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的冤情，案例一：

    从法律上来讲该医生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即无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的管理或服务的事实。

无因管理,主观上,管理人应当要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在客观上应按有利于被管理人的方式管理事务。
  管理人的赔偿义务通常只负重大过失赔偿责任。而该医生的行为既无过错,又无重大过失。  

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医生如不管理,产妇的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殃及生命。虽然,此医生不是妇产科医生,在接生过程中还给小婴儿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但是很显然,这个损失与产妇当时潜在的危险相比小得多(如无人及时救助的话)。
  另外,小婴儿产下后,家属居然不去医院重新做检查,对小婴儿的损害应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不管从法律角度讲还是从人情道德角度讲,该医生不用负责任。

退一步讲,即使当时那人不是医生,或者没有行医证,主动帮助接生,如果既无过错,又无重大过失,也不用负责任。
  卫生局的处理是错误的,该医生可以通过去法院起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楼上提到紧急避险,这个说法应该也成立。  对于"♂☆沉默づ♂"圣人的观点我完全赞同。

产妇家属的行为很让人痛心。
  而这一段时间以来,楼主围绕着"网上处方要不要负法律责任"而不断滋事,其实也很令人痛心。的确,有不少假医生,真骗子利用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手段非法营利。
    但是你自己判断一下你一直攻击的那位中医他是这样的人吗?他向任何一个患者索要钱财了吗?有哪位患者认为吃了他的药之后健康受到损害了吗?一个从业三十余年的老中医,他有的只是救死扶伤的高超手段和仁爱之心,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恐怕不比某些有正规执业执照的医生少!
哲学家说,看事物要看本质,你何必要死死抓住一点表面大做文章呢?。[收起]

   在这个年头,好人难做呀!既然大家都说依法行事,医生们就必须学会与时俱进.一事当前,首先要保护自己.如果自己不负有法律义务的事,千万不要沾边.否则只能是费力不讨好,自取其辱.[收起]

    案例1：某国有医院中年护士，很愿意帮助别人，经常业余帮邻里打针等等。一次下夜班邻居求她帮助扎个“静点”。这是个不用做试敏的药物，已经头一天在医院里打过一次了。 点了十多分钟，突发过敏反应来不及抢救死亡了。
  该护士第二天就被家属的儿子们绑着跪在灵棚前，反复按着他磕头谢罪，当时的泪水和地上的泥土涂满了脸，她已经哭的没有声音了。  邻居打了110，警察看了后，说：医疗的事情说不清楚，就走了。
  卫生部门的结论是：该护士工作单位外非法执业，属于违法。但是道德上给予支持。死亡为不可预见的特殊体质。应该予以协商赔偿。

案例2：一个工作多年即将退休的内科老主任，回农村看望乡下的老人。路途中，他遇到一突然临产的产妇，离最近的一所医院都要几十公里，而且已经来不及了。
    职业的感觉使他不能袖手旁观，他挺身而出，亮出工作证，为这产妇接了生。还算顺利，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本行。回到单位，他也淡忘了此事。一个月后某天。他突然在工作的医院见到了这产妇和家属们，不是来感激的，而是问罪。
  原因是他们发现了孩子的锁骨有个“包”。到医院接种疫苗的时候，证明是锁骨骨折已经愈合了。  家属此次前来是讨说法的。

他被告到了卫生局和相关部门，也了解了确实是有证件的但却不是妇产科医生，接生时导致了婴儿锁骨骨折了。
  卫生局的人告诉他，这是应该赔偿的，但也属该鼓励的乐于助人行为的范畴。不过法律对他造成的孩子伤害并不能免责。赔偿给了5000元，患者家属不同意要求三万。  每个礼拜都来他的医院骂，没有办法，他调离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从这两起医疗纠纷赔偿案中，折射出眼下医患间救人有“罪”的现状。那么，究竟医生该不该救人，又如何依法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我以为，一些观点被混淆了。

就第一个例子而言，这位护士的乐于助人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所以注定了其行为的本身错误。
    撇开“非法行医”不谈，护士的错误在于，其“乐于助人”的光环下，一方面掩盖了对生命科学的忽略，也说明了这位护士对医疗行为可能出现的风险认识不足；另一方面，还助长了人们对生命科学的漠视，本该充满敬畏的神圣的医疗变成了儿戏。
  所以，这位护士的行为是绝对不应提倡的，连从道德角度讲都不应提倡，因为其行为本身，即是对生命科学的漠视。  

但不得不说，其后发生的一切，法律是应该介入的，110借口医疗纠纷不予干预是不作为更可以说是渎职。
  这位护士事实上已经被人身拘禁暴力侵害，死者家属的行为显而易见严重违法涉及犯罪（有如绑架），而不是如某些律师所说的无明显的违法行为。既然说法律，即应一二分明，医疗过错行为是医疗过错，决不能以之为借口为后面发生的犯罪行为免责，而应严惩不贷！可叹可悲的是即使在公安执法部门乃至法律界律师界，将此二行为混为一谈的大有人在，往往对闹事者以“人都死了，情有可原”为托辞纵容，放任其对他人的人身侵害甚至发展到打砸医院。
    这就为眼下医闹横行以及黑社会介入医闹酿就其发酵的土壤。

第二个例子才是真正需要认真讨论的情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第一个例子中，那位护士“乐于助人”对象也就是救助的就法律角度而言的客体，其本身并未受到任何需要紧急采取医疗干预的情形，你不“乐于助人”对其无何风险，相反却有可能因为你的“乐于助人”让其承载了其本可避免的潜在的医疗意外风险，所以可认定那位护士作为的负面性并进而明确非法行医的危害，第二个例子却不同。
    

至于为什么又说第二个例子与第一个例子不同？

因为在第二个例子中，如果无相应的医疗干预，孕妇母婴都可能面临生命威胁。虽然从执业医师法的角度而言，该医生涉及“非法行医”，即执业地点与执业类别错误，但从民法角度而言，明确了“紧急避险”，也就是说，当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公共财产遭遇威胁时，为了挽救生命与保护公共财产不受损失，允许采取必要的方法手段甚至是适度违法（比如适度侵害，比如为了把受伤司机从驾驶位置挪出必要时切割汽车的损坏公物）。
    较之于婴儿的健康权而言，母婴的生命权更重要，为了挽救母婴的生命，违反执业医师法既情有可原，也有法可依，因为民法的“紧急避险”原则适用此等情形，而民法较之执业医师法为上位法，法律的法律效应高于后者，所以，从法律角度而言，该医师的医疗救助行为合情合法，对其追究责任实为对法律的错误解读。
    

遗憾的是，目前的法律实践中，却反其道而行之，片面过度强调了执业医师法，动辙以“非法行医”为名对当事医师处以巨额天价赔偿，如此，医生只能是见死不敢救。还应说明，既然涉及“非法行医”，则执业医师法从法律角度而言不适用于该所谓的“医疗纠纷”，这在执业医师法里有明确说明，故“举证倒置”不适用该案例。
    由“非法行医”导致的纠纷适用的法律为民法。而按照民法通则，谁主张谁举证，应由患者举证其婴儿的锁骨骨折是由该医生的接生行为导致，比如接生后即摄X线片，比如说接生后有相关医院的即时锁骨骨折的记录。
  否则，从法律角度而言，该当事医生完全可以以其证据不足反诉其名誉侵权。

同样遗憾的是，眼下的司法实践中，在医患敌对大环境下，在所谓同情弱者的司法“原则”下（而相关何为弱者早以先行确定即患者），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以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法律解读的随意性，片面性与功利性。
    选择性执法，在相关医疗纠纷的处理中犹为突出，也为医患敌对推波助澜雪上加霜。

正因为此，我以为目前的法律界律师界同样存在着功利性的问题，律师界可能更明显些，因其就是要钻法律的空子才有可能为其委托人打赢官司。
  而法官则受政治影响甚大，既然医患大环境要拿医生替罪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那么，法官（这里不说法律）的倾向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司法独立，在我国还遥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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