的记载不一，导致了两千年来的争论不休，有的主张天凤元年(公元14年)，有的主张地皇元年(公元20年)究竟谁是谁非？要解开这个谜，只有依靠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对《汉书》本身的深入研究；一是运用钱币学的方法，依靠实物佐证。
     　　如果把《汉书·食货志》和《汉书·王莽传》对照着读，便会发现，在同样记述王莽币制变革内容的时候，两篇文章之间，有相互借鉴，相互依赖的地方。譬如：《王莽传》在叙述第三次币制变革时，主要着笔在变革的前因后果，兴废情节，而对“宝货制”本身内容，则一字未提，仅用“于是造宝货五品，语在食货志”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一笔带过。
    这就明确地告诉读者，《食货志》里写了的内容，这里不再重复。与此相应，《食货志》在描述这次币制变革时，重点就不一样，它着力对金、银、龟、贝、钱、布等“宝货”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
  至于变革的前因后果，兴废情节便不再叙述。应该说《汉书》作者的这种构思和安排是完全合理的，他巧妙地避免了两篇文章的文字重复，使读者看后，各有所得。  但是，这样一来，就单篇文章而言，难免会造成某些遗漏，甚至含糊其辞，语不达意，给后人带来不少误会和麻烦。
  譬如，《食货志》为了不写或少写情节，却把王莽第二次币制变革漏过了。对于第三次币制变革的时间，也只笼统地写了三个字：“莽即真”，究竟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交代清楚。  但在《王莽传》中却记载得比较详实。
  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其它章节也会发生。于是，我们在读《汉书》的时候，必需前后照应，把有关篇章对比着读，以资相互补正。 　　为了弄清王莽第四次币制变革的真相，我们当然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
   　　粗一看，《食货志》说天凤元年，改作货布、货泉二品并行。  《王莽传》却说，地皇元年，罢大小钱，更行货布、货泉，两品并行。两篇的矛盾似乎很明显，但深入推敲一下，就会发现新的文章。
  《食货志》在天凤元年记述货布、货泉二品并行之后，紧接着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夹大钱矣”。  剖析这段文字，大抵包括三方面内容：(1)在第四次币制变革宣布以后，“大泉五十”作为一种过渡性货币，还允许继续通用；(2)“大泉五十”在继续通用期间，币值不再是一个当五十，而是和新货泉钱一样，“俱枚直一”；(3)“大泉五十”作为过渡货币的年限是六年，“行尽六年，毋得复夹大钱”。
    这最后的一句话，至关重要。因为，从天凤元年起算，六年之后正好是地皇元年，它恰恰和《王莽传》中，地皇元年的有关记载，可以联系上。也就是说，天凤元年开始宣布的第四次币制变革，在天凤的六年间(公元14－19年)并没有得到完全实施，而由于种种原因，“大泉五十”仍然作为通货使用，甚至“小泉”也可能没有完全杜绝(一种被废除了的钱，仍然夹杂在通货之中，这在货币史上，尤其在金属铸币时期，是常见不鲜的)。
    鉴于这种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落实第四次币制变革，王莽借改元之机，亦即地皇元年，再次申领，“罢大小钱”，只准货布、货泉两品并行，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来理解，《食货志》和《王莽传》并不矛盾，而应该是互为补充。
   掌握观赏品相至关重要。古钱币的投资价值、增幅大小与品相密切相关，同一钱币若有品相差异，则价格之差往往高达十几倍甚至几十、上百倍，足见其品相的重要。  无论钱币珍罕与否，凡有币面模糊、轮廓缺损、锈蚀严重、看相较差者，尽量不要收藏。
  收藏古钱币时还应注意是否有月纹、星纹等标识，古钱的鉴别以背文来区分铸造年代和地址，品评其稀珍。一般来说，钱币背面有月纹、星纹等记号的要比背部光面的更有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