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愤青”在各国的出现

1.再怎么定义愤青，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纵观世界，愤青的力量和情感是不缺的。首先，国家利益不是一个国家所有国家利益的简单总和。每个国家内部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非常不同。国家的每一项具体政策都不可能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满足全体人民。

2.其次，即使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和哲学也可能不同，有时甚至完全对立。这些对立和差异往往表现在国家的外交政策上，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鹰派和鸽派之争。比如，美国对华政策中关于接触与遏制的争论由来已久，伊拉克战争前有主战派和反战派两大派别。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他们之间的严重对抗甚至导致前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在我国以东的日本，也有坚持和平的势力和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极右势力。

3.这些鹰派、强硬派、极右分子，和中国那些被称为愤青的人很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相反，他们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与鸽派、温和派、和平势力交替出现，成为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软硬两手或黑白面孔。强硬派恶化关系，然后温和派送胡萝卜；温和派无法让另一方屈服，所以强硬派出来挥舞大棒，为他们的国家寻求最大可能的国际利益。

4.随着我国的发展，我们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今后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因此，我们也应该有更好、更成熟的政治和技术来处理国际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一个成熟、冷静、理性的外交政策，但同时也需要愤青的激情，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冷静、理性并不总能解决问题；有时候我们需要激情甚至非理性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合法的国家利益。

5.当我们遇到鹰派、极右派，甚至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者时，用完全理性的手段顾全大局，一定会吃亏。在对方强硬政策当权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冷静理智的面对，还要有强硬的措施可以饶过，避免对方的全面胜利和我们的损失。也就是说，当对方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策时，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民族主义来应对，对方温和，我们自然也会温和。如果压制“愤青”，无异于浪费武功。“愤青”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舆论，应该受到我国的尊重。舆论可以抵御外国对我国的强大压力和不合理要求。尤其是在与西方民主国家打交道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的民意，中国已经为我们的外交官在谈判中赢得了一个回旋的余地。